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俗文化对唐代文体的影响

李唐盛世，经济繁荣、政权统一、对外经济文化交流频繁、科举兴士，生产力得到大的发展，人民生活相对富足，儒释道三教并行，种种时代现实，酿就了唐代开放、奢靡、胡化、享乐的风俗文化之时代特色，也形成宴会、节日、游赏、集会普遍流行的社会风尚。

唐代盛行宴饮风习，尤其于士族文人间颇为流行。在皇帝赐宴与官员中实行的会食制度等的带动下，唐代公私宴会异常兴盛。而都市饮食业的发展，让置办宴会变得容易，《唐国史补》载：“两市日有礼席，举铛釜而取之，故三五百人之馔，成立办也。”^[3]故而唐代各种关宴、家宴、游宴异常盛行。士子登科或官位升迁就要举行各种宴会，《唐摭言》卷三记载了与进士登第相关的各种宴会，有大相识、次相识、小相识、敕士宴、樱桃、牡丹、关宴等等，其中尤以关宴最为重要。在同类时风影响下，唐代家宴也是如火如荼，从婚丧嫁娶、时令节序，到士人朋友相聚、接风洗尘，甚为繁盛。长安市中此风甚浓：“长安市里风俗，每至元日已后，递余食相邀，号为传座。”^[4]这类题材的壁画在出土的唐代文献中可谓屡见不鲜：敦煌473库唐代壁画《宴饮图》就清楚地反映了当时宴饮风习之盛。

西安附近发掘的一座唐代韦氏家族墓中，墓东壁见到一幅《野宴图》壁画，描绘了一组春意盎然的郊野聚宴的图景。

文人雅士的“文会”“野宴”“游宴”“传宴”等聚会宴游之风就在整个社会的宴饮风俗大环境中孕育而生。而文人的这种聚会宴饮之风又是许多诗篇孕育而出的契机母体。毋庸讳言，无论是曲江关宴、还是各类家宴、游宴、节日宴会，但凡文人相聚而饮之宴，大量诗篇在聚饮中产生，这即是诗酒之会、即席而作的唐代诗歌的创作特色。明代的胡震亨即明确指出唐代游宴激兴创作的事实：“于时文馆既集多材，内庭又依奥主，游宴以兴其篇，奖赏以激其价。”^[5]值得指出的是，游宴之风并不只在长安等朝中之地盛行，地方在野之士的聚宴丝毫不相逊色，如吴筠“尤善著述，在剡与越中文士诗酒之会，所著歌篇，传于京师”。^[6]文人聚会宴游因在特定场合而产生自然具有自身特点，关于此点的研究，吴在庆先生《论唐代文士的集会宴游对创作的影响》^[7]一文已做详细论述，这里不再赘述。

唐代野宴图(陕西长安出土唐墓室壁画)

宴会之中往往少不了歌舞音乐的助兴，宴饮风俗的盛行必然与歌舞风习的兴盛相伴而行。唐代历来以音乐舞蹈文化而著称，音乐歌舞风俗，构成了当时社会风俗的重要内容。

唐代宫廷燕乐盛行，在吸收少数民族音乐形式，如胡乐、高丽乐等，和融合民间音乐的基础上，吸纳新的外来音乐文化血液，在开元、天宝时期走向繁荣之巅。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指出：“从宫廷到市井，从中原到边疆，从太宗的‘秦王破阵’到玄宗的‘霓裳羽衣’，从急骤强烈的跳动到徐歌曼舞的轻盈，正是那个时代的社会氛围和文化心理的写照。”^[8]当时诗歌形容为：“城头山鸡鸣角角，洛阳家家学胡乐”。与燕乐的盛行同步，民间歌舞方兴未艾。唐代民歌从劳作中产生的山歌、樵歌、田歌，从祭祀中产生的娱神曲、祭神歌、挽歌，从地域方言孕育而生的吴歌、楚歌、巴歌、秦音等，无不是唐代音乐歌舞风俗的民间显现。而流行于各地的踏歌风俗，更是将舞蹈之风遍布于乡野村头。一面是“诗唐”的社会背景，一面是繁兴的音乐歌舞，自从产生就与音乐、舞蹈、歌声有着天然联系的诗歌，在唐代这样一个二者俱兴的朝代，“诗”与“歌”相辅相兴，走向了共同繁荣的道路。

就在音乐歌舞盛行的时代风气中，与音乐相关的文学样式得到充分发展。王小盾先生在《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中指出：“隋唐五代是一个音乐风尚遍及城乡，曲子、大曲、讲唱和各种器乐曲盛行的时代，是诗歌成为各阶层的普遍爱好、各种题材的文学品种蓬勃生长的时代。隋唐五代谣歌的第一个特点，便是它在这种环境中，作为一个音乐品种得到了繁荣，并且是其他歌辞品种繁荣的基础。”^[9]事实上，唐代音乐歌舞风俗的兴盛，大大催生了相关诗作与散文的产生，《唐诗纪事》所记1150诗家中，诗作与音乐有关的，共200家。《全唐文》中有关音乐之作有241篇。^[10]而民间的集体音乐活动，在踏歌、祭祀、祈禳等风俗的盛行中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也产生了数量可观的风俗歌。音乐歌舞风俗渗透诗歌之印证，还表现在唐人对诗歌的文学观念，盛唐时期是唐代“声诗极盛时期”，天宝间芮挺章辑《国秀集》，收录“自开元以来，继天宝三载，谴滴芜秽，登纳著英，可被管弦者，都为一集”。任半塘先生认为：“以盛唐人选‘近代词人杂诗’，竟突出‘可被管弦’之标准如此，足见对于声音之要求，盛唐诗坛已甚普遍；选家从严，声、辞并重，始登二百余首耳。”^[11]任老在《唐声诗》中指出：“唐诗及唐代民间齐言(诗)中确实曾歌唱、或有歌唱之可能者约二千首。”(www.xing528.com)

