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通史：人口数量与职业构成

一、人口数量及职业构成

民国时期，甘肃人口呈现出缓慢增加的趋势，民国元年（1912年），全省约有98万户、498万人。民国11年（1922年），增加到116万户、640万人左右。民国17年（1928年），增加到120万户、660万人左右。

1929年，甘肃析置为三省，区域社会范围缩小，人口数也相应减少。分省时原青海河湟谷地三县四厅有40余万人，宁夏诸州县有70余万人，两地合计有110余万人，以当时660万人左右的人口来看，分治后甘肃剩550余万人。到1944年，在15年时间里，甘肃区域社会人口增加到650多万人^[1]，到1949年，据《中国人口·甘肃分册》的记载，甘肃人口达到900万。

从以上人口增加的趋势看，民国时期甘肃人口增加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从进入民国时期的近500万人（包括青海、宁夏的人口）到三省分治后的550万，再到1949年的900万，在不到四十年的时间里，人口增加了400万左右，即每十年增加100万人。

在民国时期近四十年的时间里，各种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等对人口的增长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民国9年（1920年），甘肃东部的海原、固原、静宁、会宁、通渭等地发生强烈地震，震级达8.5级，造成24.6万人死亡的惨剧；民国18年（1929年）前后，甘肃各地旱灾、瘟疫持续不断，陇上从东到西赤地千里，饿殍遍野，再加军阀混战，匪患迭起，甘肃区域社会人口受到很大影响；1927年，甘肃古浪发生震级为8级的强烈地震，死亡4万余人；1932年，甘肃玉门昌马堡发生震级为7.6级的强烈地震，死亡7万余人。以上三次地震都被列入20世纪大地震之列。

1926—1929年是甘肃人口遭到重大损失的几年，记载这一时期人口数的资料比较混乱，到底有多少人口损失，目前尚缺乏准确的数据。根据省政协编纂的《甘肃解放前五十年大事记》一书1929年条记载：“人民死于饥饿者140余万，死于疫病60余万，死于兵匪者30余万。”此次灾害造成的人口合计死亡230万人。《陇原鸿迹》也记载：“1929年，甘肃空前大旱，死于饥饿、疫病、匪患者约240余万人。”前面已经介绍过，1929年甘肃有660万左右的人口，而据以上两条资料记载的人口锐减数据来估算，甘肃发生自然灾害时，正值三省分治，如减去青海、宁夏的110万人，余550万人，再减去灾害死亡的230万人，到1930年时，甘肃只有310余万人了，显然此人口数的记载有点失实。仍据《甘肃省乡土志稿》记载的省政府在民国22年（1933年）的人口统计可见，当时有553万余人。据此可见，从1930年到1933年近三年的时间里，人口不可能从310万增加到553万，即三年时间里猛增了200多万人。如果不减去宁夏、青海的110万人，按照以上资料的记载，到1930年时，甘肃人口是430万或是420万，这一数字还比较可信。显然政协编纂的《甘肃解放前五十年大事记》记载存疑，而1933年的人口统计数据也存疑，这两条资料可能将宁夏和青海分出去人口数也计算在内了。澄清这一疑惑，还需要发掘大量的资料。可以说明的是，民国15年至民国21年（1926—1932年），甘肃发生连续不断的天灾人祸，使人口遭受了比较大的损失，区域社会也更加贫穷和不稳定。

人口的增减除和自然灾害、社会动荡等因素相关，也与人口的出生率以及生育率等因素有关。民国时期的乡村社会，人口的成活率不及出生率的一半，而出生率又不及生育率的一半，人口的自然增长率比较低。自近代医学传入后，比如天花的预防以及西方医学医术的引进，使城镇妇女的生育率明显增长，这些因素是导致人口增加的重要因素。(www.xing528.com)

