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河曲屯田与环境的影响

王　蕊

公元7至9世纪，相当于我国古代的隋唐时期。此时期的“河曲”地域，系指由黄河从西、北、东三面环绕而南以白于山脉为界的今鄂尔多斯高原地区。7世纪初，即隋末唐初，“河曲”地域处于战乱之中。至唐贞观三年，太宗皇帝平定此地，遂在此重新设置州县，遣军驻防。为推进这个地区的农业发展，也为加强对西北的军事防守，唐朝军民于“河曲”地域自然条件优越之处，发展屯田经济。随着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变动，屯田经济的分布与发展也呈现动态变化的趋势。探明公元7至9世纪“河曲”地域屯田经济的空间分布及其对环境的影响，对于探索今鄂尔多斯高原地区生态环境演变具有重要价值。

一　唐代“河曲”地域的自然环境概述

据研究，隋唐时期，我国基本处于温暖湿润期[1]。在温湿气候背景下，“河曲”地域的自然环境较现在优越。“河曲”地域中部的主体部分，即今鄂尔多斯高原，当时呈现一派温带草原风光，水草丰盛，适宜畜牧业发展。唐时有突厥、铁勒九姓、昭武九姓、党项羌、吐谷浑、稽胡和沙陀等少数民族曾在此放牧、定居。关于这一点，艾冲先生在其论文中有很好的论述[2]。

“河曲”地域的边缘地带，也具有优越的自然环境。其西、北部边缘地带，处于今黄河上游地区。黄河流出青铜峡后，河道变宽，水流减缓，沿岸冲积出平原。《元和郡县图志》载，唐代贺兰山以东、黄河以西有平田数千顷[3]，就位于今宁夏平原上。同书还载，十六国时期赫连勃勃在宁夏段黄河“河渚”（即河心洲）上开发的水果园林，直至唐时仍有“桃李千余株，郁然犹在”[4]，可见当时其地自然条件较好。黄河在流经“河曲”北部时，河道由南北流向转为西东流向，在转弯处冲击淤积出面积广袤的平原，即今河套平原。该平原土地肥沃、河网密布。唐人唐休称其地自秦汉既有郡县设置，且是“田畴良美，尤宜耕牧”[5]。黄河在流经“河曲”东缘时，流向由西东转为北南方向，转弯处正是金河与黄河交汇之地，形成金河泊，周围良田颇多。东部亦有窟野河、秃尾河自西北向东南注入黄河。无定河及其支流流过“河曲”南部地带，汇入黄河。唐朝的军队和农民在上述河川湖泊周边、灌溉条件较好的地方开置屯田。综上可知，隋唐时期“河曲”地域有着适宜农业经济发展的气候、土壤和水文条件。

二　唐代“河曲”地域屯田经济的空间分布及变化

隋唐时期，“河曲”地处西北边陲。隋朝两世而亡，史书几乎未留下“河曲”屯田的记载。直至唐代，“河曲”屯田经济才大兴于世。“河曲”屯田的规模及其空间分布都呈现出动态变化的特征。本文拟以安史之乱为时间界点，对此试行探讨。

（一）安史之乱以前的“河曲”屯田

隋末唐初的“河曲”地域处于战乱之中，不稳定的社会环境遏制着屯田经济的开展。至贞观二年（628），唐朝军队平定割据“河曲”地域的梁师都，建立四个都督府统管其地，即灵州都督府、丰州都督府、胜州都督府、夏州都督府。建置府州县行政体系后，在此地派驻军队，移民戍边。为满足军民所需，遂大兴屯田，发展农业。唐太宗时期，张俭检校胜州都督，大力屯田劝农，每年丰熟，成绩斐然[6]。武则天时期，因娄师德经营“河曲”屯田成效显著，特下诏表彰[7]。唐中宗景龙年间（707-710），为防御北方突厥叛乱武装，张仁愿在“河曲”北部的丰、胜两府境创筑三受降城，驻扎众多兵马。至唐玄宗时，增置朔方节度使司，“河曲”地域屯驻重兵，屯田进入极盛阶段。成书于开元二十六年（738）的《大唐六典》对此记载颇详[8]。现据《大唐六典》，将“河曲”屯田分布状况列表如下：

