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新闻事业的建立：中国地区比较新闻

国民军联蒋、反共的同时开始创建自己的新闻事业。1927年10月，刘郁芬创办了省政府机关报《甘肃日报》和国民军驻甘肃总司令部机关报《国民日报》，开始了对甘肃新闻舆论的控制。为了配合“清党”、反共，国民党甘肃省党部于1928年创办了油印刊物《党务简报》，从事反共宣传。到1928年10月在国民党甘肃省党部指导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宣传部长曾三省的提议下，又创办了国民党甘肃省党部的机关报《甘肃民国日报》。

《甘肃民国日报》自1928年10月创办一直出版到1949年8月才停刊，一共出版了21年，是解放前甘肃出版时间最长的报纸。曾三省在创办该报时提出的创刊宗旨是：配合国民党甘肃省党部指导委员会的工作，宣传“清党”、反共和三民主义。但是，该报又是由兼任国民军第二集团军第七方面军政治处处长骆力学和曾三省共同负责筹办的，骆力学从国民军方面争取到了经费，因此，该报创刊之初，在宣传内容上出现了矛盾现象。骆力学强调要拥护冯（玉祥）总司令，凡国民军要人的讲演稿，以及国民军“剿赤”（即镇压共产党）、“剿匪”（即镇压鲁大昌、黄得贵等反冯地方武装）的消息，都要占据头条位置。但曾三省认为该报既然是党报，就应该宣传三民主义，在清党的基础上，消除“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在国民党党员中的影响，强调拥护蒋介石的言论应占主要位置。由于双方势均力敌，因而在报纸的宣传内容上就出现了相互矛盾的现象。从1928年底到1929年8月，《甘肃民国日报》上国民党中央与国民军的矛盾表现得尤为突出。1928年底，国民党甘肃省第二届执行委员会成立，苏振甲当选为报社社长。由于苏振甲在政治上倾向于国民党中央，因此，为了争取青年和群众，报上除了替蒋、冯吹捧和刊登反共、反苏言论之外，对国民军的丑行也时有揭露，这就导致骆力学的仇恨。1929年8月，《甘肃民国日报》刊登了苏振甲在廖仲恺逝世纪念会上的讲话。骆力学以该文有共产党嫌疑为由，在国民党执行委员会紧急会议上作出了将苏开除党籍、逮捕“讯办”的决议，苏振甲连夜逃出兰州。此后一直到1930年国民军在中原大战中失败，该报的宣传都是以拥冯反蒋为基本内容。在此期间，每天都以巨大篇幅登载拥护扩大会议的言论和汪精卫、冯玉祥、阎锡山等人的反蒋演说及有关消息。可以说《甘肃民国日报》从创刊到1930年6月国民军东撤，几乎一直是以冯玉祥为首的国民军的喉舌。虽然这一时期内报上不乏反蒋言论，但它仅仅表现了国民党中央同地方军阀之间的矛盾，并不能说明该报在政治上存在着进步倾向。

