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超伦乐观主义世界观：文化哲学成果

在其思辨哲学的思考之中，费希特的兴趣首先是伦理的。而比他深刻和客观的黑格尔，则首先以真理为目标。⁽¹⁾通过应用存在于事实之中的根据，黑格尔要揭示存在的意义。为此，他不能够像费希特那样，坚持出于伦理的强力，把作为父亲的绝对命令和作为母亲的认识论唯心主义强加于世界；而是通过客观的研究，签发了世界的出生证明。如其在历史中所发生的那样，黑格尔研究了发展过程的规律。接着，他把这种规律作为其构思的基础，以解释世界从存在概念中的产生。由此，黑格尔的哲学是成为了宇宙论的历史哲学。这一思想建筑，在人们所能看到的范围内，是可靠地建立起来的。从而，即使在其迷失于无限性之中的地方，黑格尔的哲学也能够令人信服地发挥作用。

那么，被黑格尔作为历史中的过程原则而发现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一切变化都发生在自然的进步之中，而进步则在依次出现的对立及其和解中实现！在思想以及事实中，每一正题都导致一个反题。然后，正题和反题在一个合题中统一起来，合题则包含了正题和反题中的富有价值的东西。对于一个新的反题而言，任何已经实现了的合题又是一个正题。而从这新的正题和反题之中又产生出一个合题，并且一直持续下去以至永恒。

根据这一图式，黑格尔不仅能够构想历史的进程，而且由此也能够发挥出逻辑学的基本原理。同时，黑格尔也确信，基于这一原理，从存在概念中可逻辑地发挥出来的概念世界过渡为现实世界，也是必然能为人们所理解的。黑格尔所展开的想象是如此的宏伟，以至于不再受其迷惑的我们也能够理解，为什么人们会如此地为它着迷。当费希特试图赋予纯粹存在向现实世界的发展以一种伦理意义时，黑格尔从一开始就退却到这样一种论断：世界的意义最终只能够是一种精神的意义。绝对者产生世界，无非就是绝对者要由此意识到自身而已。绝对者是无限地创造的精神，但它不是像在费希特那里一样，为了无尽地活动，而是为了在其创造的途中回归自身。

在自然之中，绝对者只是十分模糊地意识到自身。只是在人之中，绝对者才真正地体验到自身，并且是以三次上升的方式。在仅仅与自己和自然打交道的人之中，绝对者还是主观的精神。在联合成为人类社会的法律和伦理组织的共同精神之中，绝对者扩展为客观精神，并且证明自己从根本上在这些概念中是有创造能力的。在艺术、宗教和哲学之中，绝对者才意识到自身是自在而自为地存在的、克服了主体和客体、思维和存在的对立的存有的、绝对的精神。在艺术中，绝对者直观自身；在宗教的虔诚之中，绝对者想象自身；在哲学中，在纯粹思想之中，绝对者理解自身。在世界被思想的地方，绝对者体验自身。

斯宾诺莎微笑地顺从的厄运，受到了费希特和施莱尔马赫的反抗，而黑格尔则在对真理的勇敢敬畏之中屈从了它。他的世界观是超伦理的神秘主义。对于黑格尔来说，伦理只是精神发展的一个阶段。他没有把文化理解为伦理，而是仅仅把它理解为精神。

为了说明道德不是自在的东西，而只是精神的一种现象，黑格尔还援引了法语的用法。他说：“道德必须在广义上被理解，而不只是道德意义上的善。在法语中，道德是与自然相对的，即意味着精神、理智本身。”⁽²⁾

黑格尔探讨的伦理概念特别宽泛。它的实质在于：“意志不是利己的主观利益，而以普遍的内容为其目的。”⁽³⁾思想的任务则是具体地确定这一普遍内容。

如果黑格尔真的已经深刻地探究了个人意志服从普遍目的的事实，并且认为这是一种奥秘，那么他就不会这样忽略伦理问题。黑格尔也许必然会承认，出现在伦理中的精神是唯一的、没有比它更高的和能使其从属的精神。此外，精神和伦理的相互关系问题也许已经被提了出来。

