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与中国古代帝国货币比较：硬币研究超越早期中国

公元前3世纪初叶，东亚和地中海地区的帝国化统一产生了日益规范化的货币制度，旨在以之为稳定的支付手段。在两个帝国中，最终形成了垄断性的货币铸造，且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然而，尽管有这些基本的共同点，实质性的分歧依然存在。白银和后来的黄金主宰了罗马帝国的货币经济，中国政权运行着一个以青铜货币为主，以非铸造贵金属为辅的货币系统。这种差异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这些不同是如何产生的，为什么它们会存留于古代世界？不同金属的使用如何影响货币对象的名称与内在价值之间的关系？西方和中国对贵金属的铸造是否依赖于铜来决定货币所有的层次？据我所知，这些问题都未从比较的角度加以审视和解决。如果不这样做则会增大了解这两种货币制度的难度。明确的比较会将各个传统的构成要素变得更为清晰:对已知情形的“去熟悉化”，可以激发我们去质疑已有的解释并重新考虑那些公认的因果联系的性质。

这种研究尚属首次，多是采取了通过历史上并行的货币的特殊功能的共时性展示为比较分析提供依据。所能描述的形式在很大程度上为历史学的学科所决定。毫不夸张地说，现有关于罗马硬币、金钱和货币经济方面的研究大大超过了相对应的早期中国货币研究的数量和复杂性。因而，尽管罗马货币的物理特性及其分布已经得到了相当详细的研究，而且对于其与经济史上更广泛问题的相关性也有了大量关注，然而我们关于古代中国货币及其运用的知识却非常有限且不牢固，许多重要的问题都还没有得到解决。考虑到这个巨大的不平衡，我将用较长的文字讨论中国的情况(第2—5节)，而只对罗马世界的情况做一大体上的勾勒(第6节)。两部分的介绍之后都附有一个简明的小结，以概括我所认为的主要趋势和模式(第5节和第6.2部分)。

这些并行的研究可以为较为系统的比较分析做好准备。在第7节中，我会结合地质、文化等因素，探讨在古代东西方欧亚大陆不同的金属货币主导地位的原因。第8节中，我会通过讨论其内在(即金属本身)价值的重要意义，对传统意义上中国早期货币唯名论的(nominalistic)的理解提出挑战。我认为，东方和西欧都出现垄断性的超级大国青睐创建混合货币系统的情况，在其中缺乏竞争的约束而不用废除金属币制，这两个系统中的硬币的使用者在很大程度上保留对本国货币的内在价值的敏感性。最后一节旨在量化汉朝和罗马帝国权力顶峰时候的金属货币储备。我的发现使我得出了实质性的结论:罗马帝国经济可能比汉代要有多得多的货币化状态。(www.xing528.com)

澄清这项研究的范围非常重要。众所周知，“钱币”(money)是一个难以捉摸的概念。同时作为交换媒介，财富的表征，和记账单位的“万能”的钱币仅仅是代表所有货币的对象和工具的一个子集，而硬币通常——但并不总是——符合所有三个标准:可称重、标志性、“准货币”(如汇票)。食品、纺织、房地产、牲畜、奴隶，或者是贝壳都同样能够执行这些功能中的一个或几个。在适当的情况下，所有这些都可以算作是“钱币”。在接下来的各节中，我的讨论主要集中在铸造的或其他金属形制的钱币上。这种选择更多地是基于必要性而非主观选择:材料的性质决定了对汉朝和罗马经济体系中信用货币意义的有意义的比较评估的范围，而且诸如织物货币在货币体系中实际使用的规模是难以估量的。此外，范围上的限制迫使我放弃比较货币观念的成因和文学论述中涉及的钱币问题，这个有趣的话题已经可以支撑一本书规模的研究了。^[1]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对铸造货币的物理本质来说，相比罗马帝国的其他大部分地区，托勒密王朝和罗马统治下的埃及的条件与早期中国的情况有更密切的相似之处，在这些区域中青铜和贬值了很多的货币问题扮演了中心角色。^[2]在将来同样会比较研究这种相似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