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新闻事业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发展

1934年8月中央红军长征进入贵州境地，蒋介石电令王家烈堵截红军。王自觉力量单薄，无法与红军对抗，又感蒋介石不可能容忍贵州的割据状态，便与陈济棠、李宗仁订立三省互助联盟。不久这一密约被陈济棠的部属余汉谋出卖给蒋介石，蒋介石则乘追剿红军的机会，派薛岳为“剿匪”第二路军前敌总指挥率军进入贵州。1935年1月红军强渡乌江，占领遵义。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同时薛岳进入贵阳，派部将接管贵阳城防，连王家烈本人出入城垣也要受到盘问。从是年1月至3月间，红军四渡赤水，歼敌20个团，其中就有王家烈的两个师。接着又出敌不意，南渡乌江，直逼贵阳。王家烈自知贵阳难以立足，率军进入遵义地区，派黄道彬代理省主席留守贵阳。薛岳乘机攫取贵州军政大权，断绝了王家烈集团的财政收入。国民党二路军总部于1935年2月14日在贵阳创刊《革命日报》，该报一大半系送赠各部队阅读，日出四开一张，销数达千份。此时黄道彬则穷途末路捉襟见肘，不得不在报上公开宣告，“查军事紧张期间，库款万分奇窘”，决定自1935年3月起省政府机关报《新黔日报》“暂时停刊”。实际上随着王家烈军阀势力的垮台，贵州省政府的改组，该报永无复刊的可能。蒋介石政府早就想扫灭川、桂、黔、滇军阀割据势力，乘重兵驻筑之机，迫使王家烈让出省主席一职，由蒋介石亲信吴忠信担任。不久又以不给食饷为名，鼓动部下“倒王”，又逼王家烈辞去军长职务，交出军权。蒋介石给了王家烈一个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的空衔，于1935年5月3日逼着王家烈带着爱妾梁氏离开贵阳飞往汉口，彻底结束了桐梓系军阀在贵州的统治。

《革命日报》在红军离黔北上后由绥靖公署接办。1936年8月，绥靖公署改组，由省政府接办，黄晋珩出任社长。该报初期为一中张，后扩为一大张，再扩为两大张，销售量曾达到2 800份，成为吴忠信的省政府机关报。

军阀政权垮台后，贵州新闻事业曾一度出现蓬勃发展的新景象。从1935年5月到1936年7月的一年零两个月的时间里，贵阳地区新创办了9家日报和晚报。1935年8月15日创刊的《贵州晨报》是国民党省党部主办的报纸，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特派员萧蔚民任社长。1935年10月10日起，增发《每周画刊》，刊登用铜版纸印刷的新闻图片，这是贵州省最早的新闻画报。可惜画报只发行四个月即停办。该报最初为两中张，后改为一中张一大张，旋又改为两大张。发行量日销1 000多份，最高时曾达到2 400份。

除了《贵州晨报》外，先后创刊的有《黔风报》日刊（1935年5月）、《黔阳晚报》（1935年6月）、《新新报》（1936年2月）、《铮报》（1936年2月）、《民声日报》（1936年6月）、《商务日报》（1936年6月）、《妇女报》（1936年7月）和《坦报夕刊》（1936年7月）。这8家报纸除《黔风报》和《商务日报》在1937年尚在出版外，其余6家报纸的持续出版时间都不足一年，《新新报》《铮报》《民声日报》《妇女报》和《坦报夕刊》的寿命不到半年。其中《黔阳晚报》《铮报》和《坦报夕报》因刊登的新闻为当局所不满，被勒令停刊，其余各报均因经费不继而停办。这一方面反映了贵州经济萧条，无法容纳那么多的商业性报纸，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对新闻事业的压制。