但是，黑格尔却这样了结了其思辨的乐观主义世界观，他不是自在地评价伦理在人之中的产生，而是简单地认为它只是超个人精神的出现的现象。他不去探讨，个体之中的个人精神如何同时是超个人的，又是如何能够意识到与绝对者合一的，而是致力于使出于与集体的普遍精神相联系的个人精神的更高体验成为可以理解的。黑格尔认为，如果像在印度思想中那样，个体精神本身试图把握它与宇宙的关系，那么这就是狂妄的。与绝对者的合一，是集体的普遍精神达到其最高的高度的体验。只有与集体的普遍精神结合在一起，就像河流与它归向的大海结合在一起，绝对者的体验才会给予个体精神。这是向普遍和超个人的致命转折，黑格尔哲学就体现在这种转折之中。

从而，伦理在黑格尔那里实际上只有这样的意义：它使社会的产生得以可能，而正是在社会的全部精神之中，绝对精神才能够意识到自身。通过自愿地服从社会认为是适合更高的精神创造的要求，人成为伦理的。

对于黑格尔来说，不存在个人伦理。他也不探讨伦理的自我完善和人对人行为的深刻问题。在涉及伦理的地方，黑格尔立即就去探讨家庭、社会和国家。

在边沁那里，伦理是法律的补充。黑格尔则结合探究法律和伦理，其典型表现为他没有写过伦理学的书籍。他对伦理学的阐发包括在法哲学之中。

黑格尔认为，关键在于首先指出：按照其真实的概念，国家不仅是一个法律的实体，而且是一个法律—伦理的实体。费希特已经把国家确定为个人的伦理教育者。而对于黑格尔来说，国家则是所有伦理过程的总概念。用他自己的话讲：国家是“自我意识的伦理实体”。伦理的最有价值的东西在于国家之中，通过国家而实现。显然，这种对国家的过高评价是对个体性本身的精神意义过低评价的自然结果。

黑格尔不赞同费希特的不可实施的思想：以宇宙论的方式论证伦理，把从属于作为内容的理性的世界给予伦理。对于现实的信念不允许黑格尔有这样的幻想。但是，他完全放弃伦理的宇宙论概念也是致命的。由于不让思辨思想中的伦理学和自然哲学进行交锋，黑格尔从一开始就牺牲了伦理。他不允许伦理把自己理解为个人对宇宙行为的意愿，而在斯宾诺莎、费希特和施莱尔马赫那里，这么做是可以的。同样，在黑格尔那里，中国一元论者使宇宙意义上的行为有效的意愿，对于伦理也被禁止了。伦理被限制为调控个人和社会之间关系的规范。伦理不可以作为以自然哲学为基础的世界观创造中的建构理念而证实自己。总之，作为被砍削了的石头，伦理被砌入了建筑之中。(www.xing528.com)

由于仅仅赋予伦理一种实现世界的精神意义的准备要素的地位，因此令人注意的是，黑格尔的理论有一种与婆罗门教类似的特点。作为前后一贯的思想家，黑格尔和婆罗门都敢于承认：关于世界的思想和作为世界基础的绝对者只能达到一种精神的，而不是伦理的有限精神与无限精神的合一，从而伦理只能是为此的准备要素。这样，黑格尔和婆罗门就相关相属。在婆罗门那里，伦理以理智的行为使个人对此作好准备：在自身中体验绝对者，并且在绝对者之中消失。在黑格尔那里，伦理则有助于社会的产生，而只有在社会的共同精神之中，绝对者才能够体验自身。

虽然，婆罗门个人主义地、否定世界和生命地思考其理智主义的神秘主义，黑格尔则肯定世界和生命地阐发其理智主义的神秘主义，并且只是在社会已经产生了为此所必要的精神的地方，才让理智的行为出现，但是他们之间的差别仍然是相对的。这两种世界观的内在同类性由此并没有被触动。两种世界观相互对应，双方都认为伦理只是精神的一个阶段。

这就是说，在婆罗门和黑格尔那里，伦理虽然被安置了，但还是没有被证明为是必然的。就婆罗门而言，对于与绝对者合一的意识的出现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最终只是：否定世界和生命的进步及冥想的深化。至于黑格尔，应该创造精神的社会，只需通过法，而不是伦理和法就能够出现。正是在社会创造的精神之中，有限精神中的绝对精神体验到自身。从而，黑格尔的伦理只是法的亚种。

