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南农民起义：揭露国民党黑暗统治

三、甘南农民起义^[9]

1943年1月中旬，甘肃师管区一支小部队去渭源接收壮丁，途经临洮东峪沟，马继祖带领当地群众将这批士兵俘获。这成了甘肃各族人民联合起来反抗国民党黑暗统治的信号。

这次起义的酝酿和准备时间比较长。1941年1月14日，史鼎新（第八战区高参）、王教五、王新潮、杨可显、许青琪、刘余生、杨景周等人在兰州聚会，讨论反对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作好抗日准备等问题，并决定成立西北民主政团，联络洮河流域各族贫苦百姓，发动武装暴动。会后，刘余生从兰州国民党弹药库买到一批枪支弹药，运到临洮。刘余生的胞弟刘鸣当了临洮县紫松乡的乡长。与此同时，王仲甲、肖焕章在临洮衙下集，回族农民马福善、马继祖父子在康乐县边家湾等地秘密组织群众。王仲甲、马福善还分别联络卓尼水磨川寺（藏名康多寺）活佛怀来仓·肋巴佛（金巴嘉木错），约定于1943年初同时举行武装起义。

1941年1月16日、17日马福善、马继祖（回族）在临洮境内伏击国民党的接兵部队后，又在临洮西坪击溃前来镇压的临洮保安大队一个中队。此时，王仲甲、肖焕章已集合60多人的队伍前来支援。两支部队会师于西坪。随后又在临洮格子坪一带消灭国民党正规军十二师4个连和保安团一部分，俘敌300余人，缴获机枪4挺、步枪370多支。在对敌斗争胜利消息的鼓舞下，周围各县农民纷纷响应起义军。卓尼肋巴佛率800多藏汉僧俗人民，攻克临潭（洮州）。临夏东乡的马木哥（“深眼窝司令”）在宁定（今广河），毛克让、刘化一分别在临洮马衔山、窑店，安华雄在皋兰，杨华如在洮沙，黄作宾、王作宾在榆中，闵福元（回族）在定西，王子元在通渭，毛得功、郭化如在陇西、渭源，分别组织起义。刘鸣也于3月宣布起义，并发布《告西北各族各界同胞书》。以上各支起义军形成了汉族、回族、藏族、东乡族等民族大联合的态势。除了肋巴佛率领的藏军（最盛时达到数千人），都参加了马福善、王仲甲部。

起义军所到之处，惩处贪官污吏、恶霸豪绅，开仓济贫，并多次发布檄文、告人民书，申明起义的主张和要求，主要有：

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若要不反，免粮免款!

甘肃各族人民团结起来，抗战到底!

纳不起粮，交不起款，雇不起壮丁的人，一致团结起来，

打倒谷正伦、朱绍良!

被虐待而死亡的壮丁家属，一致团结起来，打到兰州，报仇雪耻!

甘肃人民誓死不做亡国奴，不受贪官污吏的压迫!(www.xing528.com)

打倒贪污无能的政府，建立廉洁清明的政府!

铲除虐待壮丁的兵役机关!

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

甘肃各族人民永远再不受贪官污吏的挑拨离间、互相残杀！

1943年4月，起义军活动范围包括甘肃南部20多个县：临洮、康乐、宁定、洮沙、漳县、渭源、会川、陇西、岷县、武都、榆中、皋兰、秦安、通渭、武山、康县、西固（舟曲）、西和、和政、临夏、卓尼、临潭等。

起义军总数已达四五万人。在此之前，起义军曾多次进行整编，统一号令。其中1943年二三月在临洮衙下集整编，王仲甲任司令，赵有安任副司令，肖焕章、蒲万祥、何建吉（后为吴建伟）分任团长。3月中旬，起义军于皋兰南乡的马坡^[10]（今属榆中）召开军事会议。会议决定统一番号，起义军定名为“甘肃（农民）抗日救国义勇军”，公推王仲甲为总司令，马福善、肋巴佛为副司令，全军分10路，由王仲甲、马福善、毛克让、杨华如、黄作宾、肖焕章、安华雄、苟登甲、姚登甲、任廷桢分任各路司令，另任命肋巴佛为洮岷路藏军司令。这次会议还决定了今后行军的主要方向：王仲甲率主力南下武都、文县，准备以四川松潘地区作为据点，同肋巴佛取得密切联系，坚持长期斗争；杨华如、毛克让、黄作宾等率部在榆中、定西、皋兰东南乡一带开展游击活动，以截断西兰公路及各交通线，孤立兰州；马继祖部则向会宁、西海固、陇东等地区进军，以打通向陕甘宁边区的道路。6月上旬，在武都草川崖召开起义军领导人会议。在此以前，刘鸣在3月已经南下，活动于陇南地区。6月初，国民党驻武都骑兵营营长张英杰，也参加了起义军。草川崖会议的召开，是各路起义军在陇南地区活动大会师的结果。此时王仲甲、肋巴佛、刘鸣、张英杰等部据说已有8万人，马继祖等部约有4万人，合计在10万人以上，这是起义军的鼎盛时期。会议对起义军进行整编，改番号为“西北各民族抗日义勇军”，根据刘鸣建议，推选张英杰为总司令，王仲甲为副总司令，刘鸣为总参谋长，马继祖为前线总指挥，下分7路，由王仲甲、张英杰、马继祖、王德一、肋巴佛等任各路司令。会后起义军两次会攻武都，都因内部配合不力而失败。这时，国民党正规军1个师已到达武都地区，控制了南下通道。起义军被迫北撤。

起义初，并未引起国民党甘肃当政者朱绍良、谷正伦的重视，只派保安团进剿。待起义军于数月之内已成燎原之势，朱绍良等才向国民党中央告急。此时正值蒋介石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组成陇东、关中两个兵团，准备先占陇东、关中，最后攻取延安。甘南民变打乱了蒋介石的布置，“使胡宗南不得不抽调其陇东兵团的5个师前往镇压，从而削弱了进攻我陕甘宁边区的兵力”^[11]。当时国民党共调集6个正规师（十二、七、骑九、十五、暂五十九、暂五十一师；另调四十八师防守兰州）、1个空军中队、马步芳3个团（内1个骑兵团）、4个保安团、东路交通司令部1个骑兵团，对起义军进行镇压。他们从四面包围，攻击起义军。在用现代武器装备的敌人进攻面前，起义军英勇战斗，伤亡很大。当年七八月后，王仲甲、肖焕章、毛得功、马继祖、肋巴佛等率部冲出重围后，分散潜伏，保存力量，以谋再举。黄作宾、王作宾等30多位团以上领导人，被捕后壮烈牺牲。张英杰叛变投敌，被杀；刘鸣曾同劝降的敌人谈判，提出了一些条件，企图保存实力，以图再起，但受到国民党军突袭，也被捕杀。到1943年10月后，甘南农民起义最终失败了。

甘南农民起义失败后，国民党又进行清乡，残酷地搜捕和屠杀起义者（在战斗中牺牲和被屠杀的起义者共约3000人），凶残地抓壮丁（仅暂五十九师和十二师就有被抓的500余人），洗劫民间财物。但是统治者也被迫调整了一些政策，主要是取消了苛捐杂税中的“鸡税”、“门差”、“懒款”等，使当地的劳动人民能够暂时得到喘息的机会，以恢复生产。

甘南农民起义揭露和震撼了国民党在甘肃的黑暗统治，牵制和削弱了国民党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军事力量，支援了中共领导的陕甘宁边区的建设和抗日力量，提高了甘肃广大人民群众的觉悟，增强了甘肃各族人民的团结，是甘肃民族关系史上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