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复色釉器陶施釉工艺对三彩釉陶的影响

传统观点认为“唐三彩”起源于汉代低温铅釉陶，但在涉及多色釉装饰时，多数学者则将流行于北齐时期的白地绿彩釉陶和风格相近的黄釉绿彩器视为其施釉工艺的源头^[22]。然而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北魏洛阳城大市遗址中发现的在黄色底釉上施加草绿色装饰釉的双色釉陶器可知，这种施釉技法在北魏洛阳时期就已经成熟^[23]（图8—1、8—2），并可追溯到更早的西安北郊经济技术开发区北朝早期墓葬M217中出土的一件盖施黄釉、身施绿釉的两色釉陶囷，其施釉特征与汉代复色釉中的双色釉陶完全相同^[24]。这表明虽然从东汉结束到北魏，三国两晋时期的乱世使得釉陶生产水平急剧下降，但是汉代复色釉施釉技术却并未中断，并随着北魏时期生产力提高而复苏。从北魏两色釉陶向北齐两色釉陶发展的过程中，以范粹墓为代表的白釉绿彩器的出现是中国低温铅釉陶的重要突破，就施釉技术而言两者并无较大差异，最大的变化在于胎质和烧制工艺方面，有证据表明北朝晚期的铅釉陶器中已经有一部分器物是以高岭土为胎，烧制温度达到了1048℃，这与唐三彩的素烧胎体温度已经较为接近^[25]；而且临漳县曹村窑址的发现也表明了北朝晚期广泛意义上的“铅釉陶器”包括两类器物：一类为传统的低温陶胎铅釉陶器，另一类则为以高岭土为胎体先高温素烧，然后施铅釉入窑低温烧制而成的铅釉瓷胎器^[26]，范粹墓中的白釉绿彩釉陶器即与后者基本相同（图8—3）。

图8　南北朝时期多色铅釉陶

1.北魏双色釉陶片　2.北魏双色釉陶碗（1—2：洛阳大市遗址）　3.白釉绿彩瓶（范粹墓）

现在看来，彩色低温铅釉陶器系统从两汉时期的复色釉陶器到成熟的唐三彩出现经历了三国两晋的低潮、北魏时期的再度兴起、北齐在胎质和烧制工艺上的进步以及隋三彩的奠基。在这七百年左右的时间内，低温多色铅釉陶器在各时期均有生产，虽然到了北朝晚期在胎质和烧制工艺上发生重大改变，但其施釉工艺则一脉相承，并未发生较大变化。因此，唐三彩施釉工艺很可能源于汉代复色釉陶器。

综上所述，早在西汉中后期，复色低温铅釉陶器就已在陕西、河南等地大量出现，并表现出较为成熟的制作和装饰工艺水平，堪称中国早期多色釉陶器的代表。尽管复色釉陶器并不是汉代低温铅釉陶器的主流，但却代表了当时陶器施釉工艺的最高水平，反映了汉代人的审美取向和社会风尚。这种先进的釉陶制作和装饰工艺到新莽至东汉中期达到了高峰，并成为后世三彩釉陶器施釉工艺的源头，而其叠釉彩绘和釉下刻划工艺也对后世陶瓷釉上彩绘和釉下刻划工艺产生了一定影响。

专家点评：赵丛苍

感觉到这是一篇很正规的学术论文。文中所提出的唐三彩的施釉工艺，从汉代到北魏、北齐，乃至其后的发展脉络勾勒得十分清晰，算得上是个成功的研究。有个建议，能否增加一些现代科技方法的检测数据，以使此研究更具科学性。再就是如果能融入相应的技术保护方面内容，那么，就显得更有意义。

【注释】

[1]李知宴：《中国釉陶艺术》，轻工业出版社、两木出版社，1989年，第92页。

[2]苏秉琦：《斗鸡台沟东区墓葬》，《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

[3]陈彦堂、辛革：《河南济源汉代釉陶的装饰风格》，《文物》2001年第11期。杜文：《唐三彩施釉工艺渊源新说》，《收藏》2004年第6期。王勇刚、王沛、李延丽：《陕西甘泉出土的汉代复色釉陶器》，《文物》2010年第5期。陈彦堂：《关于汉代低温铅釉陶器研究的几个问题》，《古代文明》（4），文物出版社，2005年。

[4]苏秉琦：《斗鸡台沟东区墓葬》，《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

[5]宝鸡市考古队：《宝鸡市谭家村四号汉墓》，《考古》1987年第12期。

[6]周原博物馆：《陕西扶风县官务汉墓清理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1年第5期。

[7]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济源蓼坞汉墓》，《华夏考古》2000年第3期。

[8]河南省博物馆：《济源泗涧沟三座汉墓的发掘》，《文物》1973年第3期。

[9]陈彦堂：《济源泗涧沟墓地发掘简报》，《华夏考古》1999年第6期。

[10]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吉利区汉墓（C9M2365）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第12期。(www.xing528.com)

[11]王勇刚、王沛、李延丽：《陕西甘泉出土的汉代复色釉陶器》，《文物》2010年第5期。

[12]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北郊汉代积沙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3年第5期。

[13]马莉：《固原出土的彩陶和釉陶》，《宁夏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8期。

[14]陈彦堂：《关于汉代低温铅釉陶器研究的几个问题》，《古代文明》（4），文物出版社，2005年。

[15]目前尚未对蓝、紫、黑、白等釉色进行成分检测分析，不排除有锰、钴成分。

[16]呼林贵：《关中两汉小型墓葬简论》，《文博》1989年第1期。刘军社：《常兴汉墓的分期》，《文博》1989年第1期。

[17]陈彦堂：《河南济源泗涧沟三座汉墓年代诸问题再探讨》，载于《汉代考古与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论会论文

[18]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烧沟汉墓》，科学出版社，1959年。

[19]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吉利区汉墓（C9M2365）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第12期。

[20][汉]司马迁：《史记·平准书》，中华书局，2006年。

[21][汉]班固：《汉书·武帝纪》，中华书局，2007年。

[22]中国硅酸盐学会：《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第172页。

[2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城队：《北魏洛阳城内出土的瓷器与釉陶器》，《考古》1991年第12期。

[24]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北郊北朝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2005年第1期。

[25]王洪敏、潘伟斌、朱铁权：《安阳北朝墓出土铅釉陶的分析研究》，《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1年第12期。

[26]小林仁：《北齐铅釉器的定位与意义》，《故宫博物院院刊》201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