随着国民党军政势力的进入贵州，1935年4月南京中央通讯社派萧蔚民为贵阳特派员，进驻贵阳。同年5月初，萧蔚民与梁汉耀等组织贵州通讯社开始发稿。此时中央通讯社贵阳分社尚未成立，各报的省市消息大都由该社提供，在当时颇有影响。此时，中央通讯社总社决定，筹设分社于贵阳，至6月初开始发稿，贵州通讯社于6月中旬停办。同年9月1日，贵阳分社正式成立，每天抄收总社电讯约一万字；发省市稿平均每天两三千字。从此贵州报上的重要新闻信息均来自中央社电讯。

在1935-1936年间，贵州曾出现4个民办通讯社。其中平民通讯社为《贵州民众日报》同人所办，黔光通讯社为《黔风报》同人所办，南明通讯社为《黔阳晚报》同人所办，唯有大黔通讯社与报社并无组织上的瓜葛。平民、黔光、南明三家通讯社所发的稿件实际上都是该报的外勤访稿，办通讯社的记者无非想以此牟利。大黔通讯社创办不到半年被贵州省政府查封，南明通讯社也因《黔阳晚报》被勒令停刊而无形中解散。中央通讯社贵阳分社成立后，民办通讯社的处境更加艰难，不是因无利可图而自动停业，便是被政府借故查封，其命运与民营报业十分相似。

据1937年6月统计，国民党统治区内共有官办和民营的广播电台78座，其中西南地区四川两座，广西、云南各一座，唯独贵州一座也没有。直到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为适应战时广播宣传的需要，国民党当局才在贵阳办起了广播电台。贵阳的贵州广播电台筹建于1938年，到1939年1月1日开始正式播音。建台初期，设备简陋，主要有10千瓦短波发射机和5千瓦中波发射机各一台，中波机经常有毛病，平时开动的前级功率只有500瓦。贵阳当时民用收音机也不多，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民间使用的多数是不用电源的矿石收音机。

《贵州民众日报》于1937年停刊，抗战初期，贵州只有省政府机关报《革命日报》和省党部主办的《贵州晨报》两家。不仅报纸的内容、编排、印刷质量都比较差，而且连每天出版的时间也很迟，甚至要到每天下午三四点钟才能看到报纸。群众对新闻也不关心，看报的人很少。在抗日战争前夕，《黔风报》的编辑曾在报上发出这样的感叹：“我们这里不只有不看报的学生，而且有不看报的老师！”1939年9月1日出版的《战时记者》上，翊汉所撰的《西南的新闻事业》一文中说：“（贵州）报纸的销路也比从前大得多了。从前不仅交通不便，而且有读报习惯的人也不多……到了三年以后的今天，不看报的老师当然有的，不过他们多住在偏僻的地方。至于城市里的教师学生以及商民们，却都养成看报的习惯了。”（《战时记者》二卷一期）贵阳的《革命日报》在1938年吴鼎昌出任贵州省主席后也曾加以改良，相继聘原《大公报》骨干金诚夫、严慎予为社长，在1939年时最高发行量曾达到近5 000份。

随着日寇侵略战争的扩大，北京、上海、武汉相继陷落，许多政府机关、学校、报社和大批文化界人士向大后方播迁，促进了西南文化事业的发展。抗战时期贵阳新闻事业的繁荣与此有直接关系。1938年10月24日武汉陷敌前一天，《武汉日报》宣告停刊，该报人员西撤至贵阳，于同年12月1日出版《中央日报》（贵阳版），报名旁仍保留《武汉日报》创刊的日期，并持续《武汉日报》的编号。贵阳版《中央日报》自租郊外荒地营建草屋为社址，工作与生活条件极为艰辛，然而仍广为搜罗人才，以求发展。复刊第一号出版后，很快售罄，竟至再印。该报自设电台，直接可抄收中央社电讯，边收边编，其出版时间比贵阳出版的其他报纸都早。该报日出对开四版一大张，每周加一中张。一版为要闻、社论，二版为副刊、广告，三版为国际消息及省市新闻，四版为综合版。《前路》为该报综合性副刊，占半版篇幅，每周出版四期。主要专刊有《国际》《西南》《大众卫生》《妇女工作》《革命青年》《文艺周刊》《星期天》等，均为周刊，一度曾增出晚刊。迁筑的第二年成立新闻研究部，曾聘大夏大学文学院院长谢六逸主持研究工作。由于内容及编排都较精当，1942年时，销数曾达到6 000余份，1944年达到9 000余份，在贵阳报纸中稳居首位。从汉口迁来的还有《大汉晚报》，该报8开版面，副刊名《黔风》，因印刷及消息供应均存在问题，不久便停刊。

