庆阳古邠国庙址的重要证据：先周历史文化新探

第二节　庆阳地区周文化遗址对古邠国的确证

一、关于庆阳地区考古学周文化的说明

关于周先祖在“戎狄之间”的“豳”地所建“古邠国”，因汉以后对“邠”“豳”二字的混用，错把早已存在于戎狄之间，意指一个较大范围的豳地，误认为就是后来周先祖所建立的邠国。于是后世学者就殚精竭虑地寻找豳，以为找到了豳就是找到了周先祖所建立的那个豳国，因前提已错，因而便把美阳亭边的豳山错当成豳国。三个不同概念的混淆，导致了问题的复杂化。其实就豳地而言，说不定在上古时期除豳山外，还有什么豳河，什么豳谷的，若循此思路寻邠，只能是歧路亡羊，即就是找到了豳，未必就是周先祖所建邠国及其都邑。因此以豳代邠，把周先祖所建邠国定在旬邑、彬县之间是难以成立的。也有学者以山西有“邠”一名，从而把邠国定在山西。以邠寻邠是对的，起码一点，他尊重了秦以前的文献记载。然周先祖未必到山西避难，而且其距夏统治中心如此近，能否避得了尚属难说——他忽视了不窋率周族亡命的政治因素和军事因素。所以对这一说笔者亦不敢苟同。近年，考古界把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基本确定为五帝(黄帝、颛顼、尧、舜、高辛)和夏的都邑。若此，山西说就更难成立，不窋窜往山西，非但避不了夏乱，反似自投夏人罗网。

无论那一说，其说必有据，主要问题是所依之据是否合理合情。我们研究探讨这段历史，主要依据三个方面:一是文献记载，二是民俗文化印证，三是文物考古资料。这三方面中，文物考古资料是现阶段进行史学研究的极其重要的实物资料，它为文献和民俗文化提供直接证据。只有把这三个方面统一起来，才能真正弄清这段混沌不清的历史。

考古学的周文化，指的是周族所创造的文化，包括先周和西周两个时期，即殷商和西周两个历史阶段。1998年出版的《庆阳地区志》，把庆阳地区的周文化遗址称为“周代文化遗址”，犯了概念不清的错误。诸如此类的错误还有:把宁县出土的西周青铜器“中生父鬲”照片错注为“师伯盨”，这是不懂文物所致。宁县湘乐镇宇村谢家遗址出土了两件西周青铜器，都有铭文，一为“师伯盨”，一为“中生父鬲”，两种器物器形大相径庭，只要把照片一对照就分得清。这种错误虽一字之差却影响极大，不但割裂了历史，还会引起学术上的混乱，给学术界弄清这段历史造成负面影响。

庆阳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分期是基本明晰的。在新石器时期先是仰韶文化、齐家文化两个文化时期，接下来就是周文化。由于庆阳地区与关中接近，地缘关系使得庆阳地区仰韶文化与关中文化具有同一性。因此其分期亦以关中文化分期为标尺，分为半坡、史家坡、庙底沟和西王村四个类型。在区内除史家坡类型发现尚少外，其他三个类型都存在，且文化分期至为分明。到了齐家文化时期，庆阳地区的文化分期与关中已有所不同，关中称为庙底沟二期文化和客省庄文化，庆阳地区则称为齐家文化。齐家文化学术界公认距今在4100年到3600年之间，约存世500年。1979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泾渭工作队对镇原县城茹河南岸常家山文化遗址进行了发掘，出土了一批与齐家文化不相同的器物，经碳14测定为公元前2930±180年(树轮校正)，比传统齐家文化约早800年左右，因而工作队队长胡谦盈先生定名为“常家山下层文化”。尽管有学者对此命名有不同看法，认为它应是仰韶文化晚期与齐家文化早期的过渡性文化，应归属于齐家文化范畴。但胡先生的“常家山下层文化”的观点已公之于世，不少学者已在引用这一说法。因此，为了不造成混乱，我们把庆阳地区新石器文化时期分称为仰韶文化、常家山下层文化和齐家文化三个阶段。