唐代河曲地域屯田面积简表

表中所列屯田之处皆有军队驻防，如定远即定远城，管兵7000人，马3000匹；丰安即丰安军城，管兵8000人，马1300匹；东城即东受降城，管兵7000人，马1700匹；西城即西受降城，管兵8000人，马1300匹[9]；中城即中受降城，管兵6000人，马2000匹[10]。这就表明，唐代“河曲”屯田的主要动力是解决军需供给。

据上表合计，“河曲”地域有屯田205屯，分布在灵府、丰府、胜府、夏府境内。按照诸屯所处区位可以划分为三个屯田区。

1.灵州都督府屯田区 灵府辖区东至鄂尔多斯高原的西部，西包贺兰山下的宁夏平原[11]，北至今内蒙古乌海市南部，南至今宁夏南部同心县一带。黄河自南向北流经灵府境内，沿黄河的平原地带就是灵府屯田经济的主要分布区。《大唐六典》所载屯址的“定远”，就在灵府境内，建有屯田40屯。按《通典》记载：“诸屯隶司农寺者，每三十顷以下，二十顷以上为一屯。隶州镇诸军者，每五十顷为一屯。”[12]定远城的屯田属于军屯，一屯应为50顷。据此可知，定远城屯田面积约有2000顷。定远军城（今宁夏平罗南）位于银川平原上，地处贺兰山与黄河之间。史载，唐时贺兰“山之东，河之西，有平田数千顷，可引水灌溉，如尽收地利，足以赡给军储也”[13]。可见，定远城大规模的屯田与优越的地理环境是密不可分的。《大唐六典》所载盐州屯田为4屯，约200顷；盐池屯田为7屯，约350顷。按《旧唐书·地理志》载，贞观二年（628）平定梁师都后，在旧城复置盐州，初隶夏州都督府，后改隶灵州都督府。至天宝元年改为五原郡[14]。而《大唐六典》成书于开元时期，其所载盐州屯田应属灵州都督府屯田区内。另外，灵府灵州所属灵武县（今宁夏永宁西南），也位于今银川平原上。其地河网密布，土壤肥沃。唐时修筑多条渠道灌溉农田，既有历史悠久的汉渠，向北流40余里，汇入千金大陂。在汉渠的两侧还凿有胡渠、御史、百家等8条灌渠，可“溉田五百余顷”[15]。灵州所属回乐县（今宁夏吴忠市西），地处安乐河（今山水河）与黄河交汇的三角洲地带，凿有薄骨律渠，可溉田一千顷[16]。史书虽未记载灵武县和回乐县的具体屯田数，但据两地水利工程推测应有较大面积的屯田存在。据上可知，史籍明确记载的灵府屯田面积约2550顷，但其实际屯田规模，应比之更广。

2.丰州都督府屯田区 “贞观四年，以突厥降附，置丰州都督府”[17]。其辖境南半部相当于今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原库布齐沙漠与乌加河以南地方，其北界在三受降城、狼山之北，东西所辖与黄河几字形跨度相当。黄河自南北流向转而呈西东流向，横穿丰府辖境，沿河平原和河谷地带是唐朝屯田经济的主要分布区。黄河转弯处，水流由急而缓，并歧分出一条新河道。两河道之间冲击淤积出广阔的后套平原。唐休玡盛言唐时其地“田畴良美”。正因其地水草丰美，又处北部边陲，常受突厥南下袭扰。自唐中宗景龙年间，张仁愿分明筑三座受降城，“北拓三百余里……突厥不得度山放牧，朔方无复寇掠”[18]。唐于三城驻军20000多人，战马5000余匹。为保障军队的粮饷供给，遂广开屯田，使丰州地区成为关内道最重要的军事屯垦区。《大唐六典》所载西城、中城、东城，即三受降城。按《新唐书·地理志一》，三受降城隶属丰州都督府之下[19]。本文亦将三城屯田划入丰府屯田区内。西受降城，位于今内蒙古五原县西北，处后套平原北缘，其周围水源丰富，地形平衍，分布着屯田25屯，约1250顷。中受降城，位于今内蒙古包头市南郊；东受降城，位于今内蒙古托克托县西南。中、东两城均处在黄河谷地，周围土壤肥沃，灌溉便利，适宜发展屯田。两城合计屯田86屯，约4300顷。据此推知，丰府境内开发屯田达5550顷，是“河曲”地域屯田面积最大的地区。这与其地自然条件良好，且军事地位重要是紧密相连的。