《甘肃民国日报》自1931年复刊到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在五六年间，人事变更频繁，宣传内容多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民党中央同地方军阀之间的矛盾和甘肃地方党政要员与外来势力之间的矛盾。1931年8月25日，雷中田发动军事政变，拘留了省政府主席马鸿宾。雷中田利用马文车一手操纵的《甘肃民国日报》，一方面积极揭露马鸿宾“庇匪殃民，招收土匪，把持财政，扰乱金融”等罪行；另一方面又对雷中田、马文车极力进行吹捧。10月蛰居四川的直系军阀吴佩孚为了利用甘肃的混乱局面，拉拢各方势力，东山再起，由川入甘，调解雷马事变。受到蒋介石压制的雷中田、马文车对吴佩孚表示热烈欢迎，一时间《甘肃民国日报》便连篇累牍地登载吴佩孚的谈话、讲演和各方面的拥吴函电，还另辟专栏，登载吴所著的《大丈夫论》《国民务本息争歌》，几乎成了吴佩孚在西北的喉舌。吴佩孚的入甘活动引起了蒋介石的极大震惊，即令陕西督军杨虎城派陕军入甘，接收甘肃省政权，驱逐吴佩孚。早已觊觎甘肃的陕军急忙调兵遣将，进军甘肃。终于在1931年12月1日，陕军进入兰州。1932年1月，南京政府任命陕军入甘首领孙蔚如为甘肃宣慰使。孙蔚如成立了甘肃临时维持会，自任委员长，在宣告省政府成立之前代行省政府职权。陕军入甘后引起了甘肃地方实力派的极大恐慌，于是《甘肃民国日报》便采用加强报道的方法，罗列有关电文、谈话及其他材料，连篇累牍地大肆呼吁陕军回陕，以减轻甘肃人民的负担。陕军入甘之后通过各种方式来扩大自己在甘肃的势力，这就使得蒋介石深感不安，于是从党政两个方面加强了对甘肃的统治，以限制陕军在甘肃的发展。在这种背景下，1932年4月，曾留学美国的赵宗晋以新任党务整理委员会委员的资格兼任《甘肃民国日报》社长，控制了该报。经过整顿后，该报恢复了国民党党报的面目。于是，拥护国民党中央，反对共产党，反对蒋介石非嫡系部队的种种言论成了该报的宣传主调。由此开始，直到1936年西安事变后该报被东北军勒令停刊，都一直为国民党中央所控制。在此期间，该报将主要力量集中在新闻报道方面，报道的中心内容是江西和陇东的“剿匪新闻”。

《甘肃民国日报》的第二次停刊与西安事变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西安事变的当晚，《甘肃民国日报》总编辑杨力雄（代社长）接到驻甘五十一军军部的通知，要求审查报纸大样，同时将张、杨提出的“八项主张”以头条新闻刊出。这样，《甘肃民国日报》便成了全国最早刊出张、杨“八项主张”的为数不多的大报之一。西安事变结束后，蒋介石发表了《对张、杨的训词》，杨力雄在甘肃省党部委员凌子惟的指使下，欺骗东北军，在《甘肃民国日报》上强行发表了蒋介石的《对张、杨的训词》。为此，东北军勒令《甘肃国民日报》于次日停刊。

尽管《甘肃民国日报》创刊初期日发行总数不过600份左右，“所有资料系取东南各大报端，消息迟缓，不免有昨日黄花之感”，但它毕竟是甘肃最大的一份报纸。因此，便成了各种政治势力争夺的对象和用来攻击对方的主要舆论工具。这是十年内战时期，甘肃政局在新闻事业上的反映，也可以视为这一时期甘肃新闻事业的主要特征之一。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甘肃省政府机关报始创于“四一二”政变之后。由于政局变动，几经周折才创办了大型的机关报《西北日报》。1927年6月25日，实施“清党”、反共的冯玉祥，决定成立甘肃省政府。为了进行反共宣传，甘肃省政府宣传处于1927年10月创办了《甘肃日报》，由该处宣传股主任张大鸿编辑，由处长吴考之任社长。用对开连史纸单面印刷，内容十分简单。与此同时，国民军驻甘总司令部也于1927年10月在兰州创办了机关报《国民日报》，成为国民军在西北的一个重要喉舌。1928年6月甘肃省政府民众联合处，为了同国民党省党部的《甘肃民国日报》竞争，将《甘肃日报》和《国民日报》合并，创办了规模较大的《新陇日报》。该报两面印刷，共分四版，每日发行400余份。1931年8月，“雷马事变”后的临时省政府代理主席马文车将《新陇日报》改名为《西北新闻日报》，以便进一步控制这一舆论工具。后来由于“雷马事变”在陕军的镇压下失败，马文车逃往天津，《西北新闻日报》勉强维持到1932年冬停刊。

为了加强对甘肃的统治，1933年7月，国民党中央派朱绍良来甘主政。朱绍良指派视察员张文郁在原《西北新闻日报》的基础上筹办《西北日报》。该报于1933年9月1日试版，同月10日正式发刊。这是解放前甘肃省出版历史最长、规模最大的政府机关报。该报一直出版到1949年兰州解放前夕才停刊。

