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踏上工作岗位时已快满二十四岁，在那个年代也算大龄青年了。不过因为一心想在事业上做出点成绩，我没有一丝处对象的念头。在四中，常有热心肠的老师给我介绍男朋友。与我关系甚密的周老师，向我介绍了一个姓王的小伙子，是电力学院毕业就在上洞电厂工作的技术员，可我总觉得不好意思去见面。我认为见面后如不同意就很不好，况且上洞电厂就在学校附近，以后遇到比较尴尬。
为了促成此事，周老师苦心设计了一种方式：先叫小伙子在某处等着，然后她带我从他近处走过，在不直接见面的情况下“看”他，如果有感觉再约相见。碍于介绍人的盛情难却，我接受了她的主意。
这天晚饭后，周老师依计而行，约我去散步，说那个小王早在电厂子弟校篮球场等候了。不知怎的，我一路上忐忑不安，快要走到子弟校时，我突然决定不去了，说自己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为这事，我把好心的介绍人弄得很难堪，只得一个劲地赔不是。
过后周老师劝我，工作要干好，个人问题也该考虑，我想也是。后来语文胡老师要给我介绍男朋友，我便没有推辞。此人是她丈夫单位的大学生，在重庆卫东厂搞政工，我们还在胡老师家里见了面。
他姓赵，中等个头，皮肤较黑，一对大眼睛炯炯有神，看起来憨厚朴实。我平时很大方，在这种场合却很忸怩，只听他说道：“我是回乡青年，也是工农兵大学生，读的武汉工学院。读中学时，家离学校很远，要走一两个小时。下午放学回家路上，经常饿得走不动了，就睡在地上休息一阵再走。回到屋，父母才从坡上回来，饭还没熟，自己饿得慌，就到灶头到处找可吃的东西。”
他对我述说求学的艰辛，当过知青的人都能理解，我也不免心生同情。初次涉及情感问题，我的心中似轻风吹皱一池春水，泛起微微涟漪。临别，我们互相留下了通信地址。
两个星期后，我到重庆开高中生物学科会，返回时我想考验一下他。我到邮局给他打了一个电话，让他到长寿码头来接我。我想借此机会对他做进一步了解；再者，长寿县城我有几个好朋友，也请她们帮我参谋一下。
上午十一点半，轮船到达长寿码头。下船后我东张西望，希望一眼看见他，却一直没有发现他的身影。“也许他没来，”我心里想，“不来干脆就拉倒！”正当我把码头的梯坎上完，一个穿白衬衣的小伙子突然出现在我面前，直到他叫了我的名字，我才发现真的是他。
他比上次见面时稍显瘦削，脸色也不好，手上提的塑料袋中装有几个水果。我顺口问道：“吃午饭没有？”他答：“没有。”我说：“那好，我们一起去吃饭吧！”我中学时的闺密耿亚玲在河街一家餐馆工作，我有意把他带到那里。
耿亚玲正在卖票，我向她暗中递了一个眼色，没有打招呼。我叫小赵到靠窗口处去找座位，自己主动去买票，趁机对耿亚玲说：“一会儿帮忙看看，最近同事给我介绍的这个男朋友怎么样？”买好票后我又忙着去端饭菜，显得热情主动，而小赵坐在那里却像客人一样，这让我内心顿感不快。是我自作多情，还是他没有素质？
吃完饭走时，我去问耿亚玲：“你觉得这个人行不行？”她说：“人长得还可以，但显得有些土气。”不满之情溢于言表。
从餐馆出来后，我又带着他去另一好友杨春华家。她热情地接待我们，还悄悄对我说起对他的评价：“还行。”
从杨春华家出来，已是下午三点多，小赵要赶坐当天最后一班船回厂，我把他送到船码头。上船前他脸红红的，欲言又止，想对我说什么，可没有勇气，最后仅说了一句：“回去我给你写信。”
