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重构研究的发展阶段

2011年，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大力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到2020年，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建成”的战略目标。同年，国务院颁布《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2013年，文化部颁布《“十二五”时期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实施纲要》。2015年，《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出台。这一系列公共文化政策的出台，尤其是国家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提出，推动了这一时期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研究的发展。代表性成果如下。

（1）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重构及模式的研究。马永强（2011）^[69]提出，通过乡村传统、乡村文化价值观等村庄共同体意识的重构，唤起农民对乡村生活的认同感、幸福感，使农民重建人生的价值和生活的意义。陈波和李婷婷（2015）^[70]首次定义了“农村公共文化空间”，即“农村社区内的人们可以自由进入并利用公共文化资源进行文化生活的公共场所，以及人们能够参与其中享受文化福利的公共文化活动”，并提出了池塘群落型、设施助推型、信仰聚落型、活动召集型等四种农村公共文化空间再造的模式。高慧智、张京祥和罗震东（2014）^[71]对江苏高淳国际慢城大山村进行了实证研究，剖析了消费文化驱动下乡村空间的转型及其再生产，指出随着城市消费文化入侵，传统的乡村空间出现异质化，乡村文化正在被解构、乡村公共文化空间被重塑。

（2）民俗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研究。王易萍（2010）^[72]以广西平南牛歌戏为个案，研究在国家力量隐退下，地方戏剧依托民间礼俗与民间力量积极介入乡村文化生活，激活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推动农村公共文化建设的“内源式发展”。李志农和乔文红（2011）^[73]以迪庆藏区德钦县奔子栏村的“拉斯节”为个案，研究民俗公共文化空间在乡村秩序建构中的意义。薛颖、权东计和张园林等（2014）^[74]以关中地区为例，探究社区重构过程中对传统公共空间及文化的保护。邵敏（2015）^[75]以黄梅戏为案例，研究重建公共文化空间的路径等。(www.xing528.com)

这一阶段，在国家公共文化政策的引导以及对“三农”问题的持续重视下，我国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研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与主题相关的文献共有19篇，成果数量有所增加，有三个方面值得关注：一是对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有了明确的界定，改变了先前几个相关概念混用、内涵模糊、语焉不详的状况；二是对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社会意义和价值阐释，尤其是空间重构的模式等方面的研究有所突破；三是民俗形态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方面，产生了不少生动的个案研究，为后续开展中国特色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