齐家文化存世时期基本上与夏代的时间相当，因此庆阳地区的齐家文化时期也就是历史学的夏朝时期。庆阳地区齐家文化之后就是周文化时期，没有历史学上的殷商时期，这样庆阳地区周文化也就包括了历史学的殷商时期。庆阳地区对各时期的文化遗址发掘甚少，对于齐家文化及周文化因资料所限未曾进行详细分期，使得对于周文化中哪些属先周文化(殷商时期的周人文化)，哪些属于西周文化无一确定的界限。但因其与齐家文化紧密衔接，因此称庆阳地区的周文化为先周文化就有一定根据。同时，庆阳地区的周文化从目前已发掘的两处文化遗址常家山遗址和合水九站遗址的地层关系看，常家山下层文化和九站寺洼文化(碳14测年距今3370±110年)之上都压着周文化，常家山下层文化与九站寺洼文化，二者之间相差达500年之多，比齐家文化的存世时间还长。这说明庆阳地区的齐家文化和周文化的复杂性，也说明庆阳地区的周文化即为先周文化。^[6]据此，我们认为对庆阳地区齐家文化和周文化遗址进行发掘，并对其详细分期势在必行。它不仅仅是庆阳地区文物考古的需要，也是进一步更准确地弄清先周这段历史的迫切需要。

庆阳地区在夏末周族到来之前为戎狄之地，在商末周族离开(未完全撤离，有周遗民)后，又为戎狄所居。尽管以后有季历攻占西北戎狄之地、文王伐密须和犬戎之事，但这里的戎狄之族实为西周时的“荒服”区域，仍为戎狄文化区。春秋战国时的义渠戎又在此建立了义渠戎国。纵观庆阳地区新石器文化和周文化、春秋战国文化，周文化在历史长河里仅仅是一个大的历史时序上的插曲。因此，弄清庆阳地区周文化的详细分期，只要对部分重点遗址进行有计划的发掘就有可能实现。

二、宁县及庆阳地区的周文化遗址

宁县境内及庆阳地区，分布大量周文化遗址。庆阳地区的仰韶文化遗址458处，齐家文化遗址180处，仰韶文化和齐家文化混合遗址118处，周文化遗址111处。在全区111处周文化遗址中，宁县就有65处，约占55%以上，其他7县区共计46处，它们分别是合水24处，正宁3处，镇原10处，西峰区3处，庆阳县(今名庆城县)3处，华池县3处，环县1处。宁县的65处周文化遗址遍布21个乡镇，它们具体分布如下:

新宁镇5处，焦村6处，和盛5处，太昌4处，新华3处，长庆桥1处，早胜4处，中村3处，政平4处，良平3处，平子2处，米桥7处，九岘2处，金村2处，观音2处，湘乐3处，石鼓1处，春荣5处，南义1处，瓦斜1处，坳马1处。^[7]宁县的周文化遗址比齐家文化的49处多16处，其大部分分布于原区地带，盘克、金村等山区乡镇则是零星分布，详见本书《先周文化遗址分布示意图》。关于这张分布图的制定，需作说明。

庆阳地区周文化遗址资料来源是以《庆阳地区志·文物志》为基础，又与各县区博物馆进行了查对核实而得出的。各县区博物馆的数字来源是1987年至1989年全区文物大普查所得。我们在与各县区博物馆核实中，尽管发现有部分县在文物普查中对文化分期上有误差，也有限于各种条件未考查到的现象，但这不会影响本书以此为据对先周历史所做的结论，因为它在实际上只会多不会少。陕西先周文化遗址资料，来源于1998年12月西安地图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物地图集·陕西分册》。

从《先周文化遗址分布示意图》中可以看出，大量分布于庆阳地区的周文化遗址，与关中地区先周文化遗址明显分为两个大的区域，中间空挡，正好是古公亶父迁岐前后的两处生活地。这说明周族在先周时期生活于以宁县为中心的庆阳地区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庆阳地区的仰韶文化是从关中的仰韶文化起始点西安半坡传入的，这算是外来文化对庆阳地区的第一次影响。到了齐家文化时期，受甘肃西部的齐家文化、羌狄的寺洼文化、关中及中原文化的影响，从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混合型文化类型(这一点还有待于详细研究探讨)。庆阳地区大量的周文化遗址及史籍记载说明，周族之迁是对庆阳地区又一次大规模的文化介入，它可算外来文化对庆阳地区文化发展的第二次影响。由于这一次之后便是周王朝的诞生，周文化遂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石，周文化的长期性传承就使它在庆阳地区深入人心并留传下来。文化的传承不比政权的交替，它会以自己独特的形式发展着，延续着。尽管后来有较为落后的义渠戎占据该地区，但它并不能影响其文化发展的进程。这就是庆阳地区民间周文化异常丰富的根本所在。(www.xing528.com)