回到学校后，我的心情一直难以平静。这个小赵怎么了，与初次见面时大不一样，精神状态不好，是不是生病了？哪有这样的男朋友，吃饭我买单不说，端饭端菜都是我，难道这就是我要找的男朋友吗？两个中学时的好友一个说不好，一个说还行，她们是站在各自的立场上看的。筑室道谋，三年不成，大主意还得自己拿。考虑再三后，我觉得这不是我心目中的男朋友，就委婉地跟介绍人胡老师说：“这个小赵人是不错，只是目前我还年轻，暂时不想考虑个人问题。”谢绝了与这个小伙子的继续往来。
可没隔几天，小赵给我寄来一封七八页的长信。信中说那天他已感冒几天了，人本来就没有精神；加上从卫东厂到河街公路上的一座桥被水淹了没有通车，那天他走了三十多里路来到码头，所以人很疲劳，买票端饭都没有力气做，请原谅。在那一个多月里，他连续给我写了五六封信，字里行间流露出他接我那天的歉意和对我的思念。看到他的来信我真的有点感动，甚至有些同情了。可我思前想后，他始终不是我理想中的他，就坚持一直没有给他回信。
后来学校还有位姓张的女老师，要把她爱人部队上的一个营长介绍给我。她把那人的相片给我看，的确是个英俊的年轻军官。他老家在农村，这倒不是问题，主要是只有初中学历，而作为大学生的我，给自己定了一个起码的择偶条件——必须受过高等教育。我认为两个人要走到一起，多少得有一点“门当户对”。我很看重学历，否则即使其他条件再好，但交流起来没有共同语言，两人也难长期相处。对张老师的好意，我一开始就没有同意。
1978年暑假，我妈妈回娘家四川邛崃探亲。妈妈回来后，给我们几兄妹眉飞色舞地讲了许多故乡的见闻。就在暑假快要结束、我回校的前一晚，妈妈把我喊到一边，说成都的表哥要给我介绍男朋友。我毫无思想准备，责怪妈妈为何不早说，妈妈说：“当时以为只是说说而已，就没怎么放在心上。你不是明天就要去上班吗？我想啊，这事还是应该给你说一下……”
感情问题或许真得靠缘分。妈妈差点儿“搞忘”的这事儿，不想竟成就了我的终身姻缘。更富戏剧性的是，听妈妈说，她在成都耍了将近一个月，谁都没有提到过我的个人问题。直到她回重庆那天，舅舅和表哥一起送妈妈去车站的路上，表哥才突然提起这事。
当时，表哥知道我还没有交男朋友，随口对我母亲说道：“我有好友一人，名叫李培基，比我大两岁，才貌双全的77 级大学生，与表妹可谓天赐良缘。”尽管有夸大之嫌，母亲却信以为真，满口应承。于是，表哥在后来的信中急切地向我推荐这个人。
说真话，经过几次与异性朋友的交往，表哥给我介绍的这个老李，起初并没有让我感到心跳。不过，他的履历中有两点我很感兴趣：在农村当过知青体验过生活的艰辛，会珍惜来之不易的日子；高66 级学生文化功底扎实，十年后还能考上重点大学，应该是有真才实学。至于年龄比我大不少，出身工人家庭，这些都无关紧要。
开学两周后，我收到这个老李的来信，说是表哥介绍的。来信书写流利、规范整洁，给人一种真实可靠的感觉。我也给他回信介绍我的情况。就这样我们保持每月一封信，你来我往一学期，彼此在鸿雁传书中有了好感。我想放寒假时去舅舅家耍一趟，也看看他，如果合适就把关系确定下来。毕竟，我也二十五岁，老大不小了。
1979年1月下旬，我在信中与他约定：放寒假后，我坐2月某日的火车到成都。我们没有见过面，都不认识，最好有一个明显的标志——到时我穿红色衣服，围一条白色围巾，在火车站出站处等他。如果我们错过，我就按他信中的地址去学校找他。
这次坐火车到成都，其心情与大学毕业赴西昌考察的那次迥然不同。没有首次坐火车的新鲜，没有学生时代的狂热，有的只是甜蜜的期待！伴着火车“轰隆轰隆”的响声，望着窗外一闪而过的景色，我心中浮想联翩。我脑海中的他，是一个中等身材、五官匀称、面带微笑、书生意气的小伙子。随着列车的飞驰，我们相见的距离越来越近，我盼望着在车站见到他的那一刻。
