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佩丛
众所周知，1911年武昌起义的爆发，使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实现两大革命目标：推翻了满清并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是，“武昌革命而后，所谓中华民国者，仅有其名，而无其实，一切政权，仍在腐败官僚、专横武人之手，益以兵灾、水、旱，迄无宁岁，人民痛苦，且加甚焉！此即革命未竟全功，因而难收良果也”(1)。孙中山此处所说的“革命未竟全功”，即指辛亥革命没有取得彻底胜利而言。他的这种辛亥“革命尚未成功”的思想认识与他后期反袁、护法、北伐的革命斗争实践有着极大的内在联系。他既在革命斗争实践中对辛亥革命不断进行反思与总结，又结合新形势、新任务，把他对辛亥革命经验、教训的总结性认识拿来指导或规避他的革命实践。因此，民国成立后孙中山对辛亥革命不彻底性原因的历史回顾与反思，不仅是其后期革命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对我们认识与理解孙中山与辛亥革命之间的关系颇有益处。
一、关于军事形势
孙中山认为，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是革命党用兵的第一次胜利，他说：“吾党在中国内地以兵力奋斗而胜利者，已有三次矣。武昌起义，推翻满清，建设共和，是吾党兵力成功之第一次也。”(2)孙中山还认为，如果辛亥年乘胜用兵，则不仅可以保卫革命成果，而且还可以使革命彻底取胜，他说：“……夫当时民国已有十五省，而山东、河南民党亦蜂起，直隶则军队且内应，稍迟数月，当可全国一律光复，断无疑义也。”(3)又说：“……倘武昌革命之时，乘势打破北京，摧陷而廓清之，北伐之事，不必迟至今日。”(4)在谈到辛亥革命不能彻底取得军事胜利的原因时，孙中山认为最主要原因是没有革命军的奋斗，他说，如果“……有和革命党的奋斗相同的军队，才叫做革命军。中国革命虽然有了十三年，但是所用的军队，没有一种是和革命党的奋斗相同的。我敢讲一句话，中国在这十三年之中，没有一种军队是革命军”。“……因为没有革命军的奋斗，所以一般官僚军阀便把持民国，我们的革命便不能完全成功”(5)。
其实，孙中山晚年对革命军队的认识是比较客观的，但由于他没有掌握任何一支堪称革命军的军队，所以他的革命事业屡屡受挫。在经历挫折尤其是陈炯明叛变后，孙中山终于决定创办黄埔军校，开始组建革命军队。当然，从上述孙中山对武昌起义后革命党应用兵乘胜“打破北京”的见解来看，我们不能不说他对当时的军事力量和军事形势的估计太过乐观。因为民国成立前后，虽然革命党人掌握着20万大军，但其中真正有作战能力的只有几万人，而绝大部分士兵没有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纪律性很差，战斗力不强。(6)加上当时军费缺乏，身为陆军总长的黄兴对南北军事交锋颇感为难，他不得不严加整顿，解散民军，并将两江一带与他患难与共的20万军队忍痛进行整编、裁撤。(7)黄兴当时已经就裁军对临时政府和辛亥革命成果的危害性有所预见，认为“这种办法动摇着刚建立的制度，并有可能使它遭到颠覆的危险”，但在当时“决定解散军队是万不得已的办法”。(8)
二、关于革命党
孙中山在对辛亥革命前后革命党人的表现对比中，发现革命党本身存在和出现的问题，也是辛亥革命不能彻底取胜的重要原因。孙中山说：“……中华民国何以成？以有同盟会。故从前同盟会开始不过数十人，一两年后就发展到若干万人，所以到了辛亥年，一举就成功了一个中华民国。”(9)同盟会是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的具有广泛联盟性质的革命组织，正是由于这个组织的“……从前党员出外宣传，发挥主义，非常踊跃”(10)，“牺牲性命，为国效力，艰难冒险，努力奋斗，故能成功。武昌起义，全国响应，民国以成”(11)。“此则由革命党人以革命精神铸成之”(12)。
但是，革命党人在革命之后，却出现了如下一些变化，致使革命功败垂成。
首先是革命党本身不巩固。
孙中山认为：“……我们的革命虽有几次成功，但均是军事奋斗的成功，革命事业并没有完成，就是因为党之本身不巩固的缘故。”(13)
其次是革命党人失去了奋斗精神。其失去奋斗精神的原因主要有三点。
一是革命党人受“知之非艰，行之惟艰”错误思想的影响而产生了畏难情绪。孙中山说：“乃于民国建元之初，予则极力主张施行革命方略，以达革命建设之目的，实行三民主义，而吾党之士多期期以为不可。经予晓谕再三，辩论再四，卒无成效，莫不以为予之理想太高，‘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也。……而于南京政府成立之后，仍继续停战、重开和议也。”(14)革命党人之所以产生畏难情绪，是因为他们受了“知之非艰，行之惟艰”思想的束缚。孙中山说：“……夫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此固予之德薄无以化格同侪，予之能鲜不足驾驭群众，有以致之也。然而吾党之士，于革命宗旨、革命方略亦难免有信仰不笃、奉行不力之咎也，而其所以然者，非尽关乎功成利达而移心，实多以思想错误而懈志也。此思想之错误为何？即‘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之说也。……此说者予生平之最大敌也，其威力当万倍于满清。”(15)