3.胜州、夏州都督府屯田区 胜府、夏府辖境包括今陕西省自无定河流域以北地区和鄂尔多斯高原中东部区域。黄河自西东流向转而向南穿流于胜、夏两都督府之东缘，接纳窟野河、秃尾河、葭芦水、无定河等支流。黄河及其支流沿岸地带是胜州、夏州屯田经济的主要分布区。《元和郡县图志》载：胜州榆林县境有“大葭芦水，县西二百二十里；小葭芦水，县西二百四十里，其间地甚良沃”。胜府麟州境内窟野河流域的农业经济，隋代就已存在，入唐继续发展，竟然成为唐朝在“河曲”东部的粮食仓储重地[20]。《大唐六典》载胜州屯田14屯，约700顷，应是分布于上述河流谷地自然条件优越之地。夏州都督府境内无定河及其支流，流经其所辖夏、银、绥三州，州县治所基本都散布于无定河及其支流沿岸。夏州朔方县（今陕西白城子）西有契吴山，是乌水（今纳林河）的发源地，乌水自西向东蜿蜒注入无定河。还有榆林河（今榆林河）、大理河（今大理河）流经银州、绥州注入无定河。《大唐六典》载夏州屯田2屯，约100顷，基本分布在无定河流域。与前述两个屯区比较而言，胜州、夏州两都督府屯田区屯田面积较小。究其原因有二：其一是两府管区均无面积广袤的近河平原；其二是两府辖区土著农户较多，其农业有别于屯田。夏州西北部即今毛乌素沙漠的沙源地[21]，唐时已有沙碛，气候条件并不优越。

（二）安史之乱以后的“河曲”屯田

天宝十四载（754），安史之乱爆发，直至763年终于被平定。长达八年的战争对社会经济摧残极大，扼处北疆要冲的“河曲”地域亦不例外。唐肃宗宝应元年（762），回纥兵行经“河曲”北部，“见荒城无戍卒，州县尽为空垒，有轻唐色”[22]。在这个时期，“河曲”屯田经济的发展进入低迷期。直至唐德宗时方有所恢复，见于史书记载的“河曲”水利项目也随之增多。在唐德宗建中至贞元年间，唐廷曾先后派遣浑、李栾、杜希全为灵、夏等州营田使，劝农耕稼，发展生产[23]。在当地军民的共同开发下，使“河曲”屯田经济又迎来复苏期。

1.灵州节度使司屯田区 灵州地处抗御吐蕃东进的前沿，安史之乱时屯田经济破坏殆尽。经唐肃宗、代宗、德宗三朝的恢复，至唐宪宗时期此地农业经济才有好转。元和十五年（820），李听受任灵州都督府长史，得悉境内的光禄渠废塞多年，“欲起屯田以代转输，听复开决旧渠，溉田千余顷”[24]。唐穆宗长庆四年（824），灵州又开凿特进渠，“溉田六百顷”[25]。唐文宗时，王起经营西北边疆时，注意到灵武之地的丰饶，于大和四年（830）“以西北边备，岁有和市以给军，劳人馈挽，奏于灵武、宁起营田”[26]，供应军需。安史之乱后，灵府境内屯田经济经历短暂的低迷期，才逐渐复苏。这既因灵府管内原有大面积因战乱而荒闲的良田，具备兴办屯田的客观条件，更有当地官员身体力行、积极督导，推动屯田经济的复苏与发展。

