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弼：中国古代军事守城战的经典战役

李光弼（708—764），契丹族，营州柳城（今辽宁朝阳西南）人。沉毅果敢，善骑射，被称为边塞名将。历任河西节度副使、朔方节度副使、河东节度使、天下兵马副元帅等职。在平定安史之乱中，先后取得常山之战、嘉山之战、太原之战、河阳之战、怀州之战的胜利，战功卓著，与郭子仪齐名，世称“李郭”，而“战功推为中兴第一”^[367]。

（一）作战指导思想

李光弼在指导作战过程中，善于洞观全局，从战争全局长远筹划，谋定而后战；在与敌交战之时，又能够根据敌情、战场态势的变化随机应变，践墨随敌，屡出奇计制敌，总能够把握作战的主动权，陷敌于无计可施的被动境地。

第一，洞观全局、力争主动的积极防御思想。李光弼无论身居何职，在用兵过程中都注重着眼大局，想方设法争取战场的主动权，绝不亦步亦趋，而是着力抢占先机，或者“先夺其所爱”^[368]，或者“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369]，或者“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意”^[370]，避实而击虚，从而牢牢主导作战的进程。他所指导的河阳之战堪称典范。乾元二年（759）九月，史思明率大军南下，攻占汴州（治今河南开封）后继续西进。刚被任命为天下兵马副元帅的李光弼在洛阳整军备战。面对史军的大举进逼，李光弼召集部下商讨对策。东都留守韦陟认为史军人多势众，建议“留兵于陕，退守潼关，据险以挫其锐”^[371]。李光弼予以否定，指出：“两敌相当，贵进忌退，今无故弃五百里地，则贼势益张矣。不若移军河阳，北连泽潞，利则进取，不利则退守，表里相应，使贼不敢西侵，此猿臂之势也。”^[372]判官韦损提出疑问：“东京帝宅，侍中奈何不守？”李光弼答道：“守之，则汜水、崿岭、龙门皆应置兵，子为兵马判官，能守之乎？”^[373]于是，李光弼下令放弃洛阳，退守河阳。李光弼提出的北守河阳以钳制史军的作战指导思想，是极具积极主动意识的决策，既不同于韦陟提出的消极退守，无缘无故放弃五百里之地，只会使对手的气焰更加嚣张跋扈；也不同于韦损提出的分兵把守之策，若在洛阳驻守，因为其地势不利于防守，必须同时在汜水、崿岭、龙门派重兵防守，“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374]，处处把守则处处兵力薄弱，势必抵挡不了敌军的攻击。李光弼的北守河阳之策之所以高明，在于其进退自如，可攻可守，既未向后消极退守，又未分散兵力把守，而是集中兵力于一处，并对敌形成猿臂之势，可有效钳制对手，极大地限制了对手的活动范围。显然，这一作战指导思想体现了积极防御的精髓，防守中有进攻，以适时的攻与防争取作战的主动权，积极营造有利于己的战场态势。只有深谙用兵之道并正确料敌者，方可提出这一极具远见卓识的作战指导。

第二，谋定而后战，以少覆众。高明的军事指挥员善于在战前筹谋定策，料敌用兵，所谓“权谋者，以正守国，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375]。中国古代兵家历来推崇施计用谋，并且强调在战前预先制定有针对性的战略策略，先有“运筹于帷幄之中”，后有“决胜于千里之外”。李光弼在用兵过程中多谋善断，不仅在面对危局以及突发状况下能够审时度势，制定适宜的作战计划，而且还善于采纳部下乃至战俘的合理化建议，从而做出切实可行的作战决策。

安史之乱爆发后，安军势如破竹，迅速席卷中原，唐王朝危在旦夕。为扭转战略态势，唐廷决定派军向东挺进河北，以牵制安军西进的行动。肃宗至德元载（756）二月，李光弼率军东出井陉关，进攻常山（今河北正定）。常山团练兵杀了守城的叛军，绑缚守城将领安思义出城投降唐军。李光弼深知“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用兵之道，决定向被俘将领安思义了解安军的情况，倾听对方的建议。

