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后拉美政治制度的历史演进

19世纪上半叶取得政治独立后的拉丁美洲，在建立民族国家方面经历了艰难而曲折的历程。我们按照历史发展的总体轮廓，把这一过程大致分为独立后至1870年、1870年至20世纪70年代末、20世纪80年代至今三个发展阶段。

1.独立后至1870年——民族国家的构建阶段

甫一独立，选择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如何处理教会和国家的关系，在摆脱殖民统治的同时如何看待欧洲民主制度等等，是摆在独立运动领导人面前亟待解决的一系列问题。

拉美大多数国家的独立是通过武装斗争取得的，因此多数国家的民众和领导人希望在新的民族国家建立的过程中彻底抛弃西班牙帝制。与此同时，近代资产阶级国家学说中的立宪思想、三权分立理念、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与模式在以玻利瓦尔为代表的独立后的拉美领袖和知识界中非常流行。尽管有主张君主立宪势力的影响，但这个时期，除巴西外，大多数国家都最终建立了共和制度的政府。基于自由立宪的思想，拉美国家在独立后最初的几十年陆续制定法律废除了奴隶制和等级制度，几乎所有国家出台的宪法都确立了三权分立的制度。

这一时期，拉美国家还普遍经历了中央集权制和联邦制的论争，至19世纪70年代，墨西哥、巴西、阿根廷和委内瑞拉最终建立了联邦制，其他国家均采用中央集权制度。

如何处理新兴国家与教会的关系，是另一个重要问题。独立后，拉美国家在承认天主教的国教地位的同时，接受了宗教自由的原则。并通过各种方式，推动政教分离，力图缩小教会的世俗权力和影响。

巴西的情况比较特殊。其独立是由葡萄牙王室在巴西的摄政王佩德罗宣布实现的，因此，独立后建立了以佩德罗为国王的君主立宪政体，一直持续到1889年。

三百年殖民统治给拉美地区留下了专制主义的深刻烙印。“考迪罗（Caudillo）”们经常把自己凌驾于法律和制度之上，往往通过暴力手段夺取政权，接管政府。根据《剑桥拉丁美洲史》第三卷的数据统计，1832年至1899年间，拉美地区以非法手段夺取政权多达187次。^[2]“考迪罗”是拉美独立战争中军事首领的西班牙语的音译，是拉美政治中的专有词语，在语义上经历了转变。词的本义是指独立战争中涌现出的军事领袖。在独立战争之后，这些军人（或前军人）依靠军事实力上台，掌握政权，在统治中强调权威和个人影响力，试图将个人意志强加于国家，实行家长制的专制统治。考迪罗和考迪罗主义（Caudillismo）后来泛指控制全国政坛的政治强权人物及其作为，作为政治领域的一种特点长期影响拉美政坛，19世纪后半叶乃至20世纪许多拉美国家领导人都被冠以考迪罗称号或被视为带有强烈考迪罗色彩的政治人物。^[3]

拉美国家政治制度最初确立的过程中，既可以看到欧美民主政治思想和政治模式的影响，又可看到殖民地时期西班牙专制传统模式的影响。这两种模式和思想的冲突、斗争和融合，最终表现为拉美国家独裁形式与民主形式政治体制的相互交替和相互渗透。^[4]

2.1870年至20世纪70年代末——民族国家的建设与政治制度的曲折发展(www.xing528.com)

普遍移植、模仿复制欧洲和美国的政治制度，甚至照抄美国、法国宪法条文建立起来的民主宪制在拉美长期“水土不服”。由于经济发展落后、社会严重分化、专制传统深厚，加之缺少社会变革、庇护主义盛行，在三权分立的民主表象之下盛行的是“考迪罗”专制和寡头政治，政府机构缺乏权威，不能有效治理，政变频仍，军人与文人交替执政，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末。恰恰在此期间，拉美国家呈现出其政治领域最为独特的一些特点，一些长期影响其政治制度发展的因素得到固化。

1870年之后，各国初步形成比较稳定的政治局面，为民族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必要条件，由于自然禀赋和殖民地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所带来的惯性，拉美国家普遍实行了初级产品出口发展模式，主要出口产品分为温带农产品、热带农产品和矿产品三种。随着经济的发展，劳动力人口不断增加，雇佣工资制度逐渐取代各种前资本主义劳工制度，早期的工业和城市在不同国家呈现出不同的发展速度。20世纪以后的现代化进程进一步推动了拉美国家阶级和社会结构的变革，产业工人、中间市民阶层的队伍崛起，新兴的工商业企业主集团力量不断壮大。二战后，拉美政治发展进程中最根本性的变化是国家阶级实质的变化：资产阶级已经成为拉美社会的主导力量，从而改变了战前寡头势力和外国垄断资本主宰国家政治的局面。社会和阶级结构的变化带来了社会政治力量的多元化，新兴社会力量要求更多参与和决策国家政治生活的权力。

