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历史：经营秦州的重要措施

三、经营秦州

秦州在渭水南岸，控接三蜀，是陇右通关中、蜀中的三岔交会之地，亦是历代军事重镇。北宋统一全国后，特别是西夏党项的崛起，使地处边陲的秦州地位日益重要，成为宋朝重要经营地区之一。咸平四年（1001年）十月，宋真宗以陕西二十三州图示辅臣，历指山川险易，蕃部居处，特别指秦州说：“此州在陇山之外，号为富庶，且与羌戎接畛。”^[32]在宋夏战争中，西夏军常沿陇山西侧瓦亭川道南侵，兵锋常至秦州境。由于秦州地位的日益重要，宋王朝竭尽全力加强对秦州地区的控制，重视对秦州的经营。

（一）选派官员，抚定经略

由于秦州的重要性日益显现，宋朝廷认为“天水边要，宜速得人”^[33]，在选派官员上颇为重视。文彦博曾“迁天章阁待制、都转运使，连进龙图阁、枢密直学士、知秦州”^[34]。张方平也曾“以工部尚书帅秦州”^[35]。他们均身居高官兼任秦州职。宋代名臣曹彬之子曹玮、曹琮均二度知秦州。另据文献所载李师中、刘仲武、何常、陆师闵、陆诜、张诜、马仲甫、蔡抗、刘庠、刘文质、李睿、叶康直、胡宗回、吕公孺、何忠立、梁适、郭载、宋珰、段思恭、高防、吴廷祚、吴元载、温仲舒、薛惟吉、刘熙古、马知节、郭奎、杨怀忠等均在秦州任职，其中一些官员在秦州任上颇有政绩。

宋朝统治者深知秦州蕃夷杂处，民族矛盾尖锐，自立国之始，对秦州的经略宗旨以“边鄙安宁”为主，在选任秦州官员与处理秦州事件上就突出了这一主导思想。

秦州大洛门寨（今甘肃武山县鸳鸯镇）、小洛门寨（今甘肃武山县洛门镇），多产良木，自唐末以来，为蕃部所据。宋建隆二年（961年），高防知秦州，在州西北盛产良木的夕阳镇置采造务，与蕃人争采木之利，致使蕃部尚波于反抗。宋太祖得悉此情后，第二年夏，就命吴廷祚为节度使取代高防，平息了宋初这次秦州事件。淳化五年（994年），温仲舒知秦州时，诸蕃部献地内属，不久将蕃部全部迁到渭河北岸，并立堡寨加以限制，因而引起骚动。宋统治者为平息此事件，择守臣安抚，并将其调离秦州任。张佶知秦州时，置四门寨，开拓疆境，边民颇怨，又“临渭置采木场，戎人不之争，移帐而去”^[36]。张佶对蕃部不存抚，不赐賚，致使蕃部劫掠。北宋政府为了边地安宁，将张佶调离秦州任。

宋王朝对秦州发生事变的处理，显然是以平息和解决民族矛盾与纠纷为主，而这些选派官员也在秦州任上为秦州民众兴利除弊，缓和了民族矛盾。咸平（998—1003）初，马知节知秦州。秦州“尝质羌酋支属余二十人，踰二纪矣”。知节说：“羌亦人尔，岂不怀归？”^[37]将其全部遣还。羌人感激，表示永不犯边塞。梁适在秦州两任，抚定蕃众，“罢所益兵，而蕃汉终公之去，安然自居”^[38]。秦州百姓为其立祠以示怀念。薛奎知秦州时，州宿重兵，缺乏经费，于是倡行节俭，“教民水耕，谨商算。岁中积粟三百万，征算余三千万，核民隐田数千顷，得刍粟十余万”^[39]。薛奎为民谋利，深得蕃汉民众爱戴，当他离任时，“数千人列奎治状”，再三挽留，不舍他离去。端拱二年（989年），郭载出知秦州兼沿边都巡检使，而原先巡边者多领兵骑以威戎人，骚扰边民。郭载赴任后，减轻负担，“戎人感悦”。宋太宗时，宋珰二度知秦州，均有治绩善政，安集诸戎，部内清肃。曹琮二度知秦州，“度羡材为仓廪，大积谷古渭、翼城”，并对蕃部“怀以恩信，击牛酾酒犒之”^[40]，使屡入抄边的蕃部多请内属。这些选派的官员在秦州任上，对于发展秦州地区生产，维护该地区社会秩序的稳定，平息事件，缓和民族矛盾，改善民族关系均做出一定贡献。(www.xing528.com)