光弼曰：“汝久更陈行，视吾此众，可敌思明否？今为我计当如何？汝策可取，当不杀汝。”思义曰：“大夫士马远来疲弊，猝遇大敌，恐未易当；不如移军入城，早为备御，先料胜负，然后出兵。胡骑虽锐，不能持重，苟不获利，气沮心离，于时乃可图矣。思明今在饶阳，去此不二百里。昨暮羽书已去，计其先锋来晨必至，而大军继之，不可不留意也。”^[376]

李光弼听后大喜，认为安思义说得很有道理，亲自解开缚绳。通过这一番询问，李光弼确定了应对史思明之策，指挥唐军进入常山城，令手下加固城防，坚壁固守，先挫敌锐气，而后再伺机反击。第二天，史思明率军抵达城下，李光弼按照事先拟定的作战指导与敌交战，避敌锋芒，挫了敌军骑兵的锐气。等远道赶来增援的敌兵刚到常山东的九门一带，李光弼派军实施突然袭击，一举全歼立足未稳的敌人援兵，取得了常山之战的胜利。此战获胜之因，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李光弼战前的充分谋划，在不太掌握敌情的情况下，虚心听取俘将的意见，从而形成了一个较有针对性的作战方案：先固守挫敌，再趁敌援兵刚到时进行突袭，使敌军优势在仓促间未能发挥出来，最终达成了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目标，再一次印证了“人谋”在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及其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第三，攻守兼用的守城思想。李光弼在平叛战争中，屡次在兵力悬殊的情况下以寡敌众，依托城池抵御敌军的大举进攻，最终都取得了胜利。李光弼的对手史思明也不得不称其“长于凭城”^[377]。李光弼守城并非消极防守，而是运用消耗战、袭击战、地道战等多种作战手段，主动进攻与积极防守相结合，有效地打击了敌人，使对手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

太原之战堪称中国古代守城战的经典战役，集中反映了李光弼的守城思想。当时，李光弼以一万人马抵御史思明的十万之众，在兵力处于极度劣势下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最终取得了守城战的胜利。

李光弼主要采取了如下四条守城举措。

一是在城外挖壕沟，加大防御纵深。当听说史思明将率大军围攻太原时，李光弼的部将都主张修城自固，李光弼却断然否决：“太原城周四十里，贼垂至而兴役，是未见敌先自困也。”^[378]他不认可单纯的消极防守，而是主张将防御线推到城外。于是，李光弼“帅士卒及民于城外凿壕以自固”^[379]，由此加大了太原城的防御纵深，迟滞了对手的攻城行动。

二是加强警戒，严密防守。史思明围攻太原时注意变化策略，在强攻未下时，挑选骁勇善战的精锐士兵组成游兵，并对该游兵作出具体的战术部署：“我攻其北则汝潜趣其南，攻东则趣西，有隙则乘之。”^[380]他想采用声东击西的战法，寻找唐军防守的漏洞，实施精准攻击。李光弼早有防备，着力加强太原城各处的防守，“虽寇所不至，警逻未尝少懈，贼不得入”^[381]，最终使对手无隙可击。

三是巧做守城具，飞石伤敌。早在先秦时期，古代兵家已经提出了系统的守城战术，能够制造多种极具实用性的守城器具。《墨子》针对当时通行的“临”“钩”“冲”“梯”“堙”“水”“穴”“突”“空洞”“蚁傅”“轒辒”“轩车”十二种攻城战法，提出了“备城门”“备高临”“备梯”“备水”“备突”“备穴”“备蛾傅”等守城战术，涉及数百种守城器械，诸如重型远程抛射武器转射机、藉车、连弩车等，抵御器械盾牌、大橹等，击砸器械连梃、滚木、礌石等，烧灼器械攒火、火炬等，障碍器械蒺藜、竹篱笆、拒马等。后人在实战中又不断地予以充实和完善，极大地推动了攻守城作战的发展。李光弼指导制作的守城具是一种抛石车，类似于《墨子》提及的藉车。抛石车在战争实践中大显身手，为世人所关注，当在汉末的官渡之战。曹操在初战失利后，为应对袁绍军的进攻，“乃为霹雳车，发石以击绍楼，皆破”^[382]。霹雳车又称发石车，因抛射的石头发出的巨大声响而得名。李光弼动员民众拆除房屋制作擂石车，“彻民屋为擂石车，车二百人挽之，石所及辄数十人死，贼伤十二”^[383]，由此可见其巨大的威力。史思明军不得不将军营后撤数十步，以躲避飞石的伤害。

