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法责任研究的语言学转向是哲学中的语言学转向在经济法学领域中的运用与发展，是旧分析法学向新分析法学转变的体现。
语言哲学有两种比较普遍的解释：一种语言哲学叫linguistic philosophy，它通过分析语词的意义和分析语词之间的逻辑关系来解决哲学问题；另一种语言哲学叫作philosophy of language，它旨在从哲学的角度分析语言的一些基本特征、研究意义、所指、真、证实、言语行为、逻辑必然性等问题。[40]以弗雷格、维特根斯坦等为代表的语言哲学家们所促成的20世纪西方哲学领域的“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是一场革命，它改变了西方传统哲学中本源论和认识论的中心地位，语言本体或意义本体成为哲学研究的中心。“哲学的首要任务就是对语言进行分析。”维特根斯坦说：“不弄清语言的意义，就没有资格讨论哲学。”但语言分析自古有之，为什么过去的语言分析没有形成语言学转向？因为真正促成语言学转向的是现代哲学语言观的产生和现代逻辑的建立。
语言学转向首先需要一个传统哲学语言观向现代哲学语言观的转变。传统的语言观将语言视为一种工具，亦即语言工具主义。海德格尔说：“说是发声器官和听觉器官的活动。说是有声的表达和人类心灵运动的传达，而人类心灵运动是以思想为指导的”。[41]海德格尔的意思是：语言是人表达思想、交流感情、体现意识的一种手段；人是语言的主宰者，语言是人的一种活动，人与语言是一种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换言之，语言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工具。现代语言观是一种语言本体主义——语言不仅是表述或表达的工具，而且是一个独立自主的、自我参照的系统，能够给人提供以意义性和想象性；语言不再是一种存在的派生，而是存在本身的一种规定；语言具有逻辑上的先在性，语言不再因人而存在。[42]现代哲学语言观的语言本体地位在语言哲学中得到了充分体现：“重视语言对哲学的影响，把哲学问题归结于语言问题，认为哲学上混乱、争论、错误产生于语言的含糊不清或者对语言的误用、滥用，因而哲学的任务是对语言进行语义分析，揭示语言的确切含义和意义，指明语言的正确用法和规则，以消除哲学上混乱，以至消除这些哲学难题本身，或者说是‘恢复哲学语言的健康’。”[43]
单纯的语言分析并不能导致语言转向，以现代逻辑为工具进行语言分析才导致了语言转向。现代逻辑使得传统逻辑从哲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又为哲学提供了一种科学的分析语言的方法。它既不是经验的方法，也不是哲学的思辨的方法，而是应用了数学的方法，它的定义语言的方法、证明定理的方法等都是数学式的。[44]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开创了现代逻辑的德国著名哲学家弗雷格是语言哲学的创始人。[45](www.xing528.com)
早期的语言哲学流派人工语言学派就深受数理逻辑中的人工语言（符号语言）的影响。在数理逻辑中的每个符号都有确切的含义，符号语言是一种精确的、理想化的语言，人工语言学派就是创造一种“理想语言”，一种纯形式的人工语言，以便通过“这种‘形式的说的方式’，使科学能避免无意义的语言以及因此造成的假象问题”，[46]克服日常语言（自然语言）的混乱。
后期的日常语言学派则认为，用人工语言代替日常语言也无助于消除混乱，关键是要根据语言的语境及用途对日常语言进行语义分析以确定其含义。如日常语言哲学家特维根斯坦就十分强调意义与语境的密切联系，强调语言表达式的意义对语境的依赖性，认为要了解词和语句的意义，就必须考虑它们所处的特定环境及其使用的目的和用途。在他看来：“当我们提出‘什么是意义’、‘什么是思维’、‘什么是时间’这样一些问题时，我们所涉及的是这些现象的性质。如果我们从理论的角度去观察这些问题，也就是企图通过提出系统的理论去解决或说明这些现象，那我们就会误入歧途……这里的错误不在于我们的说明还不够深入或恰当，而在于我们试图用新的说明、新的发现去排除我们所感到的困惑。要弄清楚这些现象的性质，并不需要通过更深入的发掘和发现，而是要通过分析这些现象的陈述的种类，弄清楚不同语言领域中使用语言的方式来加以揭示。”[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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