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自唐初到元和时期，户口的变化与江、淮地区发展的大趋势是一致的，而且具有典型意义。贞观时户数不到5万户[16]，据《旧唐书·地理志三》记载，天宝时已成为7—10万户的较大城市。而淮南其他较重要的州，如庐、舒、申、楚、和、安、寿、光、蕲、滁、濠等，户数都在2—5万户[17]，元和户数扬州虽然缺载，但估计不会少于天宝时期[18]，如以苏州、鄂州等为参照，甚至应多于天宝户数。赵嘏《送沈单作尉江都》诗云“十万人家如洞天”[19]，可证当时扬州城内人户殷繁，不减天宝时期。扬州以“当南北大冲，百货所集”[20]，河、海港口兼具的地理优势，成为唐后期中央政府倚办转输赋税的重镇，善于抓商机的“富商巨贾，动愈百数”，大批避乱的北人亦投奔至此，侨寄衣冠侵衢造舍，商贾如织，熙熙攘攘，户数应不下10万户，“扬一益二”的称谓也表现了以扬州城为中心区域人口集中的趋势。唐末到宋初，淮南因地处兵交之所，扬州遭受严重破坏，人口大量流失，宋初统计，扬州与舒、蕲、寿、楚、庐、滁等州同为2—5万户的中等城市[21]。北宋以后，南方人口继续增加，但扬州一直没有恢复到唐时的最高水平。它的衰落，战乱的破坏是重要因素，但更主要的原因是由于运河的壅塞，长江入海口的迁移，原有的地理及经济优势不存在了，以工商人口为主的扬州城，自然无法再现往日的辉煌。宋人洪迈有感于昔日“扬一益二”风光不再而叹曰：“本朝承平百七十年，尚不及唐之什一，今日真可酸鼻也”[22]。
南方城市，城市人口一直呈上升趋势。安史之乱，“中原鼎沸，衣冠南走”[23]，北方人口的大量南下，是造成短期内某些地区人口迅速膨胀的重要原因，但南下流亡的普通百姓和衣冠士族选择的地区，以及较长时段的户口增长趋势，主要是经济因素在起作用。史载，安史之乱后，“襄邓百姓”、“两京衣冠”，“尽投江湘”，使“荆南井邑，十倍其初”[24]。据《资治通鉴》记载，晚唐时，“江陵城下旧三十万户”[25]，元稹咏江陵府诗“城中百万家，冤哀杂丝管”[26]之句，显然是指口数而言，因此江陵府城内及城关一带的人口，约略估算当在100—150万之间。
鄂州“居杂商徒遍富庶，地多词客自风流”[27]，“阎闾皆土著之安，货贝有山积之富”[28]。洪州，贞观时，在江南诸道中人口处于中间偏上，开元、天宝时，户口数仍少于润、杭、苏、宣、越、台等州，自大庾岭路开通后，洪州成为连接江淮、巴蜀与岭外的重要交通及商贸枢纽，中外商贾盛聚，地理上的优势带来了商品经济的繁荣，对人口增长的积极作用也逐渐显露出来。元和时，洪州著籍户数已达91129，在江南各道中仅次于苏州[29]，杜牧诗句“控压平江十万家”[30]正反映了因商品经济活跃带来的人口兴盛，如加上隐漏和外来流动人口，当远过著籍户数。(www.xing528.com)
由于江南大户挟藏人户较为普遍，隐漏接近半数，著籍户数无法反映全貌。如苏州，贞观户11859，开元户68093，元和户100808[31]，上述数字包括属县户口，而实际户口远多于官方统计。白居易弃官苏州刺史时，“苏州十万户，尽作婴儿啼”[32]，吴融所云“姑苏碧瓦十万户，中有楼台与歌舞”[33]，晚唐诗人皮日休的“全吴缥瓦十万户”[34]诗句，显然都是指城区户数。
江南地区的开发，使之成为“国用所系”[35]之所，赋税倚办的重地。农业生产的发展，使江南能够养活更多的人口，农产品中的剩余产品量增加，使更多的农产品进入商品经济的流通领域。如润州“厌饫江淮，膏润数州”[36]；太湖流域“江东诸州，业在田亩，每一岁熟，则旁资数道”[37]；杭州“户十万，税钱五十万”[38]。再如浙东一带，“机杼耕稼，提封九州。其间茧税鱼盐，衣食半天下”[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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