二是革命党人受“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错误论调影响而放弃了奋斗的责任。孙中山说：“中国自辛亥革命以至今日已经过十二年矣，而国内之纠纷愈甚，且政治经济诸端反呈退化现象，其原因维何？简括言之，即是吾党奋斗未曾成功之故。在辛亥革命以前，吾党党员非不奋斗，但自辛亥革命以后，热心消灭，奋斗之精神逐渐丧失。人人皆以为辛亥革命推翻满清便是革命成功，革命事业不肯继续做去，此其最大原因也。至此等错误思想发生之原因，不能不稍详细述之。回忆武昌起义时，我从海外遄返上海，当时长江南北莫不赞成革命，即如上海一隅，虽至腐败之老官僚，亦出而为革命奔走。……其中有一官僚极郑重的对人说‘好极了！现在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灭了。’……而革命党人亦随声附和之。”(16)在谈到“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对辛亥革命的危害性时，孙中山回忆说：“……那年武昌起义后，12月间我到上海，有一种很可怪的空气，此空气为何？即是一班官僚某某等及革命党某某等人所倡言的‘革命军起，革命党消’是也。当时这种言论的空气充塞四围，一倡百和，牢不可破。我实是莫名其妙，无论如何大声疾呼，总唤不醒。所以后来革命党的失败，都是在这句话上面，这是我们大家不可不彻底觉悟的。”(17)对于革命党与革命军的关系，孙中山认为：“现在的中华民国只有一块假招牌，以后应再有一番大革命，才能够做成一个真中华民国。但是我以为无论何时，革命军起了，革命党总万不可消，必将反对党完全消灭，使全国的人都化为革命党，然后始有真中华民国。所以我们的责任，以后就在造成一个真中华民国。真中华民国由何发生？就是要以革命党为根本。”(18)
三是革命党人产生了“辛亥革命推翻满清便是革命成功”的错误思想认识，以为推翻满清，建立汉人统治便完成了革命任务，所以放弃了奋斗的责任。
在孙中山的早期革命思想中，三民主义是他从事革命运动的重要旗帜，如他把“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作为民族革命的目标，把“创立民国”作为政治革命的目标，把“平均地权”作为社会革命的目标。但武昌起义后，一些革命党人认为只要能够“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实现汉族统治，那么革命任务就已经完成，因为他们最痛恨满清统治，故认为“辛亥革命推翻满清便是革命成功”。正是由于一些革命党人抱有这种思想认识，所以他们在革命胜利后便放弃继续奋斗的责任，“其高尚者则宣言不问政事，坏者则只知升官发财”(19)。对此，孙中山批评说，“然而当时之实际，乃适不如所期，革命虽号成功，而革命政府所能实际表现者，仅仅为民族解放主义”(20)。孙中山此处所说的“民族解放主义”，实际指的就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主义”，这与孙中山提倡的三民主义应次第实行的要求是大有出入的。
再次是革命党人逼迫孙中山辞职。
在孙中山看来，辛亥革命不能彻底取胜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一部分革命党人不支持他担任中华民国首任临时大总统，认为他的被迫辞职是革命党人所犯的一个巨大的政治错误。孙中山说：“……当时我的政治事业，在1911年10月开始并迅速普及全国的革命中获得了自己决定性的表现。革命的结果，是推翻了满清并建立了中华民国。我当时被选为总统。在我就职后不久，我便辞职让位于袁世凯，因为我所完全信赖的一些朋友们，在当时比我对中国内部关系有更确切的知识，他们以袁世凯得外国列强信任、能统一全国和确保民国的巩固来说服我。现在我的朋友们都承认：我的辞职是一个巨大的政治错误。”(21)其实，孙中山当初是不主张与北方妥协的，他在1911年底回国时，确曾主张北伐，宣称“革命之目的不达，无和议之可言”，又说“和议无论如何，北伐断不可懈”(22)。但是革命党人却早已以议和谈判为名谋求与北方妥协，并十分看好袁世凯这个汉人实力派，却没有意识到革命的终极目标是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彻底掌握国家政权，结果给了袁世凯这个满脑子帝王思想的汉族大官僚以可乘之机，使他轻而易举地坐上了总统的宝座。不过，后来的历史发展毫不留情地证明他们太幼稚了，他们的确犯了一个无法挽回的巨大的政治错误。
最后是革命党人不注重革命宣传。
