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寿是跟随明玉珍从湖北来到四川的亲信部将。明玉珍称帝后，戴寿官拜冢宰，负责掌管王家财务及宫内事务。明玉珍去世后，后主明昇尚幼，诸大臣间发生倾轧，戴寿“总兵八万”居间调停，是左右朝政、稳定局势的权臣。朱元璋两度遣使入蜀，提出“求大木”“借路攻云南”的要求，均因戴寿拒绝而落空。[37]在明军伐蜀的过程中，由戴寿掌控的西蜀地区一直是明军不可逾越的一道屏障。洪武四年六月，廖永忠率东路军突破瞿塘峡，进逼重庆，在大军压境之下，明昇乞降，宣告大夏政权覆灭。直到此时，坚守成都的士卒“遂无斗志”，戴寿“乃籍府库仓廪”向傅友德军纳款。于是，傅友德率军进入成都，并“得士马三万”[38]。
归降后的戴寿，并未因为献城而获得赦免。洪武五年（1372年）正月朱元璋诏谕云南，论及戴寿之罪：“不意蜀戴寿等凭恃险隘，扼绝中道，致使朕意不达尔土。”[39]戴寿难逃罪诛的结局，并不意外，只是死亡的方式颇多蹊跷。《明史》记载：明军平定川、蜀诸郡县后，“遂班师。寿、大亨、仁寿皆凿舟自沉死”[40]。这里提到三个人，除戴寿外，还有大夏知枢密院事、成都守将向大亨，夔关镇守平章莫仁寿；没有提到死亡地点。而《明史纪事本末》则称只有两个人死亡，地点则确指在夔峡：“寿、大亨既降，至夔峡，皆凿舟自沈（沉）死。”[41]按照上述说法，几位久经沙场的大夏战将，居然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选择同一方式集体自尽，这样的结局简直令人匪夷所思。联系发生在龙凤十二年（1366年）十二月的“小明王”韩林儿沉舟事件，这次“凿舟自沉”事件的疑窦不难解开。根据可靠举证，“沉韩林儿于瓜埠”绝非意外，纯属廖永忠一手所为。[42]无独有偶。这次戴寿等人的遇难地点，碰巧又属于廖永忠管辖下的长江水域。如果说韩林儿的消失，使朱元璋刷清了与龙凤政权的关系，从此文书上的龙凤史料被销毁得一干二净。[43]而权臣戴寿的消失，则使明夏旧政权残余势力失去了凝聚的核心，这样的结局显然对明朝统治者是十分有利的。(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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