2.丰州都防御使司屯田区 安史之乱期间，丰州都督府境内屯驻的重兵被遣往内地平叛，以军屯为主的三受降城屯田面积缩小。之后，丰州都御使司（天德军都御使司）取代丰府的主导地位。唐德宗时期，该地屯田逐渐恢复。建中初年，“宰相杨炎请置屯田于丰州，发关辅民凿陵阳渠以增溉”[27]。所开陵阳渠，分布在丰州九原县境（今内蒙古五原县南部），但开凿不久即废弃。唐顺宗永贞元年（805），李景略受任天德军都御使、丰州刺史，开浚咸应、永清二渠，可“溉田数百顷”[28]。唐宪宗元和年间（806-820），天德军屯田成效相当显著。元和七年（812），李绛上奏认为振武军、天德军周围有良田万顷，应遣贤吏往其处，开置营田。其后，度支使卢坦经营两地营田，“四年之间，开田四千八百顷”[29]。《新唐书》亦载元和年间，“以韩重华为振武、京西营田、和籴、水运使……，因募人为十五屯，每屯百三十人，人耕百亩，就高为堡，东起振武，西逾云州，极于中受降城，凡六百余里，列栅二十，垦田三千八百余顷，岁收粟二十万石，省度支钱二千余万缗”[30]。由上可见，唐代后期经过肃、代两朝的休复，至德宗时，天德军都防御司境内重新开发出大面积的屯田，且其分布由以三受降城为中心的点状，变为以沿黄河为轴线的带状。

3.振武军节度司、夏州节度司屯田区 元和七年后，卢坦、韩重华相继经营振武军节度司境内的屯田经济，取得卓越的成效，已见前述。其时，夏州地区的自然环境显露出恶化的趋势。唐德宗贞元十三年（797），韩全义受任夏银绥宥节度使，带领长武之兵开往夏州。是时军中有人就以“夏州沙碛之地，无耕蚕生业”[31]，不欲前往。但当地仍然兴建一些保障农业经济的水利工程，例如贞元七年（791），“夏州奏开延化渠，引乌水入库狄泽，溉田二百顷。”[32]因受自然环境制约，夏州屯田面积较小。

综上可知，隋唐时期“河曲”地域的屯田经济主要分布于边缘地带的沿河平原和河流谷地。以“河曲”地域的政区而言，其北部的丰州都督府境屯田面积最大，灵州都督府境次之，胜州都督府又次之，夏州都督府境屯田面积最小。纵观“河曲”屯田，收益颇大。武则天时期娄师德经营“河曲”，“往还灵、夏，检校屯田，收率既多，京坻遽积。不烦和籴之费，无复转输之艰，两军及北镇兵数年咸得支给”[33]。安史之乱后，历经肃宗、代宗二朝的休养生息，至宪宗时振武军、天德军营田取得显著成效，“收谷四千余万斛，岁省度支二十余万缗，边防赖之”[34]。史书记载虽不免夸张溢美之词，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河曲”屯田的成效。

三　公元7至9世纪“河曲”屯田经济对自然环境的影响

“河曲”地域的屯田经济主要分布在该地域边缘的河流沿岸。这些地方土壤基础、水源条件、地形条件较为优越，使得人类农业经济行为和自然环境间的作用与反作用大体处在相对均衡的态势[35]。因此，屯田活动亦在当地自然环境的可承载范围之内，未对环境产生较大负面影响。据此观点的依据主要有：

（一）农业人口少，屯田规模有限。7世纪初，在唐中央政府未对“河曲”地域实施有效管辖前，区域社会秩序并不安宁，从事定居农业的人口较少。唐朝平定“河曲”地域后，派兵驻防，移民戍边，才有大批中原农业人口迁居于此。与此同时，唐朝在平定突厥、薛延陀等少数族群后，亦将其降户安置于“河曲”地域。在接受安置的少数民族部落中，小部分人口转而从事农业经济，大多数仍旧从事畜牧业。据研究，唐代前期“河曲”地域的农业人口远少于牧业人口[36]，至唐后期，这种格局并无太大变化。而且，“河曲”屯田经济主要分布在其边缘地带的河流沿岸，对农业人口存在着区位限制。较少的农业人口和有限的屯田规模，使得此地区的屯田经济与自然环境之间，呈现出相互协调的势态。