与《甘肃民国日报》不同的是，该报从1933年到1934年间曾聚集了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记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些民众所关注的社会问题。1933年秋天，共产党员江致远来到甘肃，利用与省政府主席朱绍良福建同乡的关系，担任了西北日报社社长。江致远又召集了远在山东的共产党员刘贯一、彭桂林以及共产党员林远村到报社担任编辑和记者，并于1934年夏天，在报社建立了党的特别小组。此外还有大革命时期加入共产党，后在革命低潮时脱党的潘若清以及进步记者赵亚夫等。这些人构成了江致远时期《西北日报》的主要骨干力量。正因为如此，该报在这一时期成为一份基本倾向较为进步的报纸。尤其是在1934年甘肃省行政会议以前，该报曾提出了废除苛捐杂税，整顿田赋陋规的建议。生动报道了兰州一个女学生被人诱骗失身卖淫的悲惨遭遇，发出了肃清兰州暗娼、改良社会风气的呼吁，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影响。江致远之后的《西北日报》同《甘肃民国日报》一样，成为一张以拥蒋反共为基本格调的国民党政府机关报了。(www.xing528.com)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甘肃的国民党政府和各地军阀为了巩固自身统治地位的需要，开始在地县一级创办规模大小不一的报纸，这些报纸大部分分布于陇东、陇南、武威三个地区。

其中陇东是创办报刊较早的一个地区。1926年冬，国民联军“五原誓师”后途经平凉，在平凉创办了《新陇民报》。该报为石印小报。报纸以宣传反帝爱国运动和反对军阀以及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主要内容，但到年底由于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该报被封。

平凉的军阀报刊始创于1931年。1931年陇东镇守使陈珪璋创办了《陇东日报》，1932年，杨子恒任陇东绥靖司令后，将该报改名为《新陇日报》。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红军三十二军驻平凉，派共产党员王岐三接办《新陇日报》，改名为《人民日报》。该报报道了西安事变及平凉各界庆祝大会等消息，以及工人救国会、学生救国会等组织的活动情况。1937年3月东北军被迫撤出潼关，《人民日报》停办。陇东的县级报纸创办于1936年，是年春天，为了配合对陕甘边区根据地的“围剿”，国民党正宁县政府在山河城创办了机关报《正宁周刊》。

国民党在甘肃陇南创办报刊是从国民党“围剿”红军开始的。1933年春胡宗南率国民党第一师进驻天水后创办了《陇南民声报》。该报为八开四版的周二小报，所刊登的主要内容是蒋介石的反共言论和反映国民党军队生活的报道，因此，该报一直是胡宗南军队的政治教材。1935年，胡宗南调防西安后，该报即自行停刊。

《陇南日报》是陇南行署的机关报，也是解放前天水最大的一份报纸。该报创刊于30年代，到1949年6月天水解放停刊。该报发行陇南10余县，每期发行500余份。该报的新闻稿件主要来自国民党中央通讯社。

武威是地方军阀马步青的根据地，也是河西国民党新闻事业最集中的一个地区。1932年国民党武威县党部创办了《五凉之声》石印周报，该报除刊登一些吹捧马步青的文章之外，还刊登一些兰州和本地的消息。除该报之外，还有国民党暂编骑二师政训处创办的《河西周报》。该报是马步青的喉舌，整个报纸所刊登的都是为马步青歌功颂德的文章，所以总销数只能维持在200多份。这样的小报无法满足马步青自吹自擂的欲望，因此，1936年8月，马步青添置设备，将该报扩大，开始出版《河西日报》。《河西日报》主要刊登马步青个人和骑五师的消息；此外还发表抄自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的新闻，转载《甘肃民国日报》《西北日报》的要闻，以及国民党骑五师师部参谋处交发的消息和社长亲自采访的地方新闻。由于该报创刊初期增加了新闻内容，因此销量一度达到1 000份左右。该报于1936年12月13日因迫于形势，发表了张学良、杨虎城的抗日救国“八项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