在婆罗门那里，伦理具有相当明显的否定世界和生命的色彩；而在黑格尔那里，伦理则是肯定世界和生命的现象。黑格尔的世界观自在地是肯定世界和生命的超伦理的神秘主义，而婆罗门的世界观则是否定世界和生命的超伦理的神秘主义。

在其于1820年6月25日写下的《法哲学》的著名前言中，黑格尔心血来潮、毫无顾忌地承认：伦理就是这些，而不是别的什么。我们已经看到，他在那里说，不应该按照产生于我们精神之中的理念改造现实，而是应该关注现实世界肯定自身的方式，以及现实世界在其中、在其内在的进步本能中肯定我们的方式。“凡是理性的，就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就是理性的。”在时间和短暂中出现的，并且在其中实现的永恒是可以认识的，并且由此可以与现实实现和解。哲学不应该提出什么是应该的理念。哲学的任务是理解存在着的东西。哲学不产生新的时代，而是仅仅“在思想中把握时代”。为了教导世界应该如何存在，哲学总是来得太晚了。只是在现实已经结束了其形成过程之后，哲学才发出声音。“密涅瓦的猫头鹰总是在傍晚才起飞。”舒适的和平要在我们中间创造对现实的真正认识。

理性主义是伦理的进步信仰和伦理的进步意志的统一。康德和费希特就曾经致力于深化这种理性主义。但是，经过黑格尔，理性主义就只是进步信仰……，只是对内进步的信仰了。这位强有力的、思辨的思想家相信，能够宇宙论地加以论证的只有这种信仰。在此，黑格尔就与施莱尔马赫联系了起来。实际上，从其最后的表达来看，他的世界观和施莱尔马赫的世界观的差别根本就不很大。这两位思想家之间的隐蔽争论，原本并没有客观的基础。

黑格尔所开始的战略退却，一直不动声色地影响着他的时代的人们。他们毫无保留地赞赏其巨大成就。当黑格尔本人就那么一次，在《法哲学》的前言中清楚地表达了其思想的最终结论时，他们的赞赏也就更加毫无保留。在黑格尔那里，伦理的月亮昏暗了，但这也没有导致通常会出现的不安。因为，黑格尔已经为此让宇宙论论证的进步信仰的太阳放射出日益灿烂的光芒。在理性主义的持续影响下，那个时代的人们习惯于认为：伦理和进步信仰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并且把黑格尔对乐观主义的强化也看作是伦理的强化。

进步出现在前后相继和最终始终在富有价值的合题中解决的对立之中，黑格尔的这一公式，经过了最为疑虑的时代直至现在，保存了乐观主义。黑格尔创造了充满信心的现实意识，19世纪后半叶的欧洲就陶醉在其中，而没有注意它已经把伦理放到哪里去了。那时，黑格尔只能思考产生其世界观的乐观主义的历史哲学；因为，他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一种具有无与伦比强度的伦理动能的信念正以独一无二的方式带领着人类前进。当然，这位伟大的历史哲学家并不知道，他也体验到其实现的进步究竟来自哪里。黑格尔把通过伦理的力量而产生的东西，解释为自然的力量作用的结果。

这样，在黑格尔的世界观之中，近代的精神动能一直奠基其中的进步信仰和伦理的联盟解体了。而进步信仰和伦理都毁于这一分离。伦理枯萎了，独立了的进步信仰则失去了精神和力量，因为它只是内在的进步信仰，而不再是热情的进步信仰了。由于黑格尔，精神开始经验地从现实之中获取理想，更多地相信人类进步，而不是反思自己。黑格尔站在远洋轮的驾驶台上，向乘客们解释承载他们的交通工具的机械化奇迹，以及测算航线的奥秘。但是，他没有去关心，锅炉里的火，是否像往常一样，仍然在燃烧着。因此，轮船航行的速度就逐渐地慢了下来。最后，这艘远洋轮根本不再能够继续前进，而是成了风暴的玩物。

(1)　弗里德里希·黑格尔：《精神现象学》（1807），《逻辑学》（3卷，1812—1826），《哲学科学全书》（1817），《法哲学》（1821），《历史哲学》（1840）。18卷的《黑格尔全集》，由其学生编辑出版（1832—1845年）。

(2)　《哲学科学全书》第三部分，1840年版第386页。

(3)　《哲学科学全书》第三部分，1840年版第3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