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明清时期编年史繁荣昌盛，原因和特点启示

宋元明清时期是我国编年史的繁荣昌盛时期。

这一时期，编年史出现空前繁荣鼎盛的局面，从而体现出两个明显的特点。第一是编纂水平大大提高。最典型的莫过于司马光《资治通鉴》的编纂。司马光才学盖世，又兼刘恕、刘邠、范祖禹等得力助手的通力合作，他们对《资治通鉴》的撰写做了十分精密的安排。首先是编写“丛目”，即将其所选的材料依年依事初步编排起来。其次是按月日衔接，使之成为“长编”。最后是统一剪裁。司马光是《资治通鉴》主编，凡“是非予夺之际，一出君实笔削”（刘羲仲《通鉴问疑》）。编撰史书如此周密，可谓前无古人。在司马光等人努力下，用十九年心血撰写出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巨著——《资治通鉴》。这是古代编年史籍发展史上的一块里程碑，它将编年史书的编纂水平推向空前的高峰，可以说具有划时代意义。第二个特点是，编年史蓬勃发展。这一时期的编年史书可归纳为三类。第一类是通鉴类。《资治通鉴》问世后，编年体史籍空前活跃。围绕《资治通鉴》这一特定体例，续（续写）、仿（模仿）、论（论述）、注（注释）、改（改作）者，代不乏人。所谓“《通鉴》学”蔚为一时风尚，这不仅在编年史籍发展史上前所未有，即在整个古代文化史上亦属罕见。除司马光《资治通鉴》外，较有影响的还有南宋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五百二十卷，明人薛应旂的《宋元资治通鉴》十五卷和王宗沐的《宋元资治通鉴》六十四卷，清人徐乾学的《资治通鉴后编》一百八十四卷，毕沅的《续资治通鉴》二百二十卷。此外还有刘恕的《通鉴外纪》十卷，刘时举的《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十五卷等。第二类是实录类。自南北朝以来，经各朝修撰，我国实录多达一百一十六部。但历经沧桑，唐、五代、宋、辽、金、元的实录绝大部分已经亡佚。于今，唐代实录仅存韩愈的《顺宗实录》，宋代唯存钱若水的《宋太宗实录》。保存最完备的要数明、清二朝。我国现存的《明实录》，上起明太祖，下终明思宗，凡五百册，二千九百二十五卷。《清实录》凡一千二百二十册，上起清太祖，下终清德宗。第三类是其他编年史籍。较有影响的有南宋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二百卷，南宋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二百五十卷等。纵观宋元明清时期。编年史籍发展速度之快，其内容质量之高，都是以往任何时期无法比拟的。

编年体史籍经历了隋唐五代衰微低落阶段后，何以东山再起，并进入空前繁荣时期呢？推其原因，除这一时期社会较前安定，印刷术日益广泛应用等因素外，还有一个原因是编年体的特长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较好的发挥。概括起来，编年体有以下两个特长：第一，便于考察一时代之大势。编年体最大的特点是以年为经，以事为纬。这样在同一时代内，各方情形皆可了然，所谓“中国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备载其事，形于目前”（《史通·二体》）。第二，编年体宜于长编。尽人皆知，愈至后世，史料愈繁。编年体严于以时间为序编排史事，这就可以尽量避免不必要的重复，节省篇幅，便于读者。试看《资治通鉴》上起战国，下终五代，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史事仅用三百万字，而反映同一时期的“正史”累计起来多达一千六百万字。可知“理尽一言，语无重出”（《史通·二体》），刘知幾对编年体的评价不无道理。与编年体相比，纪传体不仅没有这一长处，恰恰具有相应的短处，其短处在“事迹分隶凌乱，其年代又重复”，以司马迁之隽识通才犹不可免，因而至荀悦“《汉纪》之作，以年系事，易人物本位为时际本位，学者便焉”。（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如果说编年史的特长在汉代已然有所显示，那么经过北宋史学巨匠司马光之手得到了更大的发挥。在古代编年史籍的发展史上，司马光立下了汗马功劳，我们应当给予他合适的历史地位。

（1984年第3期）(www.xing528.com)

[1]据于省吾《岁时起源初考》，《历史研究》1961第4期。他指出，甲骨文及《今文尚书》中的西周之文皆仅有“春秋”而无“冬夏”之名，原因是“四时的划分萌芽于西周末叶”，故古人称年为“春秋”，编年史遂以“春秋”名之。

[2]或曰《左传》二十万字。今按现行本《左传》六十卷，凡十八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