经济和社会阶层的发展变化，在政治领域呈现出复杂斗争的样貌。彼得·H.史密斯在《拉丁美洲的民主》一书中，把这一时期拉美的政治变革周期大致描述为两个阶段，即1900～1939年，主要由寡头竞争体制主导的第一个周期和1940～1977年民主呈现M型曲线的第二个周期。他认为，在第一个周期，“1910年前后，寡头间的选举盛行于一半以上的拉美国家，……民主只是昙花一现，……它是一个通过选举手段进行寡头统治的年代。”^[5]在第二个周期，拉美民主国家数目经历了短暂的上升，到20世纪50年代又被各种军事政变打压。“1960年是这一时期选举民主的高峰之年，拉美当时有九个国家是选举民主制，另外三个是半民主制，总数达到了12个（这一地区国家总数的63%）。此后，1960年代和1970年代初硕果仅存的民主国家见证了日渐残暴和攻击性的军事干涉逐步升级的模式，以巴西（1964年）、阿根廷（1966年和1976年）、智利和乌拉圭（都是1973年）最为典型。到1970年代中期，整个地区只有三个民主国家——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委内瑞拉。”^[6]

值得指出的是，在这一时期，拉美经历了五次革命，分别是 1910～1917年的墨西哥革命、1944～1954年的危地马拉革命、1952～1964年的玻利维亚革命、1959年的古巴革命和1979年的尼加拉瓜革命，这五次革命是拉美民族民主运动中的重大事件。

1910～1917年的墨西哥革命是20世纪一次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反帝反封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的重要成果是《1917年宪法》。宪法宣布，国家是一切土地、水源和地下资源的最终所有者，国家有权征用。宪法还加强了国家对教会的控制，宣布提出普遍的免费教育。墨西哥宪法是一部拉丁美洲现代意义的资产阶级宪法，拉美首次没有照搬西欧和美国的立宪文献，而是“提供了以本地经验为基础创建新的民族国家的出发点”^[7]，为打击大地产制、削弱教会权力、限制外国资本提供了法律依据。1944年危地马拉人民武装起义推翻了亲美的独裁统治，在此后十年间，征收罚没了美国联合果品公司和本地大庄园主55万多公顷土地，将其分配给10万多农户。1952～1964年的玻利维亚革命将锡矿公司收归国有并实行土地改革。1959年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革命胜利，推翻了巴蒂斯塔的傀儡政权，建立了新的古巴共和国，1961年，古巴宣布建设社会主义国家。1979年，尼加拉瓜在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的领导下推翻了独裁统治长达40年之久的索摩萨家族政权，建立了新的民族复兴政府。上述革命虽然发生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国家，但是都代表了本地区民众反抗美国垄断资本和本国寡头集团的专制统治，要求政治权力和实现民主道路的共同愿望，体现了拉美人民对政治道路的选择，对拉美政治制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3.20世纪80年代至今——拉美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的“还政于民”浪潮开启了拉美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民主周期，并一直延续至今。在这一时期，拉美的民主政治制度获得总体性、持续性和稳步性发展，权力分立和制衡机制趋于有效，立法和司法机构作用和地位得到加强。^[8]

拉美民主化进程，持续整个80年代，至90年代末达到顶峰。到1998年，该地区已经有15个选举民主国家，4个半民主制国家，没有一个专制国家。到2000年，拉美接近90%的人口享有选举民主。^[9]20世纪90年代之后，拉美国家不断推行政治改革和政党变革，选举制度日趋稳定，制度的合法性基础更加牢固；政府体制日渐成熟，制度运行的保障更加坚实。同时，制度形式趋于多元，在除古巴外的拉美32个国家中，有20个国家实行三权分立制度（其中，委内瑞拉创立了五权分立的政治模式，在传统三权之外，增加了选举权和公民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独立的12个加勒比国家则多实行“议会和行政合一”的权力混合体制，制度设计更具有包容性。同时，拉美国家的政党政治也更为成熟，政党在政治生活中的主体地位日益巩固，在政治运转中成为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力量。随着民主政治不断完善，独裁专制统治或威权政治逐渐淡出拉美政治舞台，拉美国家已经形成维护民主制度的广泛共识。^[10]

但是，即便在当前阶段，拉美国家政治制度的发展仍然无法彻底改变其自身的脆弱性和缺陷。主要表现为其民主代表性不足、民众政治参与度低下、政府的可治理性问题凸显、制度能力滞后、管理效率低下，甚至面临运转失灵的风险，上述问题导致民众对政治模式、政府以及制度的不满，政治体制的可信度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