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过的人们请留意，那是红衣人在招摇过市！”
这是曾流行于巴黎街巷间的一句讽刺诗，人们所说的这位红衣人可以说是法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怪才。在卢浮宫的一幅稀世名画上，他身材颀长，但面容清瘦，披一袭红袍，头上的帽子勉强给他增添了几分威严。他目光炯炯，像是对敌人深具警惕，但饱经世事的脸上留下了不易察觉的苍白和忧伤。
如果说亨利四世用宽容整合了法兰西，那么下一位继承者在他的基础上又将君主制下的法国牢牢加固，但这个实际上的继承人并非新继位的路易十三。路易十三登基时还是个不满10岁的孩子，国家大权掌握在太后玛丽手中。贤主一旦离世，国家必然旧病复发，宗教、阶级、政治、国际等各方面的矛盾此起彼伏。究竟谁能承担安抚黎民、维护秩序、重振法国的使命呢？法兰西迎来了一位杰出的主教。
吕松教区的主教黎塞留是个才能卓越的人，他不仅把吕松治理得井井有条，还曾成功调解了太后和国王之间的矛盾。宫廷几番起起落落，但黎塞留最终攀到了权力的顶端。1624年，黎塞留担任路易十三的首相。贵族出身的黎塞留虽然身体病弱，但他的铁手腕让世人为之震惊。任职18年来，他成了法国的实际统治者。
黎塞留曾说过一句名言：“我的第一个目标是使国王崇高，我的第二个目标是使王国荣耀。”他终其一生都在努力追求这两个目标。
为了支持自己的政策，他提出了“国家主义”理论：为国家利益而施用任何手段均视为合法；国家利益取代了中世纪的世界道德观，均势则取代对大一统王国的向往，并假定一国在追求本身的私利之际，无形中对其余各国的安全与进步也会有所贡献。这一观点后来为欧洲各国所奉行，黎塞留也被称为“现代国家制度之父”。
当时，胡格诺派和天主教的对立情绪仍很严重，黎塞留上台后即着手处理宗教问题。他虽是红衣大主教，却认为宗教绝不能与国事相互牵扯，于是主张限制教皇权力，将教会管理的俗务置于国家控制之下，因此平等对待不同宗派的教徒。但此时的胡格诺教徒凭借一定军事实力，不服从国王的管辖，将拉罗舍尔城视为一个独立自治的新教城市，甚至允许任何与法国为敌的船只驶入港内。黎塞留对此毫不手软。1627年，黎塞留随同国王进攻胡格诺教的要塞拉罗舍尔。经过13个月围城，城中百姓饥寒交迫，拉罗舍尔在绝望中陷落。
此时，半个法国都要求彻底铲除胡格诺派，但黎塞留这回出人意料地选择了宽容，不仅没有进行大屠杀，反而准予胡格诺士兵回家，并保证所有胡格诺教徒的生命财产安全，还为无家可归的新教牧师发放补贴。1629年，黎塞留颁布《恩典敕令》取代了之前的《南特敕令》，只限制新教徒的军政特权，使法国进一步得到统一，但依然允许胡格诺派享有完全的信仰自由，并将全国的陆海军的各种职位都开放给各教人士。天主教和胡格诺派的对立得到缓解。(www.xing528.com)
在宗教问题之后，拥兵自重的封建贵族成为法国最大的隐患。对待他们，黎塞留要严厉许多。他下令销毁大贵族的所有城堡，禁止贵族决斗。有两个贵族挑衅，专门跑到他家窗前要求决斗，黎塞留直接将两人送上了绞刑架。贵族们对此心怀怨恨，但事实证明，无论在宫廷中还是在战场上，他们都不是黎塞留的对手。反叛的贵族首领以叛国罪处以死刑。黎塞留对自己的冷酷无情解释说：“他们的罪恶与爵位等身，惩罚他们实在是伸张法治的最好方式。”
黎塞留还改革了行政制度，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管辖。为了统一思想，建立了出版检查制度，1630年还创办了法国历史上最早的报刊《法兰西报》，作为集权政治的舆论工具。黎塞留继续推行重商主义经济政策，扶植工商业、扩大海外贸易并进行殖民活动。在他的领导下，法国军备建设发展迅速。黎塞留凭借军事力量和长远的战略开始在欧洲争霸，破除了哈布斯堡王朝的包围，法国的边界又得以扩展。
法兰西在统一的道路上越走越顺，黎塞留自然功不可没。路易十三曾对他说：“你一天做的事比其他人一个星期做的还多。”但他推进法国的统一和富强是以独裁和君主专制为代价的。在他执政期间，苛捐杂税成倍增长，以至于一些农民无法生存。而黎塞留曾直言不讳地说：“如果人民太舒适了，就不可能安守本分……安逸会把他们宠坏的。”农民有过抗争，但都被黎塞留的强权镇压下去。
1642年12月4日，红衣大主教黎塞留病逝。当路易十三还在担心自己如何应对未来的局势时，很多省区已经点燃欢庆的蜡烛，感谢这位铁腕主教的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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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黎塞留全貌
当黎塞留解下身上那件长长的红色袍子，就变作一个气质十足的文化人。他热爱戏剧和诗歌，精通音乐，收藏了不少极具价值的艺术品，结交的尽是文人墨客。这个学识渊博、机敏睿智的人还创办了法国研究院。作为主教，他称得上是宗教容忍政策的先驱。当然，这些与他在法国历史上浓墨重彩的铁腕相比，不过是轻描淡写的一笔。宏大的历史不仅淘洗一代代风流人物，也会将名留史册的人压成扁平的标本。单凭它的叙说，我们无法全面了解任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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