《贵州晨报》日出对开一大张，蹇先艾曾为该报主编过《每周文艺》专刊，颇受读者喜爱。1939年2月4日日寇对贵阳大肆轰炸，《贵州晨报》在大轰炸中社址被毁，印刷厂已无法印报，宣告停刊。贵州版《中央日报》社址也遭到轰炸破坏，迁到环城北路新址继续出版。

贵阳版《中央日报》的问世，势必将与贵阳当地报纸展开激烈的竞争，《革命日报》也深感有进一步改革的必要，于1939年12月31日宣告停刊，1940年1月1日更名为《贵州日报》，以新的面貌问世。

《贵州日报》是吴鼎昌、杨森、谷正伦任贵州省主席时的机关报，曾与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文史研究室合作出版《社会研究》《文史》等专刊，谢六逸也曾为《贵州日报》主编过《文协》专刊。该报日出对开一大张，一版为广告，二、三版为新闻，副刊在第四版。该报的优势是经常刊登省政府的临时公报，并规定与正式送达的公文有同等效率。省市新闻和贵阳商情占了整个篇幅的一半左右，所载专论也多半属于对贵州的介绍和研究，特约通讯稿也具有明显的地方特色。该报每周有星期座谈《天下事》和《一周一人》人物专访，星期日出版附张《时事漫画》。经过改进的省政府机关报《贵州日报》凭广告和发行两项收入已足够维持开支而有盈余，初创时发行量已达5 000余份。

在“二四”大轰炸中炸毁而停刊的《贵州晨报》，经国民党贵州省党部和三青团贵州支团的联合筹办，于1941年12月25日创刊《力行日报》，以代替《贵州晨报》。取名“力行”，是为了响应蒋介石“力行哲学”而定。社长是三青团贵州支团部书记兼省党部宣传处长张景行，该报为贵州国民党、三青团的党团机关报。1942年5月因发行量锐减，资金周转不灵，加上国民党与三青团内部矛盾重重，不得不宣告停刊整顿。经过两个月的整顿，改名为《时事导报》，向各县、市三青团硬性摊派约2 000份，发行量一时曾达到4 000份左右。但在贵阳的报业竞争中终因力不从心，于1943年3月停刊。

1940年12月贵阳商会主办的《贵州商报》创刊，该报原为周报，直到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才改为日刊。虽然是商报，但商情材料并不丰富，发行量很少。

1942年10月10日与11月5日，贵阳曾先后出版过两种晚报《民报晚刊》和《大华晚报》。《民报晚刊》是中央通讯社同人业余所办，而且出版较迟，由于贵阳没有夜市，外县又没有销路，每日仅发行1 000余份，无法长久维持而停刊。《大华晚报》日出一张，发行人为舒名世，坚持到1946年才停刊。

1944年3月，日本帝国主义为挽救其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失败，对国民党军队发动进攻，企图打通大陆交通---平汉（今京广线北段）、粤汉（今京广线南段）线。国民党军一触即溃，从4月中旬到5月间，郑州、洛阳等38座城市相继沦陷。接着日寇向湖南发动进攻，岳阳、长沙相继陷落。在长沙沦陷前夕，原在湖南衡阳、长沙等地出版的《大刚报》《力报》《小春秋报》等纷纷迁来贵阳。《大刚报》于1944年年底复刊，该报由贵州省政府社会处主办，由国民党CC系控制，社长先后由文传声、毛健吾担任，于1947年9月停刊。《力报》于1944年春迁来贵阳，1945年由刘熙乙兄弟买下发行权，李思齐出面担任社长，作为一家民办报纸在贵阳出版。《小春秋报》1944年5月底由长沙迁至贵阳，到1946年初才复刊。与此同时贵阳本地又创刊了两家报纸，一家是1944年6月创办的商业性民营报纸《南明晚报》，一家是1944年9月创刊的《民报》日报与晚报各一张。(www.xing528.com)

