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广填四川：大迁民故乡记忆传播

清代四川民众，不论原是土著，或是外省迁入的移民，都是移民社会中的百姓共同体。广大民众在整合地域文化、建设共有精神家园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创造、传播作用。这集中体现在以“麻城孝感乡”移民传说中有关祖籍记忆来源构建与普及上。

鉴于在明末战火中，承载民间社会记忆的族谱散佚，宗族世系混乱，以至到了清初，新老湖广人都面临着一个如何重构社会记忆的问题。在解释祖先迁川来历、建构自己祖先记忆上，向来有“避祸入川”“随军入蜀”“奉旨填川”、宦迹留川、贸易来川等多种说法。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口碑资料和新编修的家谱中，有越来越多的“老谱”资料被挖掘出来了，于是，有关祖先来历的传说故事内容因此大大地丰满起来，许多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也就开始流传开来。

广大民众在传承历史记忆中发挥创造传播作用的手法，大致有以下三种：

其一，通过细节刻画，渲染迁移过程，增加故事的感染力。

最典型的事例，莫过于围绕祖先迁川过程中有关盐蛋的故事。四川著名作家艾芜原本姓汤，1948年在重庆凭记忆撰写自传性小说《我的幼年时代》，用十分细腻的笔墨，描写其祖先上川经历：“（汤姓）这位第一个到四川的祖先，原是生长在湖北麻城孝感乡的。读过书，却以种田为主要职业。但他失掉了土地，不能生活了，便强抑着悲哀，怀抱着雄图，带着妻子儿女，远离了自己家乡和族人，来到战乱之后人烟绝迹的四川西部。路程自然是经过襄汉流域，沿着大江，穿过三峡，再到成都。一路上听过巫峡的猿啼，淋过巴山的夜雨，迷过嘉陵江的大雾，跋涉在岷沱流域，破庙的屋檐下躲过许多风霜，大树底下度过不少凄凉的夜晚。沿途没有什么好吃的东西，同时也缺乏盐，一块泡得很久业已黄白不分的盐蛋，每顿饭取出来，拿筷子尖沾点咸味尝尝，就这么样一块盐蛋在路上吃了一个多月。从这个盐蛋的传说可以看出这家姓汤的移民，路上是遭着怎样的艰辛和痛苦。”^[55]但到了1980年代，艾芜见到《汤氏族谱》后，才承认自己先祖来自湘西洞口，而不是麻城。^[56]

其二，通过典型聚焦，深化避祸主题，增加故事的传奇色彩。

以往的祖先记忆也讲避乱逃难，但多源自平民百姓躲避兵燹的潮流，因而结局大同小异，平淡无奇，不足称道。而民国以来根据老谱挖掘的内容，则大大突破了这一时空局限，许多家族在追忆祖先的避祸经历时，开始在事件、人物的个性化、典型化上下功夫，努力通过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与人物悲欢离合的命运，来增加故事的传奇色彩和感人效果。以下两个家族的祖先记忆有一个共同特点，即都是因躲避明朝迫害，埋名隐姓外逃至川东，最后受到朝廷封赠的故事。

长寿县狮子滩（袁家滩）《袁氏族谱》记载了其祖先为明玉珍的部将，在明夏政权覆灭后，如何从重庆掘地道出逃，改名易姓，躲避明朝政府镇压，在明初被朝廷招安的故事。族谱说：“我祖本姓杨氏，号安珠，原为宋都统元帅”。1357年“同姨兄明玉珍由楚入川”。1371年，夏亡。“我祖安珠次妻所生子杨宗、次子杨剑战死。安珠正妻徐氏及子杨荣、杨昭困在城内，外无援兵、内无粮草，只得宰牛马为食，设计在九门（朝天门、东水门、储奇门、金紫门、南纪门、千厮门、临江门、通元门）以羊蹄击鼓，饿马摇铃御敌，仍无济于事。于是掘浮图关地道而逃”。朝廷“乃绘图严缉”，杨荣遂更名甘玉珍落业邻水，杨昭易姓名为袁自伦，落业于铁江河西岸石版坵。接着，族谱还记述了杨昭“招兵买马，积草屯粮，以图恢复大夏”的故事。根据族谱记述，为了剿灭杨昭领导的这支明夏余部，朱元璋曾遣“健将殷国公”以兵相拒，经过“往复数十战”，“互有胜负”。最后，明朝不得不派人招安，“传谕：敕赐安珠之孙袁景祥为子孙世袭万户侯。圣上亲笔书写中堂三十四字为凭”。至今袁氏宗祠中堂还保存有“圣上”书写的这34字对联：“侯爵烈先朝创西蜀镇东渝培植千年国脉；熏猷答当宁捷秋围魁春榜流传百代书香”。^[57]

