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乡迁居传说：《大迁民》湖广填四川的故乡记忆

上文已经述及，早在明代有关孝感乡的传说雏形已经出现，但那仅仅是一个与祖籍记忆有关的说法而已，尚未有一个完整的故事版本。及至明清易代中巴蜀发生一系列重大事件之后，事变中的人物传奇、曲折复杂的经历加入其中，为这一传说增添了新的故事元素。孝感乡移民传说因此充实丰富起来，这就为传说的定型奠定了基础。

与国内其他几个著名的移民传说一样，孝感乡移民传说也有传奇的故事相伴随，就是“张献忠剿四川”故事的植入。故事的模本内容大多是在叙述祖先迁川背景时，将其移民因缘与“八大王剿四川”联系在一起，进而追溯祖籍来源于“麻城孝感乡”。至于在叙述张献忠何以与四川有仇，动辄杀四川人的缘由时，无不把他在四川的一段屈辱经历联系在一起。该故事说，张献忠少年时曾随父贩枣至四川，把驴子拴在一士绅的坊侧，粪尿污了石柱，士绅命人鞭打张父，张献忠怒目不敢抗争，临走时发誓说：“将来我再来，是要把尔等杀尽，方泄我恨。”又说，张献忠起义后，带兵从湖北进入四川，在川、鄂交界处扎营，有一天他在交界地大便，先在四川境内扯草揩擦，正好抓着藿麻（即荨麻草——一种带毒刺的蝎子草），手背、臀部都被刺痛。他又伸手到湖北境内扯草，并不刺手。张献忠问湖北人，为什么四川的草刺人？回答说，这草叫藿麻。张献忠顿时火冒三丈，怒气冲冲地说：“四川人真厉害，连草都这么凶！我就从这里杀起。”还谣传张献忠是“天煞星”下凡，并有童谣：“流流贼，贼流流，上界差他占人头，若有一人斩不尽，行使瘟疫在后头。”四川人被杀光了，于是，皇帝便下令湖广填四川。孝感乡民不愿西行，结果就被官兵捆绑着上路了，四川人也就有了和洪洞移民一样的习惯：把上厕所叫解手。^[85]

这个讲述因张献忠屠蜀，孝感乡移民填川的故事在清末、民国的四川民间广泛流传。事实上，关于张献忠及其屠蜀的文献始于清前期，其中以《蜀碧》最为著名。鲁迅评该书是“讲张献忠祸蜀的书，其实不但四川人，而是凡有中国人都该翻一下的著作”。《蜀碧》，清彭遵泗撰，专记张献忠杀人之事，起自明崇祯元年（1628年），迄于康熙二年（1663年），收入《四库全书》。彭遵泗，乾隆二年（1737年）进士，入选为翰林院庶吉士，该书为其早年入京时所作。

任乃强先生在《关于张献忠史料的鉴别》^[86]中对有关张献忠的史料有过详细的总结，现据其文将这些文献梳理如下：

《明书》，此书初编于顺治四年（1647年），至十年（1653年）基本修成。记事上起元天历元年（1328年），下至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是第一部明代全史。该书有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刻本、《畿丛丛书》本。

《逸民氏·蜀记》，著者不露姓名，修《明史》求书，乃献出。其书自甲申六月，四川闻京师之变起，叙献忠事，至丙戌孙可望率残部入黔，数杀汪兆麟误国止。通篇夸言杀人。据书中所说的四路杀人数目合成都所杀该有七万万。任先生认为这个数目超过了解放时的全国人口，荒诞骇人，与其他著述的真实程度相差天渊。但《明史》与《蜀碧》都采用了它。

《明史》，顺治二年（1645年）起修，乾隆四年（1739年）最后定稿，进呈刊刻。前后历时94年。

《欧阳遗书》，亦叫《蜀乱》，四川广安生员欧阳直记叙身经目击四川三十五年（1627～1661年）战乱的真事。但他对于任何人都无贬词，只老老实实说自己的遭遇。由于他的历史较为复杂，所以他的子孙不敢暴露。至道光二年（1822年），他的第五世孙欧阳鼎才在成都公开梓行。

《五马先生纪年》，四川简州（今简阳市）傅迪吉撰。康熙三十五年（1667年）成书。该书原稿早已散佚，现存两种抄本，一为道光二年（1822年）版，一为光绪三年（1877年）版，都不全。