火车鸣笛进站，我随着人流走出站外，凛冽的寒风迎面扑来，我不禁打了一个哆嗦。我在出站处旁边停下来，理一理红色衣服，系一系白色围巾，等待着他的出现。可焦急地等了半个小时，没有谁过来问我，让我大失所望。是火车站人多，他没有看到我？还是他搞忘了这件事，根本就没有来？失望之余，我决定自己去找他。
虽然西昌之行途经成都，但只是匆匆路过，道路完全不熟，怎样才能找到他的学校呢？我边走边四处张望。成都的街道宽阔而平坦，除了行驶着很多机动车，还有大量的人力三轮车。于是，我唤来一辆三轮车，直奔成都电讯工程学院，这是他正在就读的大学。
三轮车师傅是个中年人，待人热情大方，一路充当向导，介绍沿途景观。不过此时我的心情不好，他没来接我总觉不舒服，哪有闲心去欣赏美丽的城市风光。好在老李这人心很细，在信中说明了详细地址，还画有一张路线图，使我到学校后按图索骥，顺利地找到了他住的寝室。
寝室门开着，里面坐着一个穿着黄衣服的学生，自称姓王，我问李培基是不是住这个寝室，他说“是”，并指着靠窗口那张双层床的下铺说：“那就是他的床。”小王热心地嘱我在此等候，他出门去帮我找老李。
不一会儿，小王带回来一人，对他说：“老李，你女朋友等你好久了。”小王此时却并不知晓我与老李还未曾谋过面。老李进门后对我相视一笑，点了点头，算是打招呼。只见他穿着一件深蓝色中山服，人长得还算帅气，但看起来像个中年人，我心中有些不悦。可一转念，人不可貌相，既然来了，先接触了解再说。
他当天就带我坐公共汽车到邛崃。地处川西平原的邛崃，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可在路途中，我仍然耿耿于怀，于是问他：“你怎么没到火车站接我？”
他说：“可能我把时间记错了，以为你坐的是昨天的火车。我到车站等了一个多小时，看见两个穿红衣服、系白围巾的姑娘，一问都不是长寿来的，我就回来了。我想你有我的地址，于是就在学校等你。”对话有些不冷不热。或许是经过一学期的书信，对方在彼此心中留下的印象还算好，而眼见的人并不是想象的样子，所以一路上我们说话不多。车到邛崃，我就叫他带我到表哥家去了。
我从来没有见过舅舅、舅妈和表哥，他们对远道而来的客人自然十分欢迎，关切地询问我的情况。当表哥问我对老李的感觉怎样时，我答非所问地说：“我们还是先了解一下再说。”舅舅是我妈的二哥，与我妈的面部轮廓长得很像，只是身体不太好，人很瘦削。舅妈快人快语，是个能干的家庭妇女。表哥则是一表人才，目光炯炯，谈吐不凡，精明干练。听舅舅说，表哥工作出色，是县布鞋厂的一把手。
次日天气转晴，一扫前日的阴霾。冬天难得一见的太阳早早露出了笑脸，像是在欢迎首次光临邛崃的我。和煦的阳光让我的心情比昨天舒畅多了，表哥他们要带我和老李一起，到邛崃一座有名的公园游玩。
公园就在古城之中，在邛崃可谓家喻户晓。它有个优雅的名字：文君公园。来到园内，只见湖光山色，亭台楼阁，雕梁画栋，古色古香。西汉一对才子佳人的忠贞爱情就产生于此，即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的动人故事。想必表哥和他女朋友带我们到此一游别有寓意。