（二）屯田区域自然条件优越。隋唐时期，“河曲”屯田多分布于沿河平原和湖泊周围，如丰府、灵府境内大面积的屯田，就位于今河套平原和宁夏平原上。时至今日，两个平原地区仍是自然条件优越，农业经济发达。由此可知，隋唐时期两个平原的自然环境适宜屯田经济的正常发展。至唐后期，唐人描述“河曲”地域北部的天德军时，仍称“其城居大同川中……南接牟那山钳耳嘴，山中出好材木……牟那山南又是麦泊，其地良沃，远近不殊”[37]。这就表明：唐代后期“河曲”北部依旧是水草丰美，前期的大范围屯田并未对环境产生任何负面影响。除自然条件优越外，当地军民注重水利工程的修筑，不断调节和适应自然条件变化。在这种优越条件下发展屯田经济，显然未引起自然环境的逆向变迁。

（三）“河曲”地域民族众多。在唐代的“河曲”地域，交错分布着汉、铁勒九姓、突厥、昭武九姓、党项羌、吐谷浑等六七个民族人口，民族关系复杂，农牧交错分布，社会环境欠稳定，也影响着屯田经济的稳步发展。

总之，隋唐时期主要分布于“河曲”边缘地带的屯田经济，因受农业人口较少，屯田规模有限；屯田区自然条件优越和社会环境制约等因素影响，并未引起该地域大范围的生态环境退化。这为今人提供了保持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重要历史借鉴。

注　释

[1] 蓝勇：《中国历史地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8页。

[2][35] 艾冲：《唐代“河曲”地域农牧经济活动影响环境的力度及原因探析》，《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第66-72页。

[3][13]（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中华书局1983年，第95页。(www.xing528.com)

[4][15]《元和郡县图志》，第91页。

[5]（后晋）刘：《旧唐书》卷93《唐休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2978页。

[6]《旧唐书》，卷83《张俭传》，第2776页。

[7][33]《旧唐书》卷93《娄师德传》，第2975页。

[8]（唐）李林甫等：《大唐六典》，三秦出版社1991年，第171页。

[9]《旧唐书》卷38《地理表》，第1386页。

[10]《元和郡县图志》，第92页。

[11] 艾冲：《论唐代前期“河曲”地域的都督府政区》，《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年第1期。

[12]（唐）杜佑：《通典》，中华书局1984年，第19页。

[14][17]《旧唐书》卷38《地理表一》，第1417页。

[16]《元和郡县图志》，第94页。

[18]《元和郡县图志》，第116页。

[19]［28］（宋）欧阳修：《新唐书》卷37《地理表一》，中华书局1975年，第976页。

[20]《元和郡县图志》，第110页。

[21] 艾冲：《论毛乌素沙漠形成与唐代六胡州土地利用的关系》，《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第99-105页。

[22]《旧唐书》卷195《回乞传》，第5202页。

[23]《旧唐书》卷12《德宗本纪上》，卷13《德宗本纪下》，第320-381页。

[24]《旧唐书》卷133《李晟传》，第3683页。

[25]《新唐书》卷37《地理志一》，第972页。

[26]《旧唐书》卷164《王播传》，第4278－4279页。

[27]《新唐书》卷53《食货志三》，第1372页。

[29]［34］（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76年，第7697页。

[30]《新唐书》卷53《食货志三》，第1373页。

[31]《旧唐书》卷162《韩全义传》，第4247-4248页。

[32]《旧唐书》卷13《德宗本纪下》，第372页。

[36] 艾冲：《论唐代前期“河曲”地域各民族人口的数量与分布》，《民族研究》2003年第2期，第51-60页。

[37]《元和郡县图志》，第114页。

（王蕊，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

张　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