民国时期，甘肃区域社会人口分布格局是：东部稠密，西部稀疏；交通要道和河谷地带稠密，山地稀疏。人口分布呈现这样几种特征：一是自然分布特征。农业社会的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对自然环境的依赖性强，多选择在适宜低下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地带生产和生活，应该说人们的生产生活环境是自然选择的结果。河谷地带是首选的居住地，这里灌溉便利，适于耕种，因此黄河谷地、渭河谷地、洮河谷地、泾河谷地等河流地带集中了大量的人口。绝大多数府县城镇都分布在河谷地带，如渭河的天水，泾河的庆阳、平凉，石羊河的武威，黑河的张掖，党河的敦煌等。甘肃东部黄土高原土质疏松，利于耕种，是人赖以生存的又一自然区域。东部黄土高原最典型的自然环境首属董志原，这里的人口分布在宁县、合水、泾川、环县、镇原等县。另外，陇南山地也是人口的集中分布区，这里层峦叠嶂，道路崎岖，气候比较湿润，雨量较多，人口多分布在平缓的丘陵地带。二是城镇分布特征。人口向城市集中是民国时期人口发展的趋势。城镇规模扩大的重要标志是人口的增加，随着城镇变革步伐的加快，城镇成为人口集中分布的地区。商贸业兴起后，商人和手工业者以及从事其他杂业的人们离开土地入住城镇，从事相关职业，他们成为完全脱离开土地的城镇市民，这部分人的增加是比较快的。清末兰州城只有5万多人，其他府县城镇的人口则更少。进入民国，城镇人口快速增加，到1945年，兰州有16万人，平凉、天水有4万～5万人，酒泉、张掖、武威、临夏有2万～3.5万人，靖远、秦安、陇西、固原、甘谷、临洮等县有1万～1.8万人，其他城镇人口都在1万人以下。当时甘肃城镇人口总计66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10%。^[2]

民国时期甘肃区域社会人口的职业构成基本沿袭传统，以士、农、工、商为主，所谓：“凡民有四，一曰士，二曰农，三曰工，四曰商。论民之行，以士为尊、农工商为卑。论民之业，以农为本，工商为末。”^[3]各种职业的角色定位都很明确，民间普遍认为：“士短于应世，不佻；农阙于蚕桑，不惰；工歉于精密，不淫；商贾薄于资财，不诈。”“士颇自爱，深以奔兢为耻，居恒布衣蔬食，虽士大夫之家，献乘舆张盖者；农勤于耕，女勤于织；工则箕裘相衍无淫巧之技；商皆土著，所置率布帛丝麻之属，粗备民间日用之需，一切奇玩异货不舆焉。”^[4]各种职业约定俗成的规矩，使士农工商各安本分，勤俭辛劳无放达逾越之举。

士占人口的少部分，多为受过私塾教育而没有获得功名的读书人，他们引领乡村社会的风气，传承文化，是“文社寒暑不辍，书声昼夜相闻”理想风气的实践者。士作为传播知识的地方文人，受到社会的普遍尊崇。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他们辛勤劳作，安分守己，是维系社会的坚实基础。工商皆为辅助职业，为农耕之外的兼营，以家庭为依托进行生产，以家传为主，生产规模小，活动范围小。就商人来看，甘肃本土人赴外地跨省或跨区的商人很少，本土的多数商人农忙耕种，农闲时则携带农产品到其他地区进行交易，以获取一些生活必需品。河西农民在秋后到新疆进行商业交易活动，这种交易活动十分有限，仅补充家庭日常所需，谈不上更多的赢利。除士、农、工、商，还有其他职业的从业人员，这类从业者很少，作为几种主要职业的辅助性职业存在，但影响比较大，比如僧、道等宗教人员以及吏、兵等政府行政军事职业。

藏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以游牧为生，绝大多数人口从事游牧，除了牧业人口，僧侣人口比例较高。在藏族聚集区，僧侣几乎占成年男子的1/3。回族的职业结构比较特殊，大部分人以农为主，兼营商业，少部分人以商为主，兼营农业，还有一部分人可以说农商并举。在有些农牧交错地带居住的汉族，多为农牧兼营。在陇南、甘南山区林区，还有靠狩猎为生的猎户。

人口的职业构成除了传统的士、农、工、商，还有适应社会发展的新职业也显露端倪，这些职业的出现反映出社会变革的趋势和前景，一些诸如教师、编辑、记者、医生、演员以及其他各类行业的从业人员呈日益增加的趋势，社会职业结构打破了原来单调稳定的格局，呈现出多元善变的趋势。根据1947年《甘肃省人口统计报告》记载，本省共有劳动人口4927183人，其中从事农耕的有3354974人，占68%；从事工矿业的有334123人，占6.7%；从事商业的有159729人，占3.2%；从事交通运输业的10263人，占0.002%。^[5]人口职业的多元化，使传统社会的阶级和阶层都出现了革命性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