孙中山说：“……民国成立以来，我们党人大多数都是用枪炮来奋斗，很少的用宣传来奋斗。……就用枪炮和用语言文字两种奋斗来讲，从前用枪炮来奋斗的时候最多，用枪炮的力量已经把满清政府铲除了。但是满清政府虽然是已经铲除了十三年，说到革命还没有彻底成功，没有得什么结果。这是因为什么缘故呢？简单地说，就是因为缺乏宣传奋斗的工夫。从前把枪炮的力量比宣传的力量看得太重，少向宣传那一方面去奋斗，所以用枪炮奋斗，虽然是已经成功，论到革命事业，还不能得什么结果。现在我们应该晓得，初期的革命，十分重要的是枪炮奋斗；后来的革命，更加重要的还是宣传奋斗。如果我们没有宣传的奋斗，那么，我们用枪炮奋斗得来的结果便不能够保持，这就是十三年来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23)对于党员奋斗与军队奋斗的关系，孙中山认为，“……就以胜败成绩观察之，则军队战胜为不可靠，必须党人战胜乃为可靠，此点党员须首先明白。吾党当革命未成功以前，皆用党员来奋斗，绝少用军队来奋斗。至于武昌一役，虽属军队奋斗之大胜利，然此次成功，乃由党员以党义奋斗之结果，感动军队而来。不幸武昌成功之后，党员即停止奋斗，以至此十二年来吾党用军队奋斗多，用党员奋斗少，即或有之，亦属讨袁失败之短时期间。”(24)
孙中山所说的革命党“宣传奋斗”，其对象指的是广大的人民群众。他说：“革命党谋覆满清，其目的所在，欲使中国为世界最强之国、最富之国、又政治最良之国。此种目的，当合全国人民为之，乃可达到。”(25)武昌起义的成功，的确“卒赖全国人心之倾向，仁人志士之赞襄，乃得推覆专制，创建共和。”(26)因为得人心者得天下，“人心就是立国的大根本。辛亥年满清之所以亡，是亡于他们失去了这个根本；民国之所以成，就是成于我们得到了这个根本。……得人心的方法很多，第一是要本党现在的党员，人格高尚，行为正大。不可居心发财，想做大官；要立志牺牲，想做大事，使全国佩服，全国人都信仰。……第二是要诸君注重宣传，教本党以外的人都明白本党的主义，欢迎本党的主义，然后本党施行主义便无阻力，便无反抗。……现在本党放弃宣传，这是一个大错误！至于不肖党员，行为不正，或假本党党员名义在外招摇，更是失全国人心的大原因。”(27)而民初的革命党由于组织涣散，党人失去奋斗精神，不去从事革命宣传，致使老百姓不仅对“民国者，民之国也，为民而设，由民而治”和“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的民国无法认识，而且把民国成立后的祸乱都归咎于革命党，对此，孙中山在批评革命党人的同时曾指出：“……为什么十二年来人民都以为祸乱是革命产生出来的呢？中国大多数人的心理‘宁为太平犬，不作乱离王’。这种心理不改变，中国是永不能太平的。因为有这种心理，所以样样敷衍苟安，枝枝节节，不求一彻底痛快的解决，要晓得这样是不行的。”(28)而大多数人民处于这样一种心态，恰恰说明革命党人的宣传工作是做得很不够的。
谈到革命党人的宣传工作，孙中山特别强调了训政的重要性，他说：“夫以中国数千年专制、退化而被征服亡国之民族，一旦革命光复，而欲成立一共和宪治之国家，舍训政一道，断无由速达也。……我中国人民久处于专制之下，奴性已深，牢不可破，不有一度之训政时期以洗除其旧染之污，奚能享民国主人之权利？”(29)又说：“……而中国四万万之人民，由远祖初生以来，素为专制君主之奴隶，向来多有不识为主人、不敢为主人、不能为主人者，而今皆当为主人矣。其忽而跻于此地位者，谁为为之？孰令致之？是革命成功而破坏专制之结果也。此为我国有史以来所未有之变局，吾民破天荒之创举也。是故民国之主人者，实等于初生之婴儿耳，革命党者即产此婴儿之母也。既产之矣，则当保养之，教育之，方尽革命之责也。此革命方略之所以有训政时期者，为保养、教育此主人成年而后还之政也。……惜乎当时之革命党，多不知此为必要之事，遂放弃责任，失却天职，致使革命事业只能收破坏之功，而不能成建设之业，故其结果不过仅得一‘中华民国’之名也。悲乎！”(30)孙中山还郑重指出，“……这个训政时期，是革命时期中必不可省略的过程，革命成否，全于此时期卜之。”(31)
在谈到革命党人与革命的关系时，孙中山特别提到了革命政党的重要性，他说：革命党虽然取得武昌起义的成功，然而“……曾几何时，已为情势所迫，不得已而与反革命的专制阶级谋妥协。此种妥协，实间接与帝国主义相调和，遂为革命第一次失败之根源。夫当时代表反革命的专制阶级者实为袁世凯，其所挟持之势力初非甚强，而革命党人乃不能胜之者，则为当时欲竭力避免国内战争之延长，且尚未能获一有组织、有纪律、能了解本身之职任与目的之政党故也。使当时而有此政党，则必能抵制袁世凯之阴谋，以取得胜利，而必不致为其所乘”(32)。又说：“……今日欲巩固中华民国，政党最为紧要。”(33)“窃以中国今日政治不修，经济破产，瓦解土崩之势已兆，贫困剥削之病已深。欲起沉疴，必赖乎有主义、有组织、有训练之政治团体，本其历史的使命，依民众之热望，为之指导奋斗，而达其所抱政治上之目的。”(34)孙中山不仅认为革命需要政党奋斗，而且革命需要革命政党的党员服从领袖，他说：“……要知道过去革命所以失败最大的原因，就是不肯服从一个领袖的命令。我们现在要做革命能够成功，以后党内的一举一动，就要领袖来指导，由全体党员去服从。”(35)党员之所以要绝对服从领袖，是因为革命党人“……从前推翻满清之后，至今无法建设民国，就是错用了自由之过也”(36)。