（二）羁縻笼络，结其欢心

秦州地区蕃汉杂处，蕃部众多，民族矛盾尖锐。秦州又是西夏觊觎之地，宋朝廷惟恐党项势力增强后，“西取秦界之群蕃”^[41]，使北宋王朝西鄙不宁。

北宋立国初，秦州蕃部不断骚扰。太平兴国二年（977年），蕃部安家族寇长山寨。太平兴国三年（978年），秦州内属戎人又多次寇边，宋朝廷采取了屠杀镇压措施。自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夏州党项李继迁公开反宋后，宋朝廷面对日益强大的党项势力，改变了对秦州吐蕃的镇压之术，采取羁縻笼络的政策，结其欢心，施以厚利，以秦州蕃部为藩篱。曾下诏“西番诸族有能生擒李继迁者，当授节度使，赐银彩茶六万；斩首来献者，授观察使，赐物有差”^[42]。并采用吴淑建议，遣使告谕秦陇以西诸蕃部攻伐李继迁。显然，秦州吐蕃也是宋王朝竭力羁縻笼络的对象之一。对那些归顺听命的蕃部首领，封官授爵，以示恩宠。南市归顺蕃部都首领郭厮敦举家迁居冶坊寨（今甘肃清水县东北40里黄门乡），宋廷任命他为本族巡检，又授秦州伏羌寨蕃官都军主阿珠为峰州刺史。秦州三阳、定西、伏羌、静戎、冶坊、三门、七寨熟户蕃部都首领以下共146人有功，其中2人授都军主，41人授军主，57人授指挥使，其余悉补蕃官。

（三）修建寺院，佛事怀柔

宋王朝除用赐物、封官授爵等进行笼络外，还从文化心理上对蕃部加以羁縻。吐蕃人有崇佛之俗，笃信佛教，因此宋朝统治者以佛事予以怀柔，借助宗教这一精神武器来征服笃信佛教的吐蕃人民，缓和民族矛盾。寺院是凝聚吐蕃人信仰的场所，修建寺院就成为宋王朝羁縻吐蕃的一项具体措施。宋天圣三年（1025年）十月，秦州蕃官军主策拉等人，请求在来远寨置一佛寺，宋朝立即答应。宋王朝也尽量满足秦州吐蕃僧侣的欲望与要求。对佛教僧侣赐紫衣师号，最初是为了表彰僧侣功德，并借此为皇帝或执政太后祈福，它是佛门的奖赏，是对释迦弟子虔诚事佛的肯定，后来逐渐为统治者所利用，成为一种为政治、军事目的服务的笼络、赏赐的手段。宋统治者对秦州吐蕃僧侣的赏赐也不例外，为宋王朝效力服务的吐蕃僧侣理当获得赐“紫衣师号”的奖赏。秦州永宁寨蕃僧策凌班珠尔、伊朗颇斡因“曹玮言其屡经指使”，二人皆赐予紫衣。故秦州蕃僧努卜诺尔弟子莽布玛喇干，因“本州钤辖言其干事”^[43]，也获赐紫衣。这种以佛事羁縻正是从民族文化方面，抓住了吐蕃人民“最重佛法”的文化心理，其成效显著。

总之，秦州及其蕃部是宋夏战争这局棋盘上的重要棋子，是北宋军事体系中的重要一环，而北宋政府对秦州及其蕃部的经营，是以平息与解决民族矛盾为主，这是基于宋王朝对西夏战争的大背景所必须采取的有效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