《南明晚报》由川帮商人集资创办，由达德中学校长曾俊侯任董事长，日出对开一张四版，最初发行量仅三四千份，后来文化界的著名文人熊佛西、欧阳予倩、端木蕻良、吕叔湘、于伶等都曾在该报副刊上发表文章，一时洛阳纸贵，最高发行量竟达1.5万份。由于报上经常发表进步作家的作品，引起国民党特务机构的注意，同年11月初被贵阳警备司令部查封，总编辑赵展被判刑一年零两个月。《民报》名义上是民营报纸，实际上由贵阳特务机构所控制，其发行人为贵州省政府情报处处长周养浩，社长刘先识为贵阳市政府的科长，记者编辑中有很多人与军统有关系或本身就是军统特务。此报后因内部斗争触犯了贵州省建设厅厅长何辑正，何通过时任国防部长的胞兄何应钦下令查封，于1948年6月停刊。

据《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丙编《中国后方的报纸》一文统计，1945年抗战胜利前后，贵州地区的报纸已不再局限于贵阳一地，全省有报纸11种，贵阳占7种。但是该统计资料所谓的报纸，含义较泛，既包括铅印报纸，也包括一部分油印报纸，既包括日报、晚报、二日刊、三日刊，也包括新闻周刊。在大后方有报纸的城市中，就报纸种数而言，贵阳仅次于重庆、昆明、成都和西安。抗战时期由于大城市报纸内迁的影响和许多文化界著名人士参加编撰，无论内容、编排还是印刷技术都有明显的改进，贵阳的几家大报，如《中央日报》（贵阳版）、《贵州日报》其内容与形式都并不亚于以前上海、武汉出版的报纸。只是因为太平洋战争的影响，洋纸来源断绝，只能用土纸印刷，印刷质量就明显下降了，而版面则紧缩为一大张。

据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收藏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档案（全宗号711[5]，卷号259）显示，1943-1944年国民党中央拨给贵阳版《中央日报》的经费，分别为19.81万元和29.72万元，较重庆版《中央日报》少了将近10倍，比成都版与昆明版的《中央日报》《西京日报》《武汉日报》，安徽版《中央日报》与宁夏《民国日报》都少，但其盈利却超重庆版《中央日报》和其他报纸，仅次于昆明版《中央日报》，可见贵阳版《中央日报》还是办得相当成功的。据1992年11月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贵阳市志·文化新闻志》记载：《中央日报》（贵阳版）的发行量一直保持在1.8万至1.9万份，最高销售额为2.2万份。这一统计数字当然是抗日战争胜利以后的发行量，即使如此，在经济文化落后的贵州地区有这样的发行量，还是很不错的。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经过八年颠沛流离的内迁各报，胜利后纷纷提出复员要求。根据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拟订的规定，随政府内移，继续出版，致力抗战宣传者可优先复员，但《中央日报》（贵阳版）却继续在贵阳出版，未受复员影响，这在内迁各报中实属罕见。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党报实施企业化经营管理，1947年7月25日《中央日报》（贵阳版）也改组为公司，由张廷休为董事长，王亚明继续担任社长。在《武汉日报》改为《中央日报》（贵阳版）后，仍辖有恩施版《武汉日报》和芷江版《中央日报》，1940年恩施版《武汉日报》不再存在隶属关系，但由于历史原因，两报仍保持密切的伙伴关系，在《武汉日报》改组为公司时，贵阳版《中央日报》社长王亚明又兼任《武汉日报》的董事长。这种微妙关系在国民党党报中也属少见。

