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实现公共物品的成本收益均衡。中央和地方政府通过财政支出的方式行使其事权，表现为向本国或本地居民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在这个过程中，政府需要对公共物品供给的成本和收益进行权衡，力求使一定规模的公共物品产生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从而达到地区规模最优，这就需要科学合理地划分政府间事权和支出责任。此外，提供公共物品的成本来自其数量与质量，收益则是政府财政收入，主要来自居民纳税。奥茨（1972）指出，如果公共服务和公共物品的提供完全由一个层级的政府承担，且不同地区税收收入相同，那么该级政府会存在为所在地区尽可能多争取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动机，因为他们的边际成本几乎等于零。其结果是政府税收和财政支出脱钩，无法实现公共物品的成本收益均衡。[4]因此，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事权和支出责任是必要的。
第二，优化公共资源配置。“用脚投票”理论提出，地区间因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也有所不同，在自由迁徙的情况下，居民会选择居住在符合自身对公共物品和服务要求的地区。由于一国居民的偏好不同，如果公共物品和服务只由中央政府来提供，那么将很难满足不同地区居民的偏好，其资源配置效率是低下的。划分各级政府间的事权和支出责任，让更了解当地居民偏好的地方政府来提供地方公共物品和服务，则能够达到优化公共资源配置效率的目的。
第三，消除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完全的影响。奥茨的分权定理表明，相比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具备辖区的信息优势，更加了解当地居民的偏好和需求，能够有效确定居民消费组合内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的边际替代率。中央政府由于信息不完全，无法做到对这一边际替代率的确定。倘若仅由中央政府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就会出现偏差，造成提供的公共物品和服务数量过多或不足。因此，为了解决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完全问题，需要对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间事权和支出责任进行划分。(www.xing528.com)
第四，激励地方政府创新。划分各级政府间事权和支出责任，让事权在各级政府间合理配置，有利于地方政府的实践和创新行为。相比于中央政府单独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地方政府更加了解辖区内居民需求，同时每个地方政府都是不同的管理者，带来了公共物品和服务供给的多样性和开放性。在地方竞争下，将大大提高地方政府创新的可能性，丰富公共物品和服务的提供方式，提高地区居民社会福利水平。
第五，理顺政府间财政关系。钱颖一（1998）认为，科学划分各级政府间事权和支出责任，各级政府分工明确，有利于规范政府行为。在预算硬约束下，各级政府发展经济，保障要素自由流动，能够形成地区间良性竞争，形成良好的激励相容机制。[5]此外，科学划分各级政府间事权和支出责任也是保障政府公共职能高效履行和央地政府关系规范化的逻辑前提（郭庆旺，赵志耘，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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