四是开展灵活机动的地道战。《墨子》提出“穴”的攻城战法，也就是挖地道攻城，并提出“备穴”的守城战法。李光弼将前人提出的用于攻城的地道战，创造性地用于守城，极大地拓展了地道战的内涵。他开展地道战的形式可谓多种多样，根据战场态势、敌人动向而灵活实施。其一，挖地道斩杀城外骂阵者。李光弼招募了三个善挖地道的工匠，让他们带领士卒从城内挖地道通向城外。当敌军在城下骂阵时，李光弼就派人从地道中爬到城外，拉扯骂阵者的双脚，将其拖入地道，捉拿进城，然后拉到城头上斩首示众。史军士卒惶恐不安，走路时都低头注视地面，不敢再逼近城墙了。史思明又故意在城下摆设宴席，“倡优居台上靳指天子”^[384]，唱戏谩骂唐朝皇帝，以此激怒唐军。李光弼又派人挖地道至戏台下，将唱戏骂天子者捉进城里，极大地恐吓了敌人军心。其二，挖地道摧毁敌军攻城具。史思明想出了新的攻城法，派人制造“飞楼，障以木幔，筑土山临城”^[385]。李光弼则率军将地道挖至敌人建飞楼、筑土山的地方，最终使飞楼、土山倒塌。其三，诈降欺敌，挖地道陷敌，趁势出击败敌。屡屡受挫之后，史思明转而采取长围久困之策，企图迫使唐军就范。李光弼随机应变，派人前往敌军大营面见史思明，诈称太原城中粮尽，想要投降，并约定了出城投降的日期。史思明信以为真，放松了戒备。李光弼命人隐蔽地“穿地道周贼营中，搘之以木”^[386]。到了出降之日，他派部将率兵出城投降，史思明率人准备受降。正在这个时候，唐军撤去地道中的撑木，史军大营突然塌陷，“死者千余人，贼众惊乱，官军鼓噪乘之，俘斩万计”^[387]。李光弼命令唐军趁敌惊乱之时主动出击，大获全胜。

由上可知，李光弼在坚守太原时，攻与守紧密结合，以守为主，通过挖地道的方式，积极创造进攻的机会，趁敌营塌陷大乱之时，不失时机突然出击，以有利态势下的猛烈进攻取得了胜利。李光弼着眼于守，是敌我兵力悬殊、敌强己弱下的无奈之举，但绝非消极被动的守，而是为进攻积蓄力量，并且想方设法创造进攻的良机。他能够准确把握进攻时机，借敌营塌陷之机，实现了由守转攻。太原防卫战的胜利再一次说明，防守的最终目标是为了进攻，只有通过进攻才能更有效地打击敌人，从而夺取作战的胜利。这也正是李光弼实施防守的用兵要义之所在。

第四，不拘常法，以弩制骑，扬长避短，出奇制胜。古代兵法在排兵布阵上，有所谓常法与变法。所谓常法，是指通常的固定的法度和原则，多指在敌我兵力相当的情形下，依据用兵的通常法则制定的作战方法；所谓变法，是指打破常规的法度和行事准则。常法与变法互为依存，有常才有变，有变才有常。常法与变法又互为转换，在特定的条件下，常可转化为变，变亦可转化为常。古代兵家要求将帅做到既能守常，也会知变；既知晓作战常法，也懂得权宜之变，善于在常法与变法之间适时转换，正所谓“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388]。