《蜀破镜》，道光二十三年（1543年）郸县孙拱（子俊）撰。有自序，说他于道光辛己（元年）重刊《蜀碧》，任校锥。其冬又借得《荒书》，因“博征胜国诸老传记及国初史馆名臣奏书纂、述”。痛骂张献忠，胜过《蜀碧》。(www.xing528.com)

《荒书》，四川新繁费密于康熙八年（1670年）撰。有自序云：“别书所载，或有异同。盖知者不能言，言者未能悉。此历代野史稗官，足备正史取材而密荒书所由作也。”但当清修明史求书时，他不肯献，并嘱子孙秘藏之。光绪时始有刻本。

《圣教入川记》，作者法国传教士古洛东，初版于1918年，由重庆曾家岩圣家书局印行。书中对张献忠杀人情况多有记述。

《劫后录》，四川开江冯梦龙记其身所经历见闻，详致质实。其子孙保存到民国初始石印。

《流离传》，四川南充韩国相记丙戌逃避大西军流转事。大抵当时幸存人物所记祸乱之书，皆饬子孙秘守，不愿示人。1928年修县志征书时，其裔孙乃献出。

《罪惟录》，成书于康熙十一年（1672年）。该书写成后，即复壁深藏，秘不示人，冀以免祸。原稿涂抹殆遍，不可卒读。辛亥革命后，始见于世，藏于吴兴刘氏嘉业堂。1936年，商务印书馆据该藏本影印出版，收于《四部丛刻》三编中。

《大西通纪》，作者佚名，审是献忠战友逃死遁世后所写的私史，原叫《劫余传信》。任先生于1942年听闻此书保存者善谈献忠事，但自言世守此书，不肯示人，于是托人抄回。只二卷，记献忠经历，文殊简略。

我们暂不去细究各文献对于张献忠屠杀四川人情况的记录真实客观与否，通过对任先生所列书目的梳理，单从文献的面世过程来看却有一大特点，即绝大多数作者对于自己记述张献忠的书都“秘不示人”，所以这些文献虽然最早的于康熙年间即已成书，但其公开刊印出版的时间却在道光年后，或者更多是民国前后才公之于世。上述著作成书过程，正值白莲教、太平天国、蓝大顺起事，以及随后的辛亥保路风暴、军阀混战在四川接连不断发生之际。这些事件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民众对于战乱的记忆，故对张献忠“屠蜀”记忆不断被强化，从而使得张献忠“屠蜀”的故事被不断地演绎出来。张献忠屠蜀的故事在民间广泛流行的时间，也从另一侧面支撑了与这个故事紧密相关的麻城孝感移民传说在清末民国时期成泛化之势的结论。

至此，自元末明初肇始而于明末雏形初具的麻城孝感移民传说，遇清初战乱而重新改头换面，至清末民国而成泛化之势的过程已梳理完毕。历经几百年的口笔相传，麻城孝感已然从一个事实上的祖籍地名演变成为一个湖广填川移民后裔记忆中代表祖籍的一个象征、一种符号。以至于当你询问一个四川人祖籍时他们常常会毫不犹豫地回答——麻城孝感乡。如前国家主席杨尚昆在追述自己家史时写道：“（潼南县）双江镇杨氏家族从哪里来，过去我一直认为是湖北孝感来的，1987年我第一次回到家乡潼南，县里正在修县志，我这才知道双江镇杨氏家族的源流……远祖杨文秀原籍江西吉安府泰和县……南宋末年，到湖南永州府零陵县当知县……康熙三十五年，其后裔兄弟三人迁川。”^[87]再如，著名作家艾芜在1947年追述家族历史时说：“我自己的祖先，前七八代人，就是由湖北麻城县迁去的，而且，不只我一家，几乎附近好些县的人，都来自于湖北麻城县，这都是有谱可考，并非由于传闻”^[88]。1948年，艾芜在《我的幼年时代》又一次重申，祖先来自湖北麻城，并以十分细腻的笔墨，描述先祖迁川的历程。1980年，《汤氏族谱》发现后，才知其祖先来自湘西洞口，并非麻城！

上述种种情形表明，在清代以至民国的历史演变中，“孝感乡”作为一个祖籍地，已不完全是与元明湖广移民背景有关的一个具体而真实的迁川始发地，它在事实上已变成为与各自所处社会历史背景相联系的一个象征家园的符号。那么，这个符号究竟指代的什么意义？它又是怎样一步步被建构起来的？其间经历了一些什么演变阶段呢？这就需要结合符号学的相关理论并结合相关历史社会背景来进行具体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