丰都包鸾区《周氏族谱》追述了贯籍湖广麻城孝感乡的先祖，在永乐袭位后，因躲避朝廷迫害，改名换姓，隐居四川的传奇经历。该族谱记叙说：“明初靖难兵起，志士死亡相继，其子孙易姓名逃匿远窜者，不可胜数。”“（我祖）是修公官礼部侍郎，坐方孝孺之党，尽节。”其子侄三人“入蜀省涪陵，隐姓伏”。其中，伏一郎居白里鹤游坪，伏二郎居小江白志，伏三郎居云里相公堡，后迁麻堆坝。“三祖隐姓二十余年，洪熙元年（1425年），大赦建文事，诏赠死节诸臣，恩荫指挥。”^[58]

其三，通过场景置换，模糊事件的时代感，增强民间文学的口头传诵效果。

在四川各地进行田野调查的过程中，许多民众在追忆自己祖先来源时，往往以如下模式叙事：听老人说，当初，张献忠（或称八大王）“剿四川”，杀得鸡犬不留。“湖广填四川”时，我祖从麻城孝感乡出发，被捆绑上路，途中拉屎拉尿，都要请求松绑，于是这才有了“解手”一词的起源。到了四川后，遍地荒无人烟，我祖因此地插占为业，在这里繁衍后代。这种叙事方式，在社区网络上经常可以见到。例如，有一位网友写道：“我老家是四川富顺县的。我们家的家谱上也记载是‘湖广填四川’的时候从湖北孝感搬过来的，并且那个关于捆绑痕迹的传说我还是今年春节才听我妈说起，他还特地看了看我的胳膊，还真有。想不到在这儿还遇到两个老乡。”^[59]上述叙事中的张献忠“剿四川”“湖广填四川”“解手”“插占”，都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发生的事件，其历史场景需要认真区分，不可一概而论。而民间记忆则管不了这么多，为了增加故事的叙事效果，往往把不同历史场景下的事件通通粘合到一起，集中于一个又一个家族的迁移故事之中。于是，这就出现了时代特征被模糊，活动场景被颠倒置换的现象。

麻城孝感乡历史记忆的文化符号代代相传，深深地烙在了四川湖广人的历史记忆之中，离不开民间传说的创造。因为仅有文化符号还是抽象的、传不下去的。而传说属于形象思维的东西，它有血有肉、有声有色、形象生动。而为了做到这一切，它必须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从事再创作。由于明代后期许多姓氏对于始迁祖入川原因、经过早就开始模糊不清，因此，在经过明末清初的社会浩劫之后，当四川社会经济面临重新建设的同时，如何传承这种记忆便成了四川社会精神生活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清代是家谱编修的兴盛阶段，修谱几乎成了中华民族一项全民性的文化活动。到了民国时期，民间修谱活动持续高涨。得此契机，不管是明代湖广土著居民的后裔，还是清代湖广移民的后裔，无不在这种形势下努力发掘新的史料。而编修者也根据史识的增长以及所处时代取材的需要，不断对始祖的迁川来历进行新的诠释和建构。在这一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将一些新的内容增添进去。于是，一些充满虚幻传奇的故事情节，乃至于一些场景颠倒的附会，都可能派生出来。与此同时，保存记忆的书写方式，也由过去的语言温和、文字简约的墓志文体，扩展为一种带有更多自我渲染色彩的故事体裁。^[60]