李光弼通晓韬略，善于根据复杂多变的战场态势随机应变，以弩制骑就是灵活运用兵法的成功案例。中原王朝在与北方游牧民族的骑兵交战时，起初是以步制骑。如果是在山地、林地、沼泽地带等地形条件下作战，骑兵无法发挥其快速机动、迅猛冲击的优势，那么以步制骑是明智之举，可以取得良好的效果。但在平原地带作战时，作战态势则有了很大的变化，步兵显然无法抵挡骑兵的高速冲击，以车制骑的战术应运而生。战车一开始仅用于防御对方骑兵的攻击，西汉卫青曾经以坚固的战车围成防御型圆阵，有效地抵御了骑兵的进攻。西晋马隆在此基础上有所创新，制造了攻守兼备的“偏箱车”，取得了平定羌乱的胜利。随着抛射武器的发展，弓弩的威力日益增大，在战争中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以弩制骑的战法受到重视并被运用于实战之中。晁错在《言兵事疏》中曾经指出：“劲弩长戟，射疏及远，则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坚甲利刃，长短相杂，游弩往来，什伍俱前，则匈奴之兵弗能当也。”^[389]认为汉军使用占据优势的劲弩长戟，并在军阵中充分发挥游弩的作用，就可以战胜匈奴军队。可以说，以弩制骑是晁错建议的主要内容之一。晁错建议基本上都被汉廷采纳，成为汉军战胜匈奴军的重要指导思想。此后，以弩制骑成为中原军队对抗北方游牧民族骑兵的惯用战法，但具体效果却因人而异。战场指挥员是否能够临机决断、通权达变、因敌灵活运用这一战法，直接决定其实战效果。

李光弼率军攻占常山后，史思明统领大军进抵常山城下，企图围歼唐军。当时双方的兵力对比是，李光弼拥有“蕃、汉步骑万余人，太原弩手三千人”^[390]；史思明拥有二万余骑兵。两相对比，三千名弩手乃是唐军的一大优势。但是，李光弼与安军初战之时并没有发挥这一优势，而是采取以步制骑之法，派遣五千步卒从城东门出战，结果未能击退安军的骑兵。李光弼果断求变，“命五百弩于城上齐发射之，贼稍却”^[391]，初步显示了弓弩的杀伤力。为进一步发挥己方弓弩手的优势，李光弼“乃出弩手千人分为四队，使其矢发发相继，贼不能当，敛军道北”^[392]，成功击退了安军。李光弼不仅将以弩制骑的战法运用于守城战，而且还将其巧妙地运用于野战之中。在击退安军之后，李光弼派遣唐军出城乘胜追击，与安军夹呼沱水布阵，暗地将弩手配备于阵内。当对手“数以骑兵搏战，光弼之兵射之，人马中矢者太半”^[393]，再次以弓弩击退了安军。纵观常山之战，李光弼在初战不利的情况下，能够通权达变，迅速调整战法，由以步制骑调整为以弩制骑，扬长避短，充分发挥了唐军弩手的绝对优势，由此取得了守城战和野战的胜利。

（二）“御军严肃”，以法治军

古代兵家认为，乱世治军与和平时期治军是有区别的，强调乱世用重典，纠之以猛而不可失之于宽，否则军队势必涣散而失去战斗力。李光弼临危受命，在安史之乱中艰难创业，每每以寡敌众，唯有治军有方，才能有效提升军队战斗力，从而实现以弱胜强。严明治军既是李光弼的成功之道，也是在当时特殊历史背景下的无奈之举。军纪是否严明对于战争胜负具有决定性作用。军纪若不严明，即使拥有百万大军也只是一群乌合之众。严明军纪的关键在于是否按军法行事。李光弼深明此理，治军“一裁之以法，无所假贷”^[394]，任何人均须严格遵守军队法令，不得例外，坚决维护军法之威严。(www.xing528.com)