三、省级文物保护大遗址“庙咀坪”对古邠国的确证

人类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在史学研究方面，使我们有了比古人更多的手段来揭示已被湮没的历史。史志典籍以文字记载的形式展现历史，民俗文化又以活的文化形式来展现历史，而新兴的考古学又以物的形式来揭示人类各个时期的文化和历史存在。这三种学科的互相印证，使我们对上古历史的研究有了比较可靠的前提条件。

史书所记载的宁州定安县的“古豳国城”，又叫“公刘邑”、“公刘坪”，现名“庙咀坪”，是后世因坪南多庙宇祠坛而俗称的结果。它是国家重点保护的仰韶、齐家、周、汉、唐、宋、元、明、清文化一以贯之的文化大遗址。在土地极为短缺的宁县城中心，独独保留着数百亩的空地，本身就体现出了其价值所在。

宁县城地处四原中心，地理位置独特，“四原辐凑，三水交汇”。马莲河自西穿城而过，城北河自东北、九龙河自东在庙咀坪南注入马莲河。历史上，马莲河西因大水所隔不为城区，南面是突兀前伸的早胜原峁，其上有元代屯兵城。北面的北山余脉下延至河川为三级台地，呈长条形伸入川中(公刘邑即此，见右图)，与东部秦汉时兴起的宁州城(城北河和九龙河夹成的三角台地)隔河相望。宁县城，尤其是庙咀坪的优越条件，使得早在6500年前，古人就生活于这片土地。

庙咀坪之所以被古人选为生息繁衍之地，因为它是一座四面凌空天然形成的高埠城池。马莲河与城北河的洪水把坪东西两岸的二级台地冲刷得至为狭窄，从而使三级台地凌空拔起。坪上距二级台地高约40米，南北长800米，南部宽约200米，北部约450米，西南低而平缓，东北渐高，东北角有一高30多米的小山丘，叫“太子冢”，古宁州城八景中“太子荒丘噪暮鸦”即指此。坪北的北山是南义津原(又名西华池原)的原边，它陡峭而下，在山根处有东西两条直抵川底的小沟，把坪与北山断开，中间仅有一车道相连，宋代叫“定安古关”。上山古道处于深胡同里(见彩图)，下与“太子冢”东的古道相通。“定安古关”锁定入坪之口，又控北上南下之道，真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险。坪四周有历代夯筑痕迹，西沟两岸亦有后世夯筑印痕，关南及冢西北角有夯土层，说明后世人工加高加固了关冢之险。冢顶为南北长50米，东西(中间)宽30米的平台，台周有夯筑土层，显然是座城中城。庙咀坪这种天然地形，为生产力极低下的新石器时代人提供了难得的生产生活佳地，坐北向南，防兽防敌，近水却无水患之危。别说上古，就是冷兵器时代的近代，也是固若金汤的高埠城池。冢上的城池像座军寨，处高眺望，宁县城山川一览无余，敌进宁县易，破此城难。由此就知公刘为什么把国都选在这里。

坪上农田里散布大量仰韶文化、齐家文化及周、汉等历代文化的陶片和残砖断瓦，文化层厚达1—3米，各代文化层混杂，难辨其叠压关系，住室面、窖穴、灰坑分布颇多。出土的陶片属仰韶文化的有彩陶钵、盆，泥质陶钵、罐，夹砂红陶罐;属齐家文化的有泥质红陶折肩蓝纹罐、夹砂绳纹红陶鬲、蜂窝绳纹灰陶罐;周汉文化有泥质灰陶盆、豆，夹砂绳纹灰陶鬲、灰陶罐和灰陶盆、罐、甑，粗绳纹瓦，回纹砖，“千秋万岁”圆形瓦当等。在坪东及东北太子冢下有汉代墓葬出土。由于该遗址未曾发掘过，因此无法提供详尽资料。

坪底西北角为几十亩大的小盆地，坪东南为城北河弯曲处，亦有几十亩的河曲之地。这两处均有仰韶文化及齐家文化陶片和灰坑，也是住过人的地方。《大雅·公刘》:“止旅廼密，芮鞫之即。”这句诗，似乎正是写这两处地形。周族不但在坪上修建京师，且在坪下凡能住人的地方修筑了民宅，从下拱卫京城。