1945年11月，蒋介石在重庆举行军事会议，决定对解放区用兵。11月11日，美国军舰运送国民党军队在秦皇岛登陆，准备进攻解放区。12月初，西南地区饱受战争之苦的大学生开展要求和平、反内战、反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学生运动。四川军阀杨森于1945年5月调任贵州省主席后，与前任主席吴鼎昌的态度迥然不同，支持特务破坏学生运动，拘捕贵大学生，在贵阳城内设立“保安司令部招待所”，专门关押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全国闻名的息烽集中营也是杨森的杰作。在学生运动遭到国民党政府的军警、特务残酷镇压后，斗争愈演愈烈。1946年元旦，贵阳《大刚报》因刊出两版反内战增刊被国民党省党部下令没收，编辑部人员被拘留，该报于2月28日被勒令停刊。

在1946年至1947年间，贵州也新创刊了许多报纸。光贵阳市内就有《幸福报》（1946）、《西南风报》（1946）、《新黔报》（1946）、《时代周报》（1946）、《贵州工报》（1946）、《大路报》（1946）、《明道报》（1947）、《人报》（1947）、《新世界晚报》（1947）、《建教报》（1947）、《小天地报》（1947）等。这些报纸大致有三种类型：一种是以国民党各派政治势力为靠山，进行反动宣传，为主办人升官发财攫取政治资本，如以三青团贵州省支部为靠山的《大路报》，以贵州省党部主任委员周伯敏为靠山的《幸福报》，以杨森省政府秘书长李寰为靠山的《西南风报》，由贵州省民政厅科长李炳侨任社长的《新黔报》，由贵州省教育厅督学中统特务邓雪中为社长的《建教报》等。这种有反动政治背景的报纸占了一半以上，尽管有些报纸能得到省党部指定各县党部订阅，但毕竟不得人心，发行份数很少，有的主办人达到了当官的目的，便无心再办报，往往办不到二年就停刊。第二种类型是有进步意义的报纸，如《贵州工报》。该报是中国劳动协会贵州分会筹委会主办的报纸，曾发表文章揭露贵州工人所受的重重剥削与压迫，呼吁改善贵州工人的生活，触怒了国民党当局。社长程刚还曾在蒋介石来筑的招待会上发言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压榨贵州工人和工人生活的疾苦。在国民党特务软硬兼施不为所动的情况下，1947年6月将程刚秘密逮捕，该报被勒令停刊。程刚于贵阳市解放前夕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时代周报》也属于进步报纸，由贵州大学、贵州师范学院和清华中学部分教师主办。作家艾芜、蹇先艾均为该报写过稿。报上经常有抨击国民党贪污腐化和官僚主义的文章，要求统一、团结、和平、民主，反对法西斯的言论。因国民党当局始终不准登记出版，出版17期后只好停刊。第三种类型是新闻界人士办的同仁报，如《人报》《新世界晚报》《小天地报》等。这些报纸文化气息较浓，文字加工、版面安排都比较讲究，能做到图文并茂。报上关于贵州文史典故和风土人情的文章很多，地方色彩较浓。由于报社内部人间关系比较复杂，很难合作，后期往往由他人接办，报纸的品位大不如前，其政治态度也渐趋反动。这类报纸常持续出版到贵阳解散。