首先，犯法者按律治罪，皇帝下诏重用者也不例外。李光弼执法如山，不徇私情，甚至在皇帝传诏任命犯法者的情况下，依然不改初衷，坚持将犯法者绳之以法。安史之乱爆发后，李光弼奉命到太原统领军队，组织防御。此前在太原主持军事工作的侍御史崔众“每侮狎承业”^[395]，对节度使王承业多所不敬。当朝廷下诏，让他把兵权交给李光弼，崔众“素狂易，见光弼长揖，不即付兵”^[396]。李光弼认为崔众未按诏令及时交出兵权，严重违反军令，下令将其羁押。正在这时，皇帝使者带着诏书赶到，准备任命崔众为御史中丞。李光弼对使者说道：“众有罪，已前系，今但斩侍御史。若使者宣诏，亦斩中丞。”^[397]坚持执行军法，将崔众斩首示众。此举威震三军，全体将士受到极大震动，军队纪律得到很大的强化。李光弼代郭子仪为朔方节度使，传令让兵马使张用济带兵前来听令。但是，张用济“惮光弼严，教诸将逗留其兵。用济单骑入谒”^[398]。李光弼见他违反军令，以身试法，立即将其斩首，以正军法，强烈地震慑了朔方军的将领。此后，朔方军“营垒、士卒、麾帜无所更，而光弼一号令之，气色乃益精明云”^[399]。

其次，行军作战令行禁止，井然有序。治军成效如何，具体反映在行军与作战之中。李光弼在平时严格治军，军队养成了令行禁止的良好作风，一切行动听从号令，进退有节制，即使在撤退时也能保持阵形，退而不乱。乾元二年（759），唐廷派遣9名节度使围攻邺城（今河南安阳），与史思明大军展开激战，忽然狂风骤起，天昏地暗，交战双方大惊失色，纷纷逃窜，“士卒所过剽掠，吏不能止，旬日方定。惟李光弼、王思礼整勒部伍，全军以归”^[400]。李光弼在军队遭遇突发状况时，仍然能够指挥自如，秋毫不犯，“全军以归”，足见其军号令是何等严明，因而比其他军队具有更加强大的战斗力。不久，唐廷嘉许李光弼，任命其为天下兵马副元帅，委以收复失地的重任。

再次，有功者赏，违令者罚，赏罚分明。李光弼重视赏罚，尤其在战场上更加注重运用赏罚手段，通过及时的奖赏以激励将士杀敌立功，也通过合理的处罚以震慑不法之徒。在河阳之战中，李光弼命令荔非元礼率军在羊马城抵御安军的进攻。当对手逼近时，荔非元礼率精兵击退了安军，但是“料敌阵坚，虽出入驰突，不足破贼，收军稍退，以怠其寇而攻之”^[401]。在城墙上督战的李光弼看见荔非元礼收兵，不由得大怒，派人传唤他，准备按军法处置。当然，李光弼后来知道错怪了荔非元礼，这只是荔非元礼的“疲敌”之计，待敌疲惫之时一击而胜。李光弼远望郝廷玉所率军队停滞不前，“趣左右取其首来”^[402]。郝廷玉解释说是由于战马中箭受伤，并非退却，于是换了一匹战马后继续投入作战。李光弼看见战场上“有裨将援矛刺贼，洞马腹，中数人，又有迎贼不战而却者”^[403]，立即重赏奋勇杀敌者，将不战而退者就地斩首，坚决执行了严明的战场纪律。李光弼对军中上下一视同仁，无论是能征善战的爱将，还是名不见经传的士卒，一概按军法行事，有功者立刻奖赏，有罪者迅速惩罚，不管是谁违令，绝不姑息迁就。

最后，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李光弼治军严明，自己时时处处严以律己，为全军将士树立了榜样。在太原之战中，他昼夜坚守一线，率领将士们奋战五十多天，“躬率士卒百姓外城掘壕以自固”^[404]，与大家同甘共苦，“设小幕，宿于城东南隅，有急即应，行过府门，未尝回顾。贼退三日，决军事毕，始归府第”^[405]。李光弼将生死置之度外，全身心投入作战，产生了强大的感召力，最终取得了战役的胜利。