相传卓文君与司马相如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向往自由的婚姻，私奔到邛崃开了一酒肆谋生，“文君当垆，相如涤器”传为千古佳话。我们在文君抚琴的亭前，学着诗人的腔调吟诵优美的楹联：“井上疏风竹有韵，台前古月琴无弦”，想象着他们昔日与世俗抗争的清贫生活；我们到取水煮酒的“文君井”旁品茗，微风带来竹叶清香，回味“烹茶涤尘思，清逸凉无比”的超凡境界。
表哥与老李并肩而行，一路谈笑风生；未来的表嫂和我手挽手随行其后，指点如画山水。为了促成我和老李的姻缘，表哥不时用相机为我俩拍照，画面的背景则是文君与相如的画像，寓意可想而知。晴好的天气伴着公园的美景，在不知不觉的漫步中，我们一行四人游园的队形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表哥他俩前头引路，我和老李后面聊天。古今中外、天南地北，开心地谈、会心地笑，我对他似乎有好感了。
在舅舅家，表哥把他的房间让给我住，他则暂时住靠厨房的小屋。老李到表哥家来，我和他就在表哥的房间里见面，一边吃着糖果、剥着瓜子，一边交流古城见闻，共同语言越来越多。连续几天的近距离接触，使我们之间的感情迅速升温，很快就到了谁也离不开谁的地步。真是情人眼里出西施，我发现他并不像最初见面时那样老气横秋，而是能说会道、朝气犹在。他一会儿讲故事，一会儿说笑话。一则“剥落壳壳吃米米（花生），盘（盘子）比碗坦”的懒人学外语，让我忍俊不禁，捧腹大笑。
老李请我到他家做客。他家与表哥家距离很近，步行几分钟就到。木结构的平房，老式的家具，看得出条件不怎么好。他父亲从铁路部门退休，常年的体力劳动和野外作业，六十来岁已显苍老。好在母亲是理家好手，把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家中有个弟弟，身体不好，也靠母亲照料。在外地工作的妹妹得知哥哥要回家，急忙赶回来，为的是见见未来的嫂子。
我被视为贵宾，受到隆重的款待。他母亲做了一桌子好吃的，整个屋子弥漫着饭菜的香味；他父亲买来独具特色的麻辣鸡块，让我吃出了古城的味道。全家人不往地我碗里夹菜，更让我受宠若惊，温暖无比。妹妹不停地夸我优雅大方、贤惠能干，说到哥哥时更是眉飞色舞、夸赞有加，不吝溢美之词。我的到来，使他们一家充满喜庆和欢乐。(www.xing528.com)
老李带我到他的母校参观。古城第一校邛崃中学虽已模样大变，他还是很快找到了过去的教室，伫立门外注视良久。他告诉我，仿佛看见高中班主任许老师正在上语文课，讲授《登泰山记》，让“泰山极顶看日出”的学生们，伴随他铿锵有力、抑扬顿挫的嗓音，迎来“一轮红日喷薄欲出”。来到校园一处，原来学校用于表扬的黑板早已不见，换作新颖的教学宣传专栏。他不无留恋与得意地对我说：“当年我在学校的学习成绩可算数一数二，没少得到此处的黑板表扬呢！”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二十五岁已属晚婚年龄，我幻想着，我憧憬着，幸福真的就要来临了吗？难道他就是我的心上人？那几天，只要和他在一起，我总喜欢盯住他的脸，像小孩一样，缠住他讲故事。这个大哥哥的故事真多，总也讲不完。有时他也叫我讲，但我始终觉得没有他讲得精彩。眼前这个高66 级、曾打算考清华却遇大学停考的人，刚恢复高考就金榜题名，他的真功夫让我折服。一向自认为优秀的我，在此也甘拜下风。