这样，有关“麻城孝感乡”移民传说就在广大民众的创造中产生并广泛流传开来了。

【注释】

[1]《墨子·大取》，诸子集成本，上海书店，1986年。

[2]道光《岳池县志》卷19《序》。

[3]隆昌《张氏族谱·张氏家传》，民国14年。

[4]民国《华阳县志》卷30《祠庙表》载：仁和场有关帝庙，光绪癸未重修。原碑尚存，碑文系中山大学博士生郭广辉抄录提供。

[5]民国《万源县志》卷2《祠庙》。

[6]崔荣昌：《四川方言与巴蜀文化》，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08页。

[7]光绪《永川县志》卷2《方言》。

[8]民国《安县志》卷56。

[9]民国《芦山县志》卷1。

[10]袁家骅：《汉语方言概要》，语文出版社，2006年，第5页。

[11]崔荣昌：《四川邛崃油榨方言记》，巴蜀书社，2010年。

[12]民国《南溪县志》卷4《氏族》。

[13]民国《大足县志》卷3。

[14]民国《云阳县志》卷13。

[15]民国《续资州志》卷10《杂编》。

[16]陈浩东：《成都民间文学集成》，四川人民出版社，第1107～1108页。

[17]同治《新宁县志》卷3《风俗》。

[18]民国《重修广元县志稿》第四编第15卷《礼俗二》。

[19]同治《巴县志·疆域志·风俗》。

[20]杨燮等著、林孔翼辑录：《成都竹枝词》，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55页。

[21]关于群体概念的“四川人”称谓的时代来源，目前资料所及，最早始见于宋代（见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81）这是“他称”；至明代，作为“自称”的“四川人”称号已经出现（见《明宪宗实录》卷11）。参见陈世松：《谁是四川人》，载先锋《国家历史》2009年5月“创四川”专号。

[22]道光《邻水县志》卷2《兵燹》。

[23]张烺：《烬余录》。

[24]《新都杨氏家谱》卷2。(www.xing528.com)

[25]见《清朝文献通考》卷19。

[26]见嘉庆《汉州志》卷15《风俗》。

[27]说明：土客整合的客观规律不因土客成员社会地位不同而转移。由于缺乏清初平民土著资料，故取望族土著资料予以分析。

[28]光绪《隆昌县乡土志》。

[29]费孝通：《中国士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17页。

[30]《隆昌郭氏宗祠谱序》。

[31]《张文忠公全集·文集》卷8。

[32]隆昌《云顶郭氏族谱》。

[33]咸丰《隆昌县志》卷36《郭琼山传》。

[34]乾隆《蓬溪县志·庶政》。

[35]蓬溪《喻氏族谱》。

[36]光绪《黔江县乡土志》1950年抄本。

[37]光绪《盐源县志·食货·户口》。

[38]光绪《盐源县志·食货·户口》。

[39]乾隆《雅州府志》卷5《风俗》。

[40]嘉庆《马边厅志略》卷6《夷民志》。

[41]道光《石泉县志》卷5。

[42]庄学本：《藏羌考察记》，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7年，第68页。

[43]席珍、阳昌伯：《泸定土司历史》载《甘孜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28页，1985年3月。

[44]席珍、阳昌伯：《泸定土司历史》，载《甘孜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1985年3月，第29页。

[45]收取客户保护费的彝族上层人员。

[46]《四川省凉山彝族社会调查资料选辑》第四章《客户》，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第189～191页。

[47]光绪《盐源县志》“附载旧志”。

[48]转引自陈良学：《明清川陕大移民》，中国文联出版社，2009年，第84页。

[49]转引自陈良学：《明清川陕大移民》，中国文联出版社，2009年，第151页。

[50]指嘉陵江支流渠江，源于大巴山。

[51]道光《邻水县志》卷2。

[52]民国《续修资州志》卷22《刘公玉峰传》。

[53]嘉庆《什邡县志》卷38。

[54]吴加进：《阴师公公造像浅议》，《四川客家通讯》2011年第1期。

[55]艾芜：《我的幼年时代》，载《艾芜文集》第2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7～8页。

[56]李艺让、庄巨川：《艾芜先祖入川考略》，四川省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会编：《四川新文学研究》，四川文艺出版社，1991年。

[57]长寿县狮子湾（袁家坪）《袁氏族谱》（续修铅印首刊本），1999年。

[58]丰都包鸾区《周氏族谱》，1989年编。

[59]摘自天涯社区论坛，2008年5月。

[60]参见陈世松：《移民传说是怎样形成的——以“麻城孝感乡”现象为例》，载陈世松主编：《移民文化与当代社会——纪念“湖广填四川”340周年论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