（三）巧妙分化瓦解，善于激励士气

心战是中国古代作战策略的重要内容，主张一方面要攻敌之心，另一方面要守己之气。高明的将帅善于将攻心与守气紧密结合，攻守兼备。《唐太宗李卫公问对》指出：“夫攻者，不止攻其城击其阵而已，必有攻其心之术焉；守者，不止完其壁坚其阵而已，必也守吾气而有待焉。”^[406]指出在进攻时除了军事打击外，还要摧毁和瓦解敌方军心士气；而在防守时除了巩固防御外，还要激发和保持己方旺盛的军心士气以待机破敌。明代兵学家何守法则在此基础上做了更加简明扼要的表述，指出“攻者，攻其心；守者，守其气”^[407]，即进攻一方要着眼于瓦解敌人的军心士气，而防守一方要着眼于保持和激励己方的军心士气。

李光弼在指导作战过程中，既注重深入分析敌方将领心理，巧妙利用对手内部矛盾，将计就计，不战而降服李日越、高庭晖^[408]，成功地分化瓦解了敌人；同时，又注重通过多种方式鼓舞己方士气，激励将士的旺盛斗志，最大限度地激发了唐军的作战潜能，取得了显著效果。

首先，准确把握对手心理，智降二将。肃宗上元元年（760），李光弼率军攻打怀州（治今河南沁阳），史思明企图断绝其粮道。李光弼随机应变，将军队临时驻扎在野水渡。到了晚上，他命令部将雍希颢率一千名士兵把守营寨，叮嘱道：“贼将高晖、李日越，万人敌也，贼必使劫我。尔留此，贼至勿与战，若降，与偕来。”^[409]诸位将领听后不解其意，莫名其妙，只是依照他的话去做。史思明得知李光弼在野外扎营，不由得大喜，急忙召来李日越：“光弼野次，尔以铁骑五百夜取之，不然，无归！”^[410]李日越率军直奔唐军营寨，打听到李光弼不在营寨，只有偏将雍希颢。他左思右想，认为抓不到李光弼，自己无法回去复命，与其回去受死，倒不如投降唐军还有一条生路。于是，李日越下马投降。雍希颢带他去见李光弼，李光弼予以厚待，并向朝廷奏请授予他官阶。高庭晖听说此事后，也率军向李光弼投降，同样受到了厚待。诸将看到李光弼预言成真，惊讶地询问其中的奥妙。李光弼答道：

思明再败，恨不得野战，闻我野次，彼固易之，命将来袭，必许以死。希颢无名，不足以为功。日越惧死，不降何待？高晖材出日越之右，降者见遇，贰者得不思奋乎？^[411]

李光弼准确地把握了史思明的心理，即其认为李光弼只会守城，不善于野外作战，因此自己故意在野水渡驻军，从而造成对手的轻敌意识，以为可以轻易地打败唐军，生擒李光弼。史思明派遣李日越夜袭野水渡的唐军，要求他只许成功不能失败。李日越正是在这样的压力下率军夜袭，而李光弼却事先有了预料，提前离开营寨，导致李日越进退两难。在捉不到李光弼就要被处死的情形下，李日越只剩下投降这一条活路。高庭晖的才能在李日越之上，听说李日越受到优待，果然也主动前来归降。由此可见，李光弼对史思明、李日越、高庭晖三个人的不同心理做了富有针对性的深入分析，据情定策，制定了一套缜密的行动方案，将计就计，不战而收降史军的两员将领，不愧是深谙用兵之道的智勇双全的大将。

其次，怯防勇战，激励民心士气。在太原之战中，唐军与安军兵力对比悬殊，并且安军在此之前屡战屡胜，兵势强盛。在强敌的围攻下，太原守军将领表现出畏惧的心理。李光弼神色自若，一方面指挥军民积极守城，制造擂石车有效杀伤对手，挖地道破坏敌军攻城的飞楼、土山；另一方面选择合适战机主动出击，通过诈降以及地道破坏敌营的方式，趁敌混乱之时发起突然袭击，大获全胜。李光弼在作战中多谋善战，不仅把握了作战的主动权，而且树立了自己的崇高威望，有效地激励了守城军民的战斗意志，“城中长幼咸伏其勤智，懦兵增气而皆欲出战”^[412]，形成了众志成城、同仇敌忾之势，为最终取胜奠定了坚实基础。

