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移民与公共治理：人口迁移的理论回顾与检讨

经济发展理论认为，乡城人口迁移是人口从农村农业部门向城市现代部门的转移。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Willian Petty最早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揭示了人口流动的原因，他指出比较利益差异的存在，会促使社会劳动者从农业部门流向工业部门和商业部门。Lewis的“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二元结构转变模型”剖析了“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资本积累—工业部门扩张—二元结构转变”的机制。G. Ranis和J. Fei继承并发展了二元结构的观点，但他们认为刘易斯忽视了工业增长中农业的促进作用，事实上，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和剩余产品的出现是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的先决条件之一。McGee进一步阐述了这一观点，并且认为，如果把上述理论延伸，那么人口区际流动便是由劳动力供需的空间差异所引起的。舒尔茨和斯查斯特德从人力资本报酬角度解释了人口流动的行为，这种理论认为迁移是人们追求更大收益的投资决策过程，迁移者预期实施这一行为将会得到比较大的收益，即经济上的净收入和非金钱满足的某种组合。Todaro指出，农民是否迁往城市取决于他们对城乡收入差别的预期，这种预期的城乡收入差别取决于城乡实际收入差别和进城后找到工作的可能性（即就业概率）之大小。即使城市存在大量失业人口，只要城市的预期收入高于农村，农村人口流向城市就必然发生。同时，这也将进一步加剧发展中国家城市失业问题。Stark和Bloom独树一帜地提出了移民的新经济学理论。该理论不同于上述理论的显著之处在于其认为迁移不是由单个行为者决定的，而是一种家庭的集体行为，目的是使预期收益最大化，同时使家庭风险最小化。因此，区域间收入差异和经济发展差异仅是人口流动的必要条件，即使区域间收入差异缩小，由于内地市场和其他制度安排发育不完全，农村人口仍然会向外流动。Goldscheider认为在宏观层次上，经济发展和人口流动作为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互为因果关系的，人口流动可以被视为经济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新整合部分和必要条件之一；在微观层次上，迁移则作为个体整合于社会的必然结果。他认为流动人口的个体迁移过程可分为3个层次，首先是心理选择迁移，然后是物理迁移，最后是个体适应城市环境和城市生活的整合过程。

Easterlin较早地借用相对贫困假说，来解释人的经济行为。在他看来，相对收入决定人们的行为。根据这种假说来解释城乡之间的迁移现象，农村劳动力是否迁移，不仅决定于他们与城市劳动力之间的预期收入之差，还决定于他们在家乡感受到的相对贫困，以及迁移之后按照接收地的期望生活标准感受到的相对贫困。Solinger则认为劳动力流动并非一帆风顺，其去向、规模和成功程度，都受到整个政策和制度环境的制约，并且随着后者的变化起伏而呈现周期性的高潮和低谷。城市对外地劳动力的需求程度，以及城市职工自身就业的保障程度，决定了户籍制度的改革进展程度。Robort等给予迁移者的社会资本特别是社会关系网络的作用高度的重视。他们认为关于迁入地生活和工作的信息，对于一个潜在的迁移者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新古典经济学和新迁移经济学派的理论都将人口迁移的起源归纳为个人和家庭对市场作用的理性预期和反应。与二者不同，劳动力市场分层（分割）理论将人口迁移的起源视为存在于发达工业社会经济结构中的需求拉动。劳动力市场分层理论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的内在发展趋势构造了一个双重部门的劳动力市场，即具有稳定雇用年限、工资高、福利好和工作环境良好的劳动力市场主要部门（或称一类劳动力市场）；和不稳定、工资低、福利有限和工作环境恶劣的劳动力市场次要部门（或称二类劳动力市场）。在大城市，一方面，由于其经济结构的内在发展趋势导致了产业结构的不断高级化，这种产业结构的变迁必然对高端的人力资本有强烈的需求；而另一方面，经济发展必然导致从事次要部门劳动力的短缺。由于次要部门的工作与工作经历、技能和受教育程度挂钩，加上收入低廉和就业体面性差，大城市本地劳动力一般都不愿意从事该类工作。因此，雇主便通过雇用外来流动人口来填补被本地人所拒绝从事的那些次要部门的工作岗位。而地方政府的就业政策所设置的对外来流动人口的种种限制措施又强化了劳动力市场的分层现象。处于知识和技能高端的区际迁入人口和处于知识和技能低端的省际或境外迁入人口则满足了这种劳动力市场分层的需求。(www.xing528.com)

传统古典主义经济学派认为人口迁移是由区域劳动力供需分布的不平衡所引起的劳动力调整过程。但最近有些学者提出了人口迁移的生态经济梯度理论，即认为人的生态价位与区域的生态场势之间的互动关系决定了人口的移动。这种观点认为个人具有一定的生态价位，该生态价位主要取决于其健康状况、年龄、文化程度和专业水平等；而区域具有一定的生态场势，主要由经济因素和环境因素来决定。只有人口的生态价位与区域的生态场势均衡时，人口才处于稳定状态，不会发生迁移；而当人口的生态价位高于或低于区域生态场势时，由于人的更高需求或环境产生的推动力都会造成人口的流动。城市作为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其经济发展状况、产业结构状况及环境状况等决定了这一系统的生态场势。在这个系统中其生态场势成层级结构，分为高城市生态场势和低城市生态场势，这就需要处于不同人口生态价位的人群迁入，从而取得系统的均衡。而高生态价位的区际人口和低生态价位的省际或境外迁入人口则分别满足了上海等中国大城市这一系统的不同需求，从而形成了人口迁移等城市社会的分层性，这种分层性是对不同城市生态场势的空间响应。

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口迁移研究又开始与新劳动地域分工、经济全球化和资本全球流动相联系。克拉克和葛特勒在对美国1958—1975年间资本与移民关系的分析显示资本增长导致移民向经济增长快的地区迁移。他们通过两个互不相容的资本学派（The Capital-Logic School）和市场竞争学派（The Competitive—Market School）提供了一个结构分析框架。资本学派认为公司对劳动力的迁移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沃尔科曾经认为地方劳动力市场不可能完全满足人口需求，作为流动的专家层总是随资本流动。波罗斯顿和哈利森也曾经认为在新劳动力地域分工过程中分散的生产可能需要一些外地劳工。资本增长肯定会刺激劳动力迁移，劳动力迁移总是与资本增长相伴随，尤其外国直接投资（FDI）导致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转移更是如此。市场竞争学派则认为资本被设想为从高工资区向低工资区流动。克拉克和巴拉德运用新古典主义与凯恩斯方法对劳动力市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其结论是劳动力流动与工资和就业机会的地理差异相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