老李也有个舅舅，是其母之弟，在邛崃水口供销社工作，听说我俩的事，便力邀我们前去一见。长辈之请不敢怠慢，我俩也乐得借机观赏古城郊外的风光。水口离城二十公里，坐公共汽车一小时可达。不过他却另有打算，欲骑自行车前往。他是看见家中有辆自行车，永久牌加重，两人乘坐不成问题，而且上下方便，想停就停，既可代步，又能游玩，岂不爽快？
我生活在山高路不平的重庆，此地多数人都不会骑自行车，我自然也属此列。即使要我坐车，也有点胆怯不安，便问他车技如何？他哈哈一笑说：“家乡地处成都平原，自行车几乎人人会骑，我在读初一时就能驾驭自如、畅行无阻，但坐无妨。”他把我扶上后座，左脚踩上踏板，右脚轻蹬地面，让车轮惯性滑行数米，然后抬腿稳稳坐上车椅，整个过程身轻如燕，一气呵成，让我放下心来。
出得城来，只见公路之上汽车不多，自行车却不少。忽然，一个十来岁的小孩骑着辆大人自行车左冲右突，使我一时看傻了眼。他人小够不着车椅，却另有奇招：左脚踩住左踏板，把右脚从车架中间插过去蹬右踏板。他看起来像在站着骑车，模样怪怪的挺别扭，但依然车轮如飞，安然无恙。老李告诉我，这就是平原地区的孩子，自小与自行车打交道，也算熟能生巧吧！
自行车一路向西，地势渐升，他载着我不紧不慢地行驶在老旧公路上。虽没有坐汽车的高速舒适，但也有另一番从未领略过的别样情趣。老李愉快地骑着车，有说有笑；我在后座轻轻地搂住他的腰，观山望水。简易的乡镇公路依山傍水而建，宽阔的西河在路边静静地流淌，路旁田野中迎春的油菜花飘过阵阵幽香，美丽的田园风光让人如痴如醉。
下坡了，他嘱我拉好坐稳，我不由得把搂着他腰的手紧了紧，把头斜贴在他的后背，飞轮伴着风声“呼呼”地响彻耳畔。他熟练地操控车把，双腿放松不再用力，自行车依然飞奔向前。这时，他一本正经地对我说：“暂时互不理睬吧！我正在践行一句歇后语，叫作‘自行车下坡——不睬（踩）’。”我思索片刻，不禁会意地笑了。
下坡不费力，上坡则相反。骑至半坡，车行缓慢，我会跳下车来，推着后座助一臂之力。来到坡顶，停车小憩，摘一枝野花赏心悦目，喝一捧清泉身心舒畅。这样，走走停停，不急不忙，二十公里不算长，但三个小时过去了。
到达水口镇，他的舅舅在餐馆为我们接风洗尘。老李告诉我，小时家境贫寒，常得舅舅资助，我心中更多了一分对舅舅的敬意。舅舅与我俩促膝谈心，关爱之情溢于言表；又带我们街头徜徉，浏览小镇风土人情。他指着远处连绵不断的大山说，那就是古城邛崃的边界，可谓森严壁垒，郁郁葱葱。此境勾起了老李深沉的回忆，他感慨地说：“在读高中时的一年暑假，我曾到那片大山深处打过工，既是锻炼自己，也能为家庭增加点收入。”让我顿增怜悯之情。
时光过得真快，转眼到邛崃已是半月，假期即将过去，我们都要回校了。临走前一天的晚上，他两眼凝视着我，含情脉脉地说：“你愿意做我的女朋友吗？”说心里话，十多天情与情的融汇、心与心的贯通，使我俩都感觉相见恨晚。我当初对他的“失望”和“不快”，如今变成了崇拜和依恋。他是一个值得我终生托付和信赖的人，我忍不住流下了幸福的热泪，细声说道：“我愿意！”
从此，两颗心紧紧地贴在一起！
我们一起坐车离开邛崃——他到成都上学，我赴重庆上班。他送我登上开往重庆的火车，趁着开车前的几分钟，我俩旁若无人、毫无顾忌地拥抱、叮咛，情到深处，洒泪而别。飞驰的列车分开了我和他，分不开我对他的思念，阻不断我对他的情意，我认定——这个人就是我未来的丈夫。
新的学期开始了。人们常说，爱情是人生最美好的情感。进入恋爱的季节，我身临其境，享受着它的美妙和神奇。从邛崃回校后，我感觉天更蓝、气更清，校园优美无比，同事友爱可亲，学生们也变得更加可爱了。工作时，精神抖擞，心情愉悦，干劲十足；休息时，他的身影挥之不去，令人思念——也许这就是爱情的魅力。