最后，视死如归，以武德感召将士精忠报国，誓死杀敌。李光弼在将士中的威信，不仅来源于严明的军纪，更来源于身体力行、忠义为本的大将武德。李光弼的武德精神的核心是忠义，以平叛杀敌、安定社稷、誓死报效国家为己任，置个人生死于度外，忠心耿耿，勇于担当。在河阳之战前，李光弼对左右坦白心迹：“战，危事，胜负系之。光弼位为三公，不可死于贼手，苟事之不捷，继之以死。”^[413]他在作战过程中，“常纳短刀于靴中，有决死之志，城上面西拜舞，三军感动”^[414]。李光弼的大无畏的英勇气概感动了将士，也激发了他们的斗志，郝廷玉、荔非元礼等将领拼死奋战，三军用命，击败了强大的对手。孙子曰：“投之无所往，死且不北；死焉不得，士人尽力。”^[415]李光弼以必死之心、决死之志激励将士竭尽全力奋勇作战，在无路可走的绝境下迸发出巨大的战斗潜能，也就是“众陷于害，然后能为胜败”^[416]，军队深陷绝境，反而能够激发将士奋起拼杀夺取胜利。

（四）作战指挥艺术的若干特点

被推为“中兴第一”的李光弼，在平定安史之乱中建立了卓著战功，显示出高超的作战指挥艺术，尤其在战法创新方面独有特色，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宝库。

第一，善于后发制人。以道家、阴阳家思想为主导的荆楚吴越兵家率先明确提出了后发制人的兵学命题。《老子》提出“不争而善胜”^[417]，范蠡主张“尽其阳节，盈吾阴节”^[418]，战国时期的兵家进一步提出贵守雌节之法，极大地促进了后发制人兵学思想的发展。与先秦时期相比，李光弼在实战中推行的后发制人思想，更加具有积极主动的意识，是为了日后的反击而主动采取的敝敌之策。李光弼之所以屡屡运用这一策略，主要是由于他经常在兵力对比的劣势下以少击多、以弱抗强，在敌众我寡的态势下不得已而为之。他积极采取多种灵活有效的手段消耗对手实力，袭扰、疲惫敌人，不断地削弱对手力量，同时逐步地壮大自身实力，为最终实施后发制人创造有利条件。李光弼所指挥的常山之战、太原之战、河阳之战，均是后发制人的成功战例。

第二，勇于创新战法。李光弼在指导作战中能够别出心裁，妙用兵法，不落前人窠臼，尤其注重依据敌情、战场态势的变化而随机应变，往往能取得出奇制胜的效果。在太原之战中，李光弼极富创造性地运用了地道战这一作战样式，成效显著。他将先前侧重于防御功能的地道战，改造成为更加注重攻守兼备的作战样式，尤其赋予其更多的进攻功能，比如经由地道主动袭扰对手；通过地道斩杀叫阵者，从心理上强烈地震慑了对手；综合运用地道战与诈降、突击等手段，出其不意，攻其无备，大破敌军。李光弼不仅将地道战用于守城，也将其用于攻城。在攻打怀州时，李光弼先用水攻未获成功，后改变战法，“令廷玉由地道入，得其军号，登陴大呼，王师乘城”^[419]，顺利攻下了怀州，体现了通权达变、因情制宜的思想。李光弼还创新了守城战法，在守城中贯彻了积极防御的指导思想，将城守和野战巧妙结合，在守城的过程中又不失时机地进行野战，在有利条件下歼灭敌人。如在常山之战中，李光弼在坚壁自固时，派出一支五千人队伍沿呼沱水布阵，与敌相持；当安军援兵远道赶来救援时，李光弼又派兵趁其立足未稳突然袭击，全歼敌援军。此外，李光弼还创造性地运用了多种守城器具。在太原之战时，李光弼指挥军民拆除房屋做擂石车，通过人力发射巨石，一次能够击毙敌军二十余人，在防御中发挥了较大威力，迫使敌人不得不后撤军营。在河阳之战中，唐军与史军隔黄河对峙。史思明点燃火船，向唐军占据的浮桥发起火攻。李光弼命人在事先准备好的长竹竿的头部装上铁叉，竹竿尾部固定在巨木上，以竹竿铁叉顶住火船，使其不能前进，挫败了对手的火攻行动。李光弼将竹竿、铁叉运用于防御对手的火攻行动，可算是极为成功的尝试。

