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伦治亲王在尼德兰八十年战争中的光辉时刻

《根特协定》仅使尼德兰的所有省份团结了不到三年。但如果就此认为《根特协定》注定失败，其实就是“事后诸葛亮”。从1576年的《根特协定》，到1579年尼德兰一分为二——南部省份结成阿拉斯同盟，北部省份（大致说来）结成乌得勒支同盟，这一切发生得太快了，好像荷兰人和比利时人本来就“在他们应该在的地方”。但这是我们以今人的眼光来看的。乌得勒支同盟最初仅是一个临时联盟，但它存在了两个多世纪，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奇迹。

《根特协定》把宗教问题的最终解决留给了之后的三级会议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每当三级会议召开，宗教问题就会被提上议程。在1577年12月举行的一次三级会议上，奥伦治亲王威廉想趁机改进当年早些时候结成的第一次布鲁塞尔联盟。他有意将重点放在天主教徒的自由上，以取悦总督唐·胡安。这次三级会议产生的第二次布鲁塞尔联盟同样保证了新教徒的宗教自由。1578年7月奥伦治亲王试图说服三级会议批准一项宗教和约：如果一个地区有100个以上的家庭提出要求，就允许该地信奉自己的宗教。但这一提议遭到了荷兰和泽兰的新教议会以及其他省份的天主教徒的共同抵制。尽管如此，还是有27个城镇实行了这项法律，虽然这项法律在其中任何一个城镇都没有维持太久。可以说，亲王在引入新规则方面远远领先于他的时代。^[1]

奥伦治亲王首先请求荷兰和泽兰的议会允许他接受前往布鲁塞尔的邀请，仿佛一颗宪政统治者的种子已经开始在他体内生长，这是他的一贯风格。亲王到达安特卫普后，安特卫普为这位贵客准备了长达三天的宴会，这是史无前例的。之后，亲王继续乘船沿着维勒布鲁克运河（Willebroek canal）前往首都布鲁塞尔。这条运河是当时一项伟大的水利工程。在布鲁塞尔郊外，三艘船正等待着亲王和他的随行人员。船上装饰着小山毛榉树，树上有十七省的盾形纹章。在第一艘船上，音乐家们演奏着《威廉颂》。最后一艘船被涂上了奥伦治亲王的代表色（橙色、白色和蓝色），亲王坐在一个装饰着盾形纹章的华盖下。国王的盾形纹章高高在上，表明国王与尼德兰之间相安无事。左下方是亲王的盾形纹章。9月23日，奥伦治亲王进入布鲁塞尔，场面盛大。他睽违这座城市已有十年之久，现在，他作为解放者受到了热情的接待——他是从一开始就告诫他们要警惕国王政策的人。钟声响起，炮鸣不断，人们欢呼雀跃，感动得热泪盈眶。那是非凡的一天，奥伦治亲王后来再未见到这样的场面。当时的英格兰大使，作为中立的旁观者，报告了人们是如何像欢迎从天而降的天使一样欢迎亲王的。

图5.1 1577年9月23日，奥伦治亲王威廉在带他进入布鲁塞尔的船上。在这个装饰华丽的船的顶部是腓力二世的盾形纹章。左下方是亲王自己的盾形纹章。树上是阿图瓦省和埃诺省的盾形纹章，船尾的旗帜上有龙和布鲁塞尔的守护圣徒圣米迦勒。安东尼·范·莱斯特（Antoni van Leest）在扬·巴普蒂斯特·豪威尔特（Jan Baptist Houwaert）的《凯旋入境宣言》（Declaratie van die triumphante incompst，安特卫普，1579年）中所作的版画。在安特卫普的普兰廷莫雷图斯博物馆（Plantin-Moretus Museum）的常设展览中可以看到这幅版画的原始木刻印版(www.xing528.com)

欢迎亲王的官方人员中，有阿尔斯霍特公爵（Duke of Aarschot）菲利普·德·克罗伊（Philip de Cro）。在过去的几年里，阿尔斯霍特公爵逐渐成为布鲁塞尔反对派的领袖。即使起义军有激进主义倾向，也不意味着那些更倾向于国王的人会完全遵循阿尔瓦公爵和雷克森斯的曲调。阿尔瓦公爵到来之前，奥伦治亲王和阿尔斯霍特公爵是竞争对手，但现在，在两位总督的高压政策下，阿尔斯霍特公爵成了反对派领袖，他们寻求重新联合。尽管阿尔斯霍特公爵似乎十分嫉妒奥伦治亲王目前的成功，要知道，就连比利时历史学家亨利·皮雷纳（Henri Pirenne）也对阿尔斯霍特公爵不以为然，称他是一个几近疯狂、自以为是的吹牛大王，但在《根特协定》生效的几年里，他们进行了密切的合作。^[2]毕竟，两人的政治目的是一样的：他们都想看到由本土贵族按照本国利益统治的尼德兰。他们认真地讨论了奥伦治亲王的长女和阿尔斯霍特公爵的儿子，查尔斯·德·希迈（Charles de Chimay）之间的联姻。在布鲁塞尔期间，奥伦治亲王没有参加新教的礼拜，还允许他的天主教领地布雷达的居民做弥撒，这足以让布拉班特的广大民众相信，在内心深处，他仍然是一名天主教徒。^[3]简而言之，各方都试图达成协议，避免极端立场。

现在，有什么能比恢复过去的情况，由奥地利王室的合法后裔，也就是一位“自然王子”来统治尼德兰更好呢？“合法”是相对于唐·胡安的非法出生而言的，他一直试图证明自己是查理五世的合法儿子。唐·胡安给腓力二世写了一封信，怒火冲天地说是奥伦治亲王在制定政策。天主教贵族也拒绝与唐·胡安合作。奥伦治亲王抵达后两周，阿尔斯霍特公爵宣称奥地利的马蒂亚斯大公（Archduke Matthias of Austria），也就是皇帝鲁道夫二世（RudolfⅡ的弟弟、国王腓力二世的侄子，愿意担任总督一职。马蒂亚斯20岁了，想要冒险，便答应了这份邀请。他未经国王和皇帝的事先允许，就擅自前往低地国家。由于没有任何从政的经验，他完全不是奥伦治亲王的对手，和蔼可亲的奥伦治亲王迅速赢得了这位奥地利年轻人的信任。

喜欢穿着仿古盔甲走来走去的马蒂亚斯很快就把奥伦治亲王当成了“亚父”一般的存在。奥伦治亲王把他牢牢地攥在手心里，以至于这位新总督很快就被当成了“亲王的办事员”。马蒂亚斯的任命表明，在16世纪的环境下，只要有意愿，即便距离遥远，也有可能迅速做出反应和决定。低地国家到维也纳的距离不比到马德里近多少，但从给马蒂亚斯发出邀请到马蒂亚斯接受却用了不过四周时间。马蒂亚斯获得总督职位的条件也非常有趣。与签署《欢乐入境的那些人相比，马蒂亚斯的统治权受到了严格的限制，简直像是君主立宪制的先驱。^[4]

正如格兰维尔离开时一样，高级贵族们现在必须再次证明他们有能力管理国家。奥伦治亲王正在他权力的顶峰，特别是当布拉班特议会任命他为布拉班特的“保护者”（ruwaard）时，要知道，这相当于其他省的执政。而阿尔斯霍特公爵则被任命为佛兰德的执政。然而，作为高级贵族，他对市民漠不关心。当他去佛兰德的时候，很少谈及市民。这与奥伦治亲王很不一样。阿尔斯霍特公爵一到根特，就发现那里的情况和以前大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