解放战争时期贵州的报纸虽然不少，但上述新创办的报纸并不是主流报纸，真正有影响的主要报纸还是《中央日报》（贵阳版）、《贵州日报》《贵州商报》和《力报》。贵阳版《中央日报》和《贵州日报》此时已毫无起色，头条新闻都是中央社发的电讯稿，讳败为胜，天天吹嘘国军胜利进军。国内新闻主要是南京与上海的消息，除国际新闻外，有少量的本市新闻与商情。报纸分土纸与白纸两种，白纸的价格比土纸的高50%左右。《贵州商报》由贵阳《中央日报》印刷厂承印，1947年4月《贵州商报》由四开周报改为对开大报，印刷改由邹永福印刷厂承印。设立电台一座，自行收抄外埠电讯，扩大了新闻来源。第一版为广告；第二版为国内新闻，因为当时新闻检查极严，只能以中央社电讯为主；第三版是贵阳商情及本省新闻，以本报驻沪宁及重庆等地记者的电讯和通讯为主；第四版上半版为副刊，下半版为广告，有时整版为广告。该报国际新闻不多，但经济新闻较多，有时第二版有沪、黔经济新闻及国际贸易的文章，如《沪市物价惨跌》《国内资金逃港，数逾二亿港元》等，从侧面反映了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真实情况。后因物价暴涨，一日数易，于1948年仲夏无法支撑而停刊。不久得到“贵州商报董事会”的支持和商界人士的捐助得以复刊。贵阳解放前夕，各报相继停刊，《贵州商报》缩小版面为4开小报，坚持出版，向市民报道最新消息。贵阳解放后，《贵州商报》负责人已不知去向，报纸停办。1950年6月，军管会新闻出版接管处正式通知商报工作人员：由于商报属于民营报刊，按规定，不予接管，并不再出版发行，关于报社人员与生产设备可自行处理。《力报》于1945年2月迁贵阳出版，抗战胜利后《力报》又一分为二，原社长雷锡龄不愿留在贵阳，回湖南去办《力报》，新社长李思齐则继续办贵阳《力报》，聘省参议会议长平刚为发行人。平刚当时曾指示“不做官报尾巴和应声虫，要有正义感，要敢于说话，要独树一帜”。1947年3月《力报》因政治方向不明确，陷入内部派系斗争，发行量越来越小，不得不改为四开两版。同年7月《力报》改组，聘请中共地下党员、苗族知识分子顾希均为总编辑，李思齐也决心与国民党决裂，投向共产党。在《告读者书》中公开提出：“《力报》作为追求真理的园地，望读者来共同发掘真理……为了追求真理，就要揭露丑恶的现实，让黑暗与丑恶在我们面前发抖吧！”连续发表《米价涨，人心危》《快救人民于水火中》等社论，抨击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祸害百姓的事实。8月21日还发表国共两军战况的专题报道《战场七月如流火》，揭露国民党在战场上的彻底失败。《力报》公开提出：“半面向左转，向前一步走”的口号，以“抨击时政，增强不满；宣传解放区军民奋战和反攻的胜利消息”为办报方针。《力报》与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不同，始终不用“匪党”“匪军”，而用“共党”“共军”，表明自己民间报纸的客观立场。改组后的《力报》发行量由1 000余份增至3 000余份，最高达到5 000余份，成为当时贵阳民办报纸发行量最高的一家。《战场七月如流火》一文发表后，激怒了国民党当局，省党部对李思齐提出警告，李并未屈服。9月6日发表《从京沪各报看最近战局情形》附题为《战争南移到中原，形势严重》的社论。9月9日《力报》主要人员李思齐、顾希均、张凤鸣等遭逮捕，李、顾、张于贵阳解放前夕被杀害，解放后被追认为烈士。

据国民党内政部1947年9月30日的统计，贵州省共有日报8种（贵阳7种，遵义1种）；三日刊5种（贵阳4种，惠水1种）；周刊2种（贵阳1种，修文1种）；旬刊4种（贵阳1种，三都1种，织金1种，江口1种）；半月刊3种（惠水、黄平、鳛水各1种）。在贵阳、遵义以外出版的报纸全都是各地县党部或三青团所办。贵州的通讯社，除陈虎生在贵阳所办的贵州通讯社外，还有安顺县党部所办的潮声通讯社。此外贵州还出版杂志32种，其中贵阳出版的26种，安顺2种，黎平2种，镇宁、水城各1种。从这一统计数字中可以看出，虽然报纸与杂志的出版地仍集中在贵阳，但在解放战争时期贵州的新闻出版业已有向边缘地区扩展的趋势。

