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以前，由于交通的制约和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导致的封闭性，使得白马藏族和外界基本上没有联系。随着白马藏族地区进行乡村建制，白马藏族进入现代化轨道，加强了与外界的联系，白马藏族越来越感觉到自身具备一些独特的文化要素，在白马藏族上层精英的带动下，白马藏族人民多次要求相关单位对其族属进行再识别和再认定，这就导致了学术界把目光投向白马藏族[130]。1976年，民族工作走上正轨后，当时主管民族事务的部门开始组织各类专业人员，对白马藏族进行专门的考察和研究。1978年四川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组成“四川省民委民族识别调查组”前往平武白马人聚居的白马、木座两乡考察，调查组的成员学科领域涉及历史、语言、宗教等。1979年7月27日—8月24日，调查组又到松潘、南坪（今九寨沟县）、文县的白马人聚居区进行调查研究。这两次实地调查的成果，以《关于平武县的达布人的族别问题的调查报告》和《关于我省平武、南坪及甘肃文县一带部分少数民族识别的补充调查报告》的形式问世。在此基础上，四川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分别在1978年和1979年召开了两次关于白马藏族族属问题的学术讨论会。1980年，费孝通先生在全国政协民族组会议上作了《关于我国的民族识别问题》的报告，将白马人作为民族识别遗留的首个问题向国内外介绍，白马藏族的族属问题进一步引起各界关注[131]。平武县成立了白马人族属研究会，随后产生了不少相关的研究，如《白马人族属研究文集》、《平武的民族》、《白马藏族研究文集》等陆续问世。
有关白马藏族的族属，学术界产生了三种不同的观点，分别为：一、“氐人后裔说”，持此观点的学者以赵卫邦、孙宏开、陈宗祥、徐中舒、唐嘉弘、缪钺、冉光荣、周锡银等为代表，主要代表成果为赵卫邦的《川北甘南氐族考略》，缪钺、杨耀坤的《“白马藏人”族属问题的探讨》[132]，孙宏开的《历史上的氐族和川甘地区的白马人》[133]、《白马人的语言》，徐中舒、唐嘉弘的《川甘边区白马人属古氐族说》[134]，蒙默的《“白马番”渊源初探》[135]，杨耀坤的《古代氐族的演变中》等；二、“羌族说”，以任乃强先生为代表，见其《“达布人”的族属问题》一文；三、“藏族说”，以桑木旦、索朗多吉和卓逊·道尔吉等藏族学者为代表，西北民族大学杨士宏先生也通过考证，认为“白马地区的藏族不论从历史还是从文化特征上看是藏族而不是氐族”[136]。(www.xing528.com)
著名的民族学家李绍明先生通过羌族与白马藏人文化的比较研究，从族源、生计、生活、宗教、习俗五个方面详细阐释了白马藏族的文化特征[137]。学者们分别从白马藏族的历史、语言、文化、习俗、地理等方面进行研究，做了大量基础性的工作，随着族属研究的深入，历史学和民族学之外的学科也加入到讨论中来，如体质人类学、民俗学、语言学、宗教、音乐、舞蹈等方面的研究也逐渐发端。其中胡兴宇等《寻求一种可靠的数学处理方法？用计算机实现对四川阿坝州“白马藏族”族属问题的探讨》是以体质人类学方法研究白马藏族的代表，这篇文章把白马藏族与居住在马尔康及周边的四土藏族、羌族进行比较，分别测量了这三个人群有显著意义的几项指标，用电脑对17万多个测量数据进行系统处理，该研究表明：“白马藏族”应是一独立的民族，从体质特征上看，它与四土藏族、羌族同源，而与甘南藏族、红原藏族较疏。这虽然是基于族属问题展开的研究，却把白马藏族的研究拓宽到了其他学科的领域，是进行跨学科研究的典范。王家佑在《白马人的宗教信仰》[138]中，对白马藏族信仰的宗教“白莫”进行了具体的研究，阿旺措成、王建民对白马藏族语言进行了调查[139]，这些调查报告、研究成果非常珍贵，为以后对白马藏族的社会整体面貌进行深入研究提供了比较的范本。周晓钟对白马藏人民间文学中表现出的民族气质和心理进行了分析[140]。此外在文学艺术领域，有学者对白马藏族的民间文学、音乐、舞蹈展开了研究，如1982年7月出版的《四川白马藏族民间文学资料集》，全面地记录了白马藏族的民间文学，涉及大量的传说、神话，这成为今天研究白马藏族历史记忆的一个珍贵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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