“……自光复以来，共和与自由之声，甚嚣尘上，实则其中误解甚多。盖共和与自由，专为人民说法，万非为少数之军人与官吏说法”(37)。孙中山还进一步指出：“……中国革命之所以失败，是误于错解平等、自由。……所以民国十三年来革命不能成功，就是由于平等、自由的思想，冲破了政治团体。……我们中国人讲平等、自由，恰恰是相反，无论什么人在哪一种团体之中，不管团体先有没有平等、自由，总是要自己个人有平等、自由。……中国现在革命，都是争个人的平等、自由，不是争团体的平等、自由。所以每次革命，都是失败。”(38)正因为有这样的思想认识，所以孙中山便相继组建了中华革命党和中国国民党，并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又将中国国民党进行改组，力图建立一个强有力的革命政党，以领导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
当然，就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革命党的失误而言，革命党领袖孙中山本人的认识也曾有过波折。比如，民国成立之后，孙中山就认为辛亥革命使民族、民权两主义已经完成。但经过宋案和反袁之后，孙中山的认识才有了深化，他说：“……十年前革命的成功，就是民族主义成功。”(39)并不是民权主义的成功。又说：“……十三年前的排满成功，就是一部分的民族主义成功。”(40)之所以称为一部分民族主义成功，是因为中国人民在“满清推翻之后，还要受外国人的压迫，因为满人从前把我们的权利，都送到外国人手内，立了许多不平等的条约，至今还没有修改。……所以现在脱离了满人的奴隶，还要做外国人的奴隶。”(41)当然，孙中山不愧为与时俱进的革命家，当他意识到袁世凯等北方军阀窃取革命果实并倒行逆施破坏革命之后，毅然挺身而出，发动了旨在捍卫革命成果的二次革命、护法运动和北伐战争。他尤其看到了中国革命事业的新生力量——中国共产党，并毅然通过改组国民党，为中国革命注入了新血液——联俄、联共、扶助农工。
三、关于反革命势力
孙中山认为，辛亥“革命之所以不成功的原因，是由于反革命的力量太大；反革命的力量过大，抵抗革命，所以革命一时不能成功。……我们中国革命十三年，每每被反革命的力量所阻止，所以不能进行，做到彻底成功。这种反革命的力量，就是军阀”(42)。
孙中山还进一步指出，军阀与旧时代的官员、政客都是新社会中的旧政治势力，而这种旧政治势力是非常强大的，他说：“……盖自民国成立十年于兹，考厥成绩，仅能推翻满洲政府而已。然满洲政治之旧势力尚未能除，故所去者只一皇帝，而官僚武人之毒焰犹未息也。”(43)孙中山认为这些旧政治势力成为革命绊脚石的原因“……就是因为做皇帝的思想没有完全铲除，没有一概肃清”(44)。所以，“我们要把这种做皇帝的思想完全铲除，一概肃清，便不得不再来奋斗，再来革命”(45)。
在对反革命力量的认识上，孙中山已明确看到了假革命党人混入革命党内给革命带来的危害，他说：革命党“推倒满清之后，充入假革命党人极伙，争权夺利，熏心仕途。于时真革命党人灰心，假革命党人愈炽，愈弄愈坏”(46)。“中国共和垂六年，国民未有享过共和幸福，非共和之罪也；执共和国政之人，以假共和之面孔，行真专制之手段也”(47)。由于假革命党人混入革命党内破坏革命，而真革命党人又因为灰心而消极处事，这就无形中使革命党内部的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之间出现一消一长的势力对比，由此可以看到革命的前途与命运。另外，除假革命党人投机钻营之外，真革命党人也患得患失地与军阀和旧官僚势力谋求妥协，所以“……前几次革命，均因半路上与军阀官僚相妥协、相调和，以致革命成功之后，仍不免于失败。”(48)
四、关于财政、迁都、土地所有制、外国势力渗透等因素
除上述这些重要原因外，财政支持、迁都和土地所有制以及外国势力的渗透等因素也是造成辛亥革命不能彻底取胜的重要原因，不过，孙中山对这些问题有的谈得并不多，有的认识较迟。
比如财政支持问题。在反清革命运动中，孙中山有过多次筹款的经历，他深知经济因素是进行革命和建立新政权的重要支撑力量。譬如，他在1911年底就认为“中国今日非五万万不能建设裕如”(49)，“如得财力支持，我绝对能控制局势”(50)。但是，严酷的现实却是，民国成立后的前4个月内，临时政府的各项收入合计只有746万元和46万两(51)，这对于每月至少需要白银1000万两的运作开支而言真是杯水车薪，难以济事。光军费一项，每月亦需白银50万两来维持20万军队的日常开支。无奈之下，孙中山在民国成立前后就到处谋求借款，但其所得则是微乎其微。由此可见，经济问题是令孙中山等临时政府首脑最为头痛的事情，而临时政府没有足够的财力支持，自然不能控制各种局面，更难以维护辛亥革命取得的胜利成果（包括南京临时政府这个革命政权的存在），因此，经济和财政问题也是使辛亥革命不能彻底取胜的重要因素。