唐代音乐的繁荣与诗歌的兴盛，让音乐与诗歌这两种自产生以来就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艺术形式，在唐代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浓厚的音乐文学风俗。诗配乐而歌唱，在唐代是颇为流行的社会风气。“以此知李唐伶伎，取当时名士诗句入歌曲，盖常俗也。”这一风俗从初唐及至晚唐，一直兴盛不衰，胡震亨在《唐音癸签·卷二十六》中说：“唐人诗谱入乐者，初、盛王维为多；中、晚李益、白居易为多。”

探讨唐代风俗文化对诗歌创作的促进，则无法避开节日风俗，虽然这是一个学界已经多有论述的热点。^[12]有唐一代，节日繁多，节日风俗文化非常丰富，作为参与这些节日风俗的感性群体，唐代文人怎能不对此感慨良多?宋人蒲积中的《古今岁时杂咏》选录唐朝的节俗诗1009首，相当于选录魏晋南北朝557首的两倍，^[13]足可印证节日风俗文化对诗歌创作之促进。唐代诗人随顺民众之节日风俗而又加以文雅化，在节日的各种风俗活动程序中，发掘各类节日所蕴涵之艺术价值、审美特征，笔者认为此为风俗文化促进诗歌创作之一。而在节日风俗所酝酿的具有浓厚特殊气氛的环境中，文人在此备受“每逢佳节倍思亲”心理的驱动，节日时分之内心感触显而不同于常日，颇为敏感，产生创作冲动或创作灵感，往往借节日契机而抒发由此产生的感触，形之为诗文，此为风俗文化促进创作之二。再次，唐代一些节日风俗中，聚会是必不可少的内容，聚中有游，聚中有宴，娱乐、歌舞、诗酒则相伴而行，这种聚会中应制而作、竞诗而吟所产生的文学作品，则可视为风俗文化促进创作之三。以上三类，因各种节日之特点，各个诗人创作之特色等在具体展开分析中又具有各种特点，但就唐代节日风俗与诗歌创作而论，大体以此三类为主。

上述都是以唐代风俗对诗歌创作的促进为立论点，探讨二者作为分别之个体的相互作用。事实上，因唐代诗歌的兴盛，诗歌进入唐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故而当时除了风俗与诗歌相互影响之外，诗歌与风俗文化中的许多行为方式在现实中的直接结合行为，更直接与明显地印证二者之密切关系。一些风俗的现实需要和仪式的需求，直接成为这些诗歌的创作动机。唐代民间的许多风俗活动，都有诗歌的直接参与。具体而言，唐代行旅风俗中的题壁诗，婚姻风俗中的催妆、却扇诗，音乐风俗中的入乐诗歌，祖送风俗中的祖饯诗，都是诗歌直接参与习俗活动，这些诗歌成为行为风俗的组成部分。

如催妆风俗，段成式认为是源于北方风习。《聘北道记》云：“北方婚礼必用青布幔为屋，谓之青庐。于此交拜，迎新妇。夫家百余人挟车俱呼曰：‘新妇子，催出来。’其声不绝，登车乃止。今之催妆是也。”然至唐朝，由于诗歌的繁兴，催妆的呼唤仪式，改由诗歌来承担，渐渐演变为一种固定的风俗。唐代传奇小说中有不少婚礼仪式中催妆诗的记载，《太平广记》“嵩岳嫁女”条载：“有仙女捧玉箱，托红笺笔砚而至，请催妆诗。于是刘纲诗曰：‘玉为质兮花为颜，蝉为鬓兮云为鬟。何劳傅粉兮施渥丹，早出娉婷兮缥渺间。’于是茅盈诗云：‘水晶帐开银烛明，风摇珠珮连云清。休匀红粉饰花态，早驾双鸾朝玉京。’ 巢父诗曰：‘三星在天银河回，人间曙色东方来。玉苗琼蕊亦宜夜，莫使一花冲晓开。’”这条记载嵩岳嫁女，众仙、帝王共同赴宴的聚会，重点描写仙人的聚谈而略去婚礼的叙述，却提到了催妆风俗并附其中催妆诗三首，可见催妆诗在当时的婚姻礼俗中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全唐诗收录直接以催妆为题的诗歌数首，是应为催妆诗的代表之作。这种诗歌与习俗活动合而为一，是唐代诗歌兴盛之时代特点与风俗相结合的自然结果。诗歌广泛运用于社会生活的风俗，毫无疑问促进了诗歌的创作，既是一种结果也是一种动因。

又如祖饯诗，唐代祖送风俗盛行，从官方到民间，在文人士子中广为流行。与此俗密切相关的祖饯诗也同时进入创作盛期，《全唐诗》中祖饯诗歌俯拾皆是。

我们可以从当时之人对诗歌的选录标准，即唐人选唐诗的选集之题材消长来看风俗对诗歌创作的影响。盛唐《国秀集》中的集会宴饮诗歌达到14首，《河岳英灵集》的祖饯诗歌选有16首，都是祖饯风俗兴盛的印证。

综上，唐代开放的时代氛围，享乐、丰富多彩的社会时代风习、礼俗，成为诗歌繁盛的土壤；丰富的物质生活风俗，为诗歌题材的扩充，酿就了源泉；祭礼、婚仪、祈禳等仪式和岁时节日、宴饮聚会、游艺、交通行旅等活动风俗，大多以聚会群作、赛诗、因仪礼等文化氛围之感怀等形式，提供了诗歌创作的繁多契机和极好的传播场所，大力地促进了诗歌的创作与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