国民党统治后期，贵阳物价飞涨，报纸的零售价和每月订费则时时变动。据刘庆田《解放前夕报价日日变》一文介绍：“《明道报》1948年5月的订费为每月法币15万元，7月6日即涨为45万元，8月2日增加到90万元。后来，当局实行‘币制改革’，用‘金元券’代替法币，300万元法币折1元金元券。当年9月22日，每月订费为1.5元，11月1日为3元，11月11日为9元。1949年1月22日为60元，2月5日为150元，2月12日为300元，算下来，报纸每月订费半年涨了6 000倍。”从中不难看出由于战争失利，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已面临崩溃的局面，也足以想见当时报业的艰难。在这兵荒马乱之际，贵阳居然也还有新办的报纸出现。1948年6月，贵阳宪兵特高科的机关报《青年新闻晚报》问世，在省内各专署或较大的县城都设有该报的办事处，其人员之多超过一般大报的编制。特高科办这一报纸的目的，是否有侦缉功能大于政治宣传功能的含意在内，值得进一步研究。另有一张小报《晶报》也在1948年7月问世，该报原为四开周报，1949年5月改出节约版，变为8开版面，时出时停，景况凄凉。

国民党中央广播管理处于1939年拨款于小团坡修建新贵阳广播电台，以供战时宣传之用。中波发射功率从未超过500瓦，无线铁塔高度仅40米，加上地网铺设质量不高，根本不能承担省内和省外的节目发射任务。对省内的覆盖也只限于夜间，白天播音仅能覆盖贵阳市城区和近郊。据1945年上半年统计，全省仅有收音机305架，一半以上在贵阳市，因此贵阳台的中波传播功能非常有限。

贵阳台的短波发射机功能较大，其短波传送可达数千公里以外。抗战期间，该台短波覆盖范围除全国大部分城市外，可达美国东部、新西兰、印度及南洋。国民党对贵阳台的国际宣传非常重视，从1944年底中央广播管理处财务统计表中可以看出，贵阳台的财产总值仅次于中央台、国际台、昆明台，在中央广播管理处所辖的8个电台中，排名第4。抗战结束后，贵阳台失去了对外宣传的作用，到1945年底，短波机停播。此后直到解放，贵阳台一直只维持500瓦的中波机播出。

贵阳台播出节目分为宣传、教育、娱乐三大类。抗战时期设有《抗战纵谈》《演讲》等宣传抗日的节目；抗战胜利以后，基于反共宣传的需要，增辟《时事漫谈》《戡乱讲话》等节目，直至国民党政府的贵州政权垮台。娱乐节目在抗战胜利之后有明显增加，天天有戏曲节目、曲艺节目和音乐节目播出。贵阳市拥有电子管收音机的人家不多，但抗战胜利后，矿石收音机非常普及，居民住宅的屋顶上随处可见矿石收音机的天线，扩大了贵阳台广播的有效覆盖面。

国民党统治时期主要的通讯社是中央通讯社贵阳分社和1945年贵阳市临时参议会议长陈虎生创办的贵州通讯社。中央社贵阳分社每天抄发油印电讯稿15-20张，1946年后增设印刷厂，铅印出版。除收抄总社及国内外各通讯社电讯外，还通过分社记者收编一些内部新闻，不定期地用“参考电”发给总社，转送国民党中央。贵阳分社政治立场十分明确，始终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上，发布过许多歪曲事实的不真实报道。

贵州通讯社是陈虎生吹捧贵阳市市长何辑五，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的舆论宣传工具。由于办报在人力、物力上都有困难，便选择较为省事的办通讯社这种手段。他利用参议会的条件和参议会的关系，聘请全省及各县参议会中的有关人员为特约记者和通讯员，只要有少量的记者、编辑在市参议会中以贵州通讯社的名义办公就行了。当然贵州通讯社新闻稿的质量也是不可能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