坪北的两条小沟，从现存地形看，北山陡峭，东西两侧都是陡坡山沟，山洪无缓停之处，只能是漫坡漫流，至山根东西向分流，从而形成原始沟渠。古人利用了这一点，有意识把它扩大，遂成此险要状态。“太子冢”地层与北山地层一致，非人工堆垒，显然是北山余脉。古人为了让城险固，有意识把它在原已隔断的基础上又进行了削筑，究竟是后来的公刘所为，还是以前的仰韶人、齐家人所为，现已不可得知了。

“太子冢”从何得名，可能与周族有关。《说文解字》:“冢:高坟也。从勹，声。”《辞海》:“冢:隆起的坟墓。”当然，冢也有称山丘的，但名曰“太子冢”定有原委。宁县境内坟冢较多，凡称冢，都指坟墓，多为汉代及后世坟墓，如城北川中的“金人冢”。但汉之后，宁县再无立国记载，也无太子死葬此地。以此上推，只有公刘及春秋战国时的义渠戎在庙咀坪立国定都两次，还有秦始皇帝的太子扶苏死葬宁县。但扶苏葬地在城西原上十几里处，既叫“太子冢”，又叫“扶苏墓”，今冢尚存，史书与民间指称不误。该墓20世纪70年代平田改土时曾发掘北侧，出土大型铁灯铁釜，为秦汉物，证明这个“太子冢”与庙咀坪“太子冢”无关。义渠戎国在庙咀坪立国四百余年，与强秦长期对抗，也能“筑郭以自守”，但“太子冢”之称似与义渠戎无关。考义渠习俗，由余对秦缪公(任好)说其不习中国礼仪，^[8]《庄子·鸡肋篇》记载，义渠戎行火化之俗。以此观之，义渠戎既无称“太子”之仪，又无起冢埋葬之俗，要说“太子冢”缘起于义渠，无道理。那么，这个“太子冢”就只能推到先周时的周族。

周族自公刘在庙咀坪建邠国定都邑，《竹书纪年》及《史记》记载，此后其为殷商诸侯方国，二书言及周先王亦称公称侯称伯。太子是天子之储王的专称。庆阳民间称公刘是天子，沈约又言“诸侯以天子礼待之(公刘)”，因此，公刘之子有可能称太子。由此推断，大概是公刘的太子早死，埋葬在原有的山丘下，人们才呼这个小丘为“太子冢”。

史志说“公刘邑”在州西一里许，这个州指秦汉时兴起于城北河东的宁州城。东边州城的兴起与社会发展及同时在此地设州治县治有关。秦灭义渠置义渠县，汉为北地郡，郡址初在宁县，后迁庆城县马岭。北地郡辖三县一道:泥阳县、大要县、弋居县，义渠道。以原州衙辑宁楼后面(即今县招待所及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基建时出土汉代房址条石，大梁朽木末(直径在50公分左右)，“千秋万岁”“长乐未央”瓦当看，与西城庙咀坪汉代建材相同，证明西汉初东西二城同时使用，可能一为县治，一为郡治。东汉亦如之。魏晋十六国时期，宁州建置不详。南北朝曾名豳州、华州、三县镇，班州、邠州，领3郡10县，立定安县，取意定俗安人。西魏废帝二年(公元553年)以抚宁戎狄之意改州名为宁州，隋唐曾复名豳州，此后则以宁州称，民国废州设县，遂名宁县至今。宁州东城之兴起，因二、三级台地宽大，三级台地又连东山，此后逐步扩大，总面积比庙咀坪大得多，遂有下自河滩上延东山形成的内外二城。内城在三级台地上，外城则把河滩、东山俱包其中。又于东山腰岘之东筑一道廓，北至沟边，南沿山坡下至川中。现今三城部分城墙俱在。东城为历代州城时，西城庙咀坪为县治。以宋代称“定安古关”分析，北魏始置的定安县治就在此。明代，宁州辖境缩小，仅领真宁一县，后又出隶。宁州的领县废去后，庙咀坪就结束了其政治使命，北部为农田，南部则成为庙坛祠观重地，遂有后来庙咀坪称谓。

解放后三条河上相继建大桥，城区突破原规模。20世纪90年代建成横跨城北河和马莲河的大桥后，马莲河西岸遂与城区连为一体，把原处西部的庙咀坪夹在了中间。庙咀坪以最早的古城起始，今日却以耕地面貌现于世，兴废变迁，以另一种形式展现自己昔日的辉煌。甘肃省人民政府所立的“庙咀坪遗址”保护志，将使这座在我国持续时间最长，且未中断的历史古城，显示出其巨大的文物价值和文化价值，公刘也与其一样昭彰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