又如迁都问题。孙中山说：“……鄙人当时在宁提议迁都一事，极力主张迁都南京，不赞成北京，其中理由，全国形势，南京握全国之中，长江流域界于十八省之间，南京为长江之要地，交通便利。”(52)其实，孙中山提出迁都的动议并非不重要，如能迁都，袁世凯到南京就任，那么，革命党人就有希望节制袁世凯，而袁世凯自然能看出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意图所在，所以他想方设法最终把自己的巢穴建立在封建势力和外国势力都比较集中的北京地区。实际上，袁世凯与孙中山在迁都问题上的较量，对临时政府的命运和辛亥革命的前途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而一部分革命党人没能坚持孙中山的主张，他们在激烈的斗争中有意无意地偏袒了袁世凯，结果使孙中山设想的节制袁世凯的计划完全落空。而节制袁世凯的计划一旦落空，那么民国的前途和命运就只能由袁世凯按自己的意愿去操纵了。
再如土地问题。在孙中山的总结与反思中，他认为革命不能彻底取胜的原因与土地问题未能解决也有重要的关系。他说：“……今日革命事业并未成功，想革命成功，当先解决土地问题。”(53)不可否认，封建土地所有制是维系封建制度的重要温床，而昙花一现的临时政府因处在错综复杂的政治、经济、军事和列强不支持的困扰中，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平均地权”，到后来军阀割据、列强共管的时代，孙中山更无力实行“耕者有其田”，解决土地问题。不过，在对革命经验与教训的反思中，孙中山已经认识到土地问题解决与否，亦是辛亥革命取得彻底成功的必要条件。
还有外国势力渗透问题。从1895年筹备广州起义开始，孙中山即把西方国家的支持作为革命成功的一个重要砝码，他在策划两广独立和举行惠州起义时就曾谋求过英、日政府的经济与军事支持。武昌起义爆发后，孙中山仍认为西方国家的经济与政治支持是推动中国革命的重要力量，他说：“武昌举师以来，即由美旅欧，奔走于外交、财政二事。”(54)民国成立后，南京临时政府也多方努力，希望获得西方国家的承认。西方列强虽各有打算，但在对待孙中山和袁世凯的问题上，他们显然更倾向于支持袁世凯。而且他们掌握着中国的海关税收，却没有让临时政府分到一杯羹，这不免使孙中山有些失望。后来，孙中山不得不谋求日本政府的支持，但日本政府让孙中山更加失望，因为日本对中国有更大的侵略野心，对此，孙中山曾气愤地说：“我们革命失败，全是日本捣鬼：起初助袁世凯以摧残民党，后来经民党多方运动，不助袁氏，乃又偏偏要抬出岑春煊来扶植官僚势力。”(55)又说：“中国若不推翻日本在中国之势力范围，日本必利赖中国之天产及人民，以遂其穷兵黩武之帝国主义。”(56)后来，孙中山又谋求美、英国家的支持，但当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时，美、英政府不仅拒绝承认广州政府，而且继续支持以曹锟、吴佩孚为首的直系军阀。为此，孙中山曾不无感慨地说：“我们正在争取更大的进展。我们打算进军北方，以逐走所有的大督军与亲日派。当然，和往常一样，英国政府正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设置种种障碍，以致使我们的一切重大成就化为泡影。”(57)在孙中山看来，英国不仅制造种种障碍，而且直接分化了革命力量，他说：“我最好的朋友陈炯明背叛了，他被吴佩孚收买了，被香港的英国人收买了。”(58)现实使孙中山认识到：“帝国主义之英、美、法、日、意，各皆坚心毅力与中国少部分著名的封建督军、破产的官僚、投机的政客此三种人形成中国之军阀政客，买卖中国矣。彼等又助力反革命派完成地方封建政治矣。彼等又将把持革命政府应有之关余，束缚革命政府之手足，使不能为人民谋利益、反抗军阀而奋斗矣。彼等又……压迫中国之革命派矣。”(59)正因为对帝国主义有这样的认识与反思，所以，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北伐宣言》中明确指出：“此战之目的不仅在推倒军阀，尤在推倒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盖必如是，然后反革命之根株乃得永绝。”(60)在对西方列强逐渐抛弃幻想的同时，孙中山也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看到了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新希望，并认为“盖今日革命，非学俄国不可。……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61)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国家对苏维埃俄国的经济封锁和军事进攻。总之，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孙中山终于认清了帝国主义的反革命本质，认识到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中国革命所面临的两大敌人，虽然他对帝国主义本性的认识较晚，但他仍然找到了辛亥革命不能彻底取胜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西方列强国家及其在华势力对中国反革命力量的大力扶植与支持和对中国革命运动的极力阻挠与破坏。
