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与中国古代世界帝国：经济需求与刑罚

汉代皇帝的道德姿态和官僚僵化的行政法规之下潜藏着经济利益的考虑。当缺乏像现代国家那样行之有效的组织化技术和人口规训之时，中国的皇帝们所引领的法律体系事实上高度重视其在劳动力方面的法律主体的分类。事实上，我认为在比西方早得多的时候，中国已经发展出了福柯所说的生命权力(biopower):分类、规范、控制和调动个体为国家服务。^[96]中国的例证挑战了福柯的论点，组织机构为其生产能力所刺激导致从古典到现代的系统中政治生活的转变。在中国，显示出世袭制统治者在惩罚上的强大权力和官僚制的强制的持续存在，特别是在底层社会。公元前217年被埋藏于地下的秦国下层官僚手册清晰地展现出，统治者在官吏和控制政府资源方面的自我约束机制。这些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到，政府对犯罪与刑罚相匹配的关注在最底层的行政机构中失去了作用。其中一段关于秦国法规的答问，国家的正义观念被阐述为:“论狱〔何谓〕‘不直’？何谓‘纵囚’？罪当重而端轻之，当轻而端重之，是谓‘不直’。”^[97]在秦国的行政手册中详细地说明了罚款和劳役的细节，精确地描述了对于国家而言，普通人在身体素质和才能方面的有用性。罪犯最终被分配到的劳役可能使之致残，但最强壮的人，如城墙的建造者，通常是完好的——通过剔除须发和身着异装来标示。严格的规则支配着资源的使用;基于劳力的程度和工种，食物配给被限制在刚好维生的量，并且官员非常严厉地惩罚政府在储备或提供劳力上的玩忽职守者。马克·路易斯(Mark Lewis)总结，罪隶构成了一个较奴隶或有偿徭役更有效的方式:“有如此之多类型的犯罪，以至于整个帝国可加利用，罪隶的人数提供了一个无穷的劳动力供给。”根据刘易斯所论，在已出土的秦汉墓地中，这些工人受到虐待且营养不良。^[98]

福柯的模型应用于经济和政治的领域，但是人类学家在关于象征个体、社会和政体之间的关系方面提供了有益的见解，如席文(Sivin)关于中国的身体(身)的概念和希腊术语soma之间的比较，古希腊的身心二元性异于早期中国。“身包含了个体的人格，并一般指人而不是身体。它同时也关乎(现在仍是如此)法律身份。……身体被定义为与内心和环境动态联系的不分割的整体。”^[99]栗山千对汉代医疗文献的研究说明了为何汉代的身体和心灵被定位于一个稳定的政治体系之中:“(身体)是习惯性不服从的状态……人类需要在每一年的每个时节应当如何行为和感觉的精确指导，正是因为他们行为和感觉容易与四季风神产生分歧，甚至背道而驰，所以，个人因他的倾向陷入特殊节奏成了个体的人。”^[100]道德完满对秩序的贡献与肉体的调和是一样的。如路易斯指出，在更大的图式中，“心灵与宇宙之间，关键的再现单元是身体。”此外，人类身体和外部世界之间的边界体现出具有缜密思考而成的可渗透性:肉体自身并不与外在环境相分隔。^[101]个人并不拥有他们的身体。保持身体完整性与孝的义务相关，这要求他们能够在死的时候保持父母所赋予的身体的完整。就像身体的完整性是履行社会责任最重要一个必要条件——在生前死后均为家族作出贡献——一个完整的身体更好地服务国家和社会的需要。在更高的层次上，例如政治性的伤残肉体，在反叛的形式中，威胁着正确的秩序，就像肢体残缺创造世界上没有一个处有生和死的生物，如同我们在隐藏在正常的社会中被实施肉刑的乐官的案例中看到的那样。文帝关注阻止在多个级别上实施的肉刑:关注面对可能的政治分裂的象征性的整体需求，以及经济上的必要性，即为了完成巨大体力劳动而所需的完好的身体。^[102]

罗马帝国中，罪犯的身体更多地被视为报复性惩罚的对象，而非经济资产。迈克穆勒(MacMullen)将君士但丁的刑罚描述为“戏剧性的适当性”，他说:“提供邪恶建议的人要被熔铅窒息;虚假承诺的卖家，‘空谈’，将被慢火窒息;相似性的断肢，如逃兵断去一足……又如(在查士丁尼一世治下)鸡奸者要被毁伤性器官，这些宣示一种象征性，即特别邪恶的犯罪要受到惩处。”迈克穆勒指出，在帝国后期对犯罪的报复性惩罚越来越多，同样，由皇帝支持的死刑场面越发惯例化。^[103]经济需求的重要性居于次位。例如福格斯·米拉(Fergus Millar)注意到对劳动力的需求并不是定罪时的主要考虑，那些被定罪的罪犯遭受殴打和撕裂，所以时常表现得不适合劳动。更有甚者，采矿的劳力并不限于罪犯，而是包含具有特别颠覆性的或危险的群体，包括基督徒。^[104]然而即使基督教皇帝也不豁免信徒被分配到矿山和采石场。^[105]假如我们将刑罚看作表征，将罪犯的身体看作镜子，或者社会的缩影，那就会展示出在一个竞技场中的残酷性:每当帝国将以前的敌人大量纳入其公民体的时候，实际上等于将越轨者作为局外人来对待了。^[106]或者按照韦纳(Veyne)的图式，皇帝为了公共竞赛贮藏大量的人，从而可以用来展示和分享只有具有一个世界帝国统治者才有能力召集的过剩的人力资源。多纳德·凯勒(Donald Kyle)关于古罗马人死亡境况的著作描述了进出罗马竞技场的人类和动物的数量造成的问题，并确定这种人力资本的来源:“对罗马来说，罪犯是过剩商品，一种奢侈的资源，帝国主义的副产品。”^[107](www.xing528.com)

但是，我们可以有不同的理由，来解释为何早期中华帝国建设者认真掌握和管理他们的囚犯劳工，与此同时罗马皇帝们却在浪费这种资源。在中国，最常见的公开刑罚，目的在于羞辱罪犯并制止将来的犯罪。但是一般的公共生活并不像罗马帝国那样以皇帝为中心。罪犯的身体在中国并不被看作是直接增加皇帝威望的媒介，而是作为创造和维持帝国重要制度的标志，诸如庞大的帝王墓葬和长城的大规模劳动力资源的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