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新闻事业的起步-中国地区比较新闻史：全3册

广东新闻事业的开端有两条线索：一条是在广东各级衙门中发行邸报，另一条是外国传教士在广东办的中外文报刊。

在外国人来华办报之前，广东发行的古代形态的报纸，大致开始于清朝嘉庆年间，延续至清末。分为两类：一类是朝廷传发的提塘报和民间报房翻印的《京报》，另一类是广东督抚衙门发行的“辕门抄”和民间报房据此印售的《辕门报》。关于《提塘报》和《京报》的情况，因与京、沪等地的情况相似，故不赘述。这里介绍的是后者---“辕门抄”和《辕门报》。

“辕门抄”是广东督抚衙门发布的手抄新闻稿，内容是督抚衙门近期的重要活动。《辕门报》是民间报房根据辕门抄印刷、发行的一种原始形态的报纸。广东“辕门抄”和《辕门报》的原件已荡然无存，现在只能从早期来华传教士所办报刊和他们的著作中获知一些概况。1832年（清道光三年）以前，广东已经有了由民间报房独立出版的《辕门报》。《辕门报》的消息来源主要是督抚衙门发布的“辕门抄”，有时也登一些其他消息，有的用木活字印刷，有的用蜡版雕印，说明当时广东的民间报房不止一家；《辕门抄》每天出版一张，单面印刷，没有报名，没有标题，是一种简陋的印刷品。《辕门报》除随《京报》分送固定订户，可以街上叫卖，每张一文或二文。

至于早期外国传教士在广东创办和发行的报刊，有中文和外文两种。鸦片战争前外国人办的最早的中文报刊是《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1833年在广州创刊，由德国传教士郭士立主持，是外国人在中国本土创办和发行的报刊。接着是创刊于1838年的《各国消息》，由英国传教士麦都思和奚里尔主持。鸦片战争前外国传教士在广东办的外文报刊有5家。最早是《广州纪录报》（Canton Register），1827年在广州创刊，是外国人在广东办的第一家英文周刊。接着出版的有英文周刊《华人差报与广东抄报》（Chinese Courier and Canton Gazette，1831）；英文月刊《广州杂志》（The Canton Miscellany，1831）；英文月刊《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1832）；英文周刊《广州新闻》（Canton Press，1835）。总之，在鸦片战争前，外国传教士在广东一共办了2家中文报刊和5家英文报刊。(www.xing528.com)

由外国传教士办报开始的中国近代新闻事业从广东发端不是偶然的。早在16世纪，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兴起，欧洲一些海盗式的冒险家、殖民主义者和商人，就已选择广东作为侵略中国的桥头堡。1561年，葡萄牙强占澳门。1637年，英国舰队曾经撞入珠江口。以后，英国集中力量经营印度，而以贸易和文化传播作为觊觎中国的侵略手段。这就是外国人在中国办报的历史背景，也就是广东的外报早于其他地区的原因。从现有资料看，外国人在广东办的第一份外文报纸《广州纪录报》（1827年）只比澳门的《蜜蜂华报》（1822年）晚5年，却比香港最早的《香港公报》早14年，比上海最早的《北华捷报》（1850年）早23年，比福建最早的《福州信使报》（1858年）早31年，比湖北最早的《汉口时报》（1866年）早39年，比北京最早的《中西闻见录》（1872年）早45年，比天津最早的《中国时报》（1886年）早57年。至于中文报刊，在鸦片战争前，广东已经出版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和《各国消息》，而其他地区的近代中文报刊则都是在鸦片战争后才出现的。所以，说广东是我国近代报刊的发祥地，是名副其实的。

鸦片战争前外国人在广东的办报活动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报刊主笔大都是传教士，他们都是中国通。如主编《广州纪录报》的马礼逊，他25岁来到广州，52岁死于澳门。他一生大部分时间学习于斯，办报于斯，娶妻于斯，生子于斯。曾经将《圣经》新旧约全书翻译成汉文出版，又根据《康熙字典》提供的汉字编撰了一部《华英字典》，为沟通中外文化付出了艰巨劳动。英国国王乔治第四曾经传旨，“对这位绅士的卓越的和有用的工作表示高度嘉奖”（见《马礼逊回忆录》）。第二，办报的外国人都直接或间接地参加过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文化侵略乃至武装侵略活动。其中最典型的是主编《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郭士立。他于1831年来到广东后曾经三次乘船，由广东经福建、浙江、江苏，山东直到天津，多次对中国沿海进行侦察，搜集了大量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乃至风土人情等方面的情报，提供给英国政府和东印度公司。鸦片战争爆发后，他充当了英国侵略司令的翻译和向导，并且曾担任被英军占领后的定海、宁波、镇江等地的民政长官。在《南京条约》的谈判过程中，他又充当翻译，直接参与了这一不平等条约的起草工作。第三，这些外国人办的报刊实际上是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摇旗呐喊，鸣锣开道。《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就明确宣布，其办刊宗旨是“为在广州和澳门的外国公众的权益进行辩护”，鼓吹用“智力的炮弹”征服中国。《中国丛报》则明目张胆地宣称：“我们是主张采用有力的和果断措施的鼓吹者。”第四，外国人所办的中文报刊尽量迎合中国读者的口味，从形式到内容都力求中国化。《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就采用书册式装订成册，封面上印有孔子语录，文字力求通俗化。这些做法被鸦片战争后外国人在各地办的报刊所继承。

鸦片战争后，香港割让给英国，开放五口通商。因此，外国人在中国的办报中心随之向南边的香港和北边的上海转移，广东的外报相对减少。据统计，从1841年至1865年的25年间，外国人在广东所办中外文报刊只有《广州新报》和《中外新闻七日录》两家。而在同一时期，香港出版的中外文报刊有24家，上海出版的中外文报刊有21家。这说明，外国人已将办报重点转移到了香港和上海。作为近代报刊发祥地的广东，似乎已经完成它的历史使命。至于1865年以后的广东报业，那就更无法与上海抗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