那时，我最盼望的就是收到他的来信。收到老李的来信，我不会马上拆开，要等到睡觉之前在静谧的宿舍里细细阅读和品味。有一次他随信寄来一张照片，方寸之中的他站在小河旁边，一只手触摸着微风中摇曳的树枝，两眼凝望远方，面露甜蜜的微笑，像是在同我悄言絮语。顿时我觉得照片中的他年轻了许多，越发显得英俊潇洒。我爱不释手地捧着照片，看着看着，不知不觉进入甜蜜的梦乡：只见他身背行李来到四中，拉着我便说：“我毕业了，哪里也不去，就想和你在一起。我们结婚吧！”我惊奇地说：“你不是还在读书吗，怎么这就毕业了？”……
不知怎的，越是思之心切，时间过得越慢，感觉这一学期特别漫长。终于，暑假到了，按照约定，老李风尘仆仆来到长寿——这是他第一次到我家拜访。
我把他带回县城郊外长寿师范爸妈的住处。妈妈看到这个小伙子，满脸堆笑地端茶水、递水果，和他拉家常。爸爸只是淡淡地应酬着，像有心事。我看在眼里，伺机把父亲拉进里屋，轻轻问道：“爸爸，你不高兴？”
原来，这个老党员审查女婿有一个重要标准，那就是家庭和本人的政治面貌要好。爸爸听说老李的父亲在新中国成立前是国军的连长，心存不悦。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姐姐没你能干，但姐夫是共产党员，家庭政治清白，现在社会上都看重这些条件。”
爸爸的话使我很生气，我反驳道：“他爸爸所在的二十四军后来不是起义了吗？正因为他父亲，他要入党很难。就算不是党员，但同样在为国家效力。他有知识、有才干，一定前程远大。我就喜欢这样的人。”爸爸看我态度坚决，口气缓和下来：“我看他总的还行，可以先接触了解，只要有上进心就好。”
妈妈把他安排在一间屋住，我俩经常在那里相会。一看到我走进他屋，妈妈就叮嘱我不要关门，至少要把门打开一小半，让我哭笑不得。不过我也理解当时老一辈的心态，由着她吧。
皓月当空，微风轻拂。操场上，我们携手漫步，沉浸在欢声笑语之中。突然，我穿凉鞋的左脚被地上的小石子划了一下，疼得我“哎哟”大叫一声，他急忙扶着我关心地问：“怎么了？”我狡黠地说：“我的脚受伤了。”他体贴地叫我站着不动，急忙蹲下察看，然后，二话不说背起我就走。边走边像哄小孩子一样，嘴里说着“不疼不疼”，逗我开心。
那一刻，我真感觉太幸运了，上天把他赐给了我，我真幸福。本来并不怎么疼，但我嘴里依然说着“好疼好疼”，就想赖着不下来，要他一直背着我走。我把头靠在他的背上，撒娇地说：“你快讲笑话，这样，我就不疼了。”
从确定恋爱关系后，我每月从四十元工资中拿出五元寄给他，想他吃好一点——他对我说过，学校食堂三角钱一份的红烧肉很好吃。我买球鞋给他寄去，希望他课余时间多锻炼身体。爱情的力量使这个三十岁的大小伙子学习干劲倍增，成绩越来越优秀。当他把优秀学生的奖品——钢笔和笔记本寄给我时，我长时间地拿在手里，轻轻地抚摸着，眼里不禁涌出晶莹的泪花。
我们的恋爱悄悄地进行，很少有人知晓。一天放学后，学校张老师热情地把我喊到一边，说要给我介绍男朋友。
我说：“我已经有对象了。”
她说：“不可能，从来没有看到那个小伙子到学校来找你。”
我说：“这是真的，他在成都读大学。”
张老师大惑不解：“你一个在职教师怎么去找个还在读书的学生，等到大学毕业结婚，那得等多久啊？”
我一脸轻松地说：“没关系，我可以等。”
我们的爱情像春天的幼苗，沐浴着阳光雨露迅速成长。他的形象已深藏我的心田，无人再能替代。我盼望着他快快毕业，渴望着他早日来到身边。