结束语
在孙中山的著作中，他多次谈到辛亥革命不彻底性的原因，这些原因既有主观方面的，也有客观方面的，既有内在的，也有外在的，且许多原因又是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如军事、政治、经济、外交、革命党、迁都、军阀、帝国主义等各种因素就具有密切的内在联系。尽管总起来说，他的这些著述比较分散，也不系统，但因为他是辛亥革命的主要领导者、共和制度的主要缔造者、临时约法的主要捍卫者，所以，他的这些认识是在长期亲身经历与不断遭受挫折的痛苦经历中总结和反思出来的，尽管有些看法不够客观，或者带有认识上的局限性和心理上的情绪化倾向，但他对辛亥革命不彻底性的历史反思内容，已大体上把握住了问题的核心和基本的脉络。因此，孙中山对辛亥革命经验、教训的历史反思与总结，不仅是他对他所领导的辛亥革命的重要思想认识结晶，也是他为中国革命留下的宝贵的精神遗产，对此，我们应好好总结，以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
（作者单位：广东省中山市翠亨孙中山故居纪念馆）
【注释】
(1)《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0页。
(2)《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431页。
(3)《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06页。
(4)《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0－21页。
(5)《孙中山全集》第10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91－292页。
(6)萧致治：《黄兴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52页。
(7)《黄兴评传》，第250－256页。
(8)严昌洪等译：《黄兴同俄国驻汉口领事馆秘书沃兹涅先斯基的谈话》，《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6辑，第80页。
(9)《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717页。
(10)《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501页。
(11)《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00页。
(12)《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10页。(www.xing528.com)
(13)《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36页。
(14)《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06页。
(15)《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158页。
(16)《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432页。
(17)《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262页。
(18)《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262页。
(19)《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503页。
(20)《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14页。
(21)《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591－592页。
(22)《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7页。
(23)《孙中山全集》第10卷，第349－350页。
(24)《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500－501页。
(25)《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345页。
(26)《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157页。
(27)《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283－284页。
(28)《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114页。
(29)《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10－211页。
(30)《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11页。
(31)陈旭麓、郝盛潮主编：《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23页。
(32)《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14－115页。
(33)《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35页。
(34)《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429页。
(35)《孙中山集外集》，第220页。
(36)《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81页。
(37)《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34页。
(38)《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268－269页。
(39)《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页。
(40)《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569页。
(41)《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569页。
(42)《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77－378页。
(43)《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562页。
(44)《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93－294页。
(45)《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94页。
(46)《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558页。
(47)《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114页。
(48)《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25页。
(49)《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67页。
(50)《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44页。
(51)张磊：《孙中山评传》，广州出版社2000年版，第95页。
(52)《孙中山集外集》，第70页。
(53)《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479页。
(54)《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71页。
(55)《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394页。
(56)《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101页。
(57)《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583页。
(58)达林：《中国回忆录》（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11页。
(59)《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23页。
(60)《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76页。
(61)《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1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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