第三，善用奇计胜敌。两军交战，不仅是双方实力的较量，而且是双方军事指挥员的智谋的较量。哪一方的谋略更胜一筹，则往往能够抢占先机，取得作战的主动权。李光弼在与安军的长期交战中，往往在对手施计攻己之后，能够迅速想出应敌之策，且出人意料，几乎每次都收到了奇效。在河阳之战中，李光弼率军与史思明军隔黄河处于相持局面。为炫耀武力，史思明下令将军营中的一千余匹战马陆续牵到河滩洗澡，循环往复，以此动摇唐军的军心。李光弼想出了一条妙计，下令将军中的母马搜集到一处，把这些母马的马驹拴在城内。等到对方又放出战马到河边时，李光弼立即命令把五百匹母马全部赶到黄河岸边，母马嘶叫不已。河对岸的史思明军的战马都是公马，听到母马嘶叫，纷纷游过来了。唐军将这些马匹全部赶进城内，一河之隔的史思明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战马被引走了，却无计可施。在驻军野水渡时，李光弼准确分析史思明、李日越、高庭晖的心理，故意只留部将雍希颢率兵看守营寨，迫使李日越、高庭晖在走投无路之下前来投降。

第四，临危不惧，有大将风度。李光弼在平叛战争中，数次濒临绝境，然而终能渡过险局，转危为安，其中过人的胆识、以死决战的勇气乃是重要的原因。一名优秀的将帅除了要有高超的谋略、远大的目光之外，还要具备超出常人的胆魄、敢于犯难的勇气、无所畏惧的气概。《说苑》指出：“将者，士之心也；士者，将之肢体也。心犹与，则肢体不用。”^[420]将领犹如士卒的大脑，士卒犹如将领的肢体，大脑指挥肢体的动作，将领与士卒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一旦将领在作战中优柔寡断，那么士卒就无从发挥作用。这就充分说明将领在战争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直接影响战争的胜负。李光弼在作战中能够充分发挥出自身的作用，在河阳之战战况危急之时，他将短刀藏于靴中，向将士表示拼死奋战的决心，极大地激发了军心士气。当史朝义率大军围攻宋州（治今河南商丘南）时，李光弼被朝廷任命为河南副元帅、太尉兼侍中，都统河南、淮南、山南等八道行营节度，出镇临淮（治今江苏盱眙西北），以防止史军进入淮水流域。当李光弼到达临淮时，部将劝他暂避开史军，南保扬州，结果遭到严词拒绝：“朝廷倚我以为安危，我复退缩，朝廷何望！且吾出其不意，贼安知吾之众寡！”^[421]李光弼知难而进，前往徐州督战，大破史军。

第五，虚怀若谷，集思广益。李光弼多谋善断，具有出众的谋略才能，但同时他还注意听取他人的建议，博采众长，最终形成优化的作战方案。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常山之战中，李光弼问计于俘将安思义，不仅掌握了敌情，而且在作战指导上受到了启发，制定了富有针对性的作战部署，挫败了史思明的进攻，取得了作战的胜利。在河阳之战中，李光弼组织将士反击对手，看见荔非元礼在安军填壕时按兵不动，就派人责问元礼。当他得知这是荔非元礼在等待对手疲惫之时再予以出击时，不仅不责备，反而给予高度称赞：“善，吾所不及，勉之！”^[422]表现出了谦虚的姿态，勇于承认自己在某一方面的认识差距，有助于激发部下的主观能动性和提升部队的战斗力，收到了较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