1980年4月的一天，课间操后，我正准备去上课。走过学校办公室前，管收发的田老师叫住了我：“彭老师，你有一封信。”我拿到手一看，是老李的来信，信封的右下角还画了一张俏皮的笑脸。我急不可耐地撕开信封，当看到信中“学校文件，年龄大的学生在校期间允许结婚，我已得到学校的批准，即刻可以异地办理结婚手续”的字句时，顿时喜上心头。这不是我盼望的那一天吗？幸福来得太突然了！
第二天下午我没课，正好去办结婚手续。我来到四中所属的龙溪区邻丰公社，递上老李学校的介绍信。经办人两眼一扫，肯定地说：“不行，结婚手续必须两人都到场才能办理。”任我如何解释和央求都无济于事。怎么办呢，难道非要叫他回来不可？他在成都那么远，回来一趟又要耽搁课程，不行，我去找吴校长想想办法。吴校长是学校的一位女性副校长，常和女教师沟通，她知道我的情况。在她的帮助下，特事特办，我顺利地领到了结婚证。我们这对异地恋人终成眷属，我的男朋友顷刻之间变成了“丈夫”。
我心潮澎湃，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迫不及待地要把这一喜讯写信告诉远方的他。我铺开信笺，在信的开头这样写道：“亲爱的：一切手续已经就绪，现在你是我的丈夫了！”
我们都盼望着暑假早日到来，共同携手走进神圣的婚姻殿堂。
终于放暑假了，我们决定到邛崃完婚。我坐轮船赶火车来到成都，他在火车站接到我后，一同乘汽车到邛崃。一路上我很兴奋。成渝两地虽相隔近千里，但我俩鸿雁传书，心心相印，相识两年只见过三次面，这次相见却是以夫妻相称，真像做梦一样。当时，在那个年代我们已是名副其实的晚婚，他三十二岁，我二十七岁。虽然我们分多聚少，但我们有过共同的知青经历，都受过高等教育，对人生有很多相同的见解；最关键的是我们彼此真心相爱，终使爱情瓜熟蒂落，修成正果。
1980年7月15日是我和丈夫终生难忘的日子。没有隆重的婚礼，没有豪华的宴席，丈夫的家人和亲戚围坐在一起吃了一顿饭，就算举行了结婚仪式。我们的新房就是他平时回家住的一个仅六平方米的房间，里面有一张一米二宽的床、一张办公桌和两个小方凳。一切都是那么简陋，甚至有些寒酸。但这有何妨？我看重的是他这个人，我是那么爱他，他也真心爱我，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呢！
在丈夫家（应该说自己家了）小住几天后，我们回到长寿，拜见我的父母，之后回到我的工作地四中。我四中的宿舍，因他的到来而显得格外温暖。他主动承担起洗衣服、煮饭等重任，俨然一个家庭妇男。看不出来这个书生气十足的大学生做起家务来一点也不逊色。看着他忙碌的身影，我由衷地感受到家的幸福。我俩都喜欢唱歌。我唱一首歌，他也来一首，当然夫妻对唱也绝不可少。我们尽情享受着蜜月的温馨。
幸福的时光过得真快，一个多月的暑假很快就要结束，丈夫也该返校了。我真舍不得他走，可又不能不让他走，毕竟完成学业是头等大事。看着这个三十二岁还在读书的丈夫，我想我比他幸运，我二十岁被贫下中农推荐上大学；1977年我毕业参加工作时，他才在恢复高考的这一年考入大学。先由于“文化大革命”，后由于知青上山下乡，我们这一代不知有多少人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丈夫，努力吧，我等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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