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免高层管理者陷入管仲情结的关键

管仲是中国历史上的名相，他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就了齐国的春秋第一霸业。毫无疑问，管仲治国平天下的能力是十分出众的，就连后世的诸葛亮也对他景仰不已，把他当做自己的偶像。但也正因为他的能力远胜常人，使他过于相信自己的能力，而忽略了组织的制度建设，最终使组织蒙受了重大的损失。

类似的情况在其他能力出众的领导者身上也屡见不鲜。为方便评述，我们将其称之为“管仲情结”。

公元前643年8月，管仲病危将死，齐桓公前去探望。齐桓公流着眼泪对管仲说：“仲父，如果你有什么不测，那该让谁来为我管理国家大事呢？”

管仲推荐了隰朋。齐桓公又问道：“那么易牙这个人怎么样？”管仲说：“您即使不问，我也要说到这个人。象易牙、竖貂、开方这三个人，您都不可以亲近啊！”

齐桓公惊诧地问道：“为什么？易牙为了满足寡人的口味，把他自己的儿子都烹了给我吃；竖貂为了进宫服侍寡人，自愿阉割当了太监；卫国的公子开方，为了追随寡人，主动放弃了太子的地位，连父母死了都不回去奔丧。这几个人对我这么好，难道还不值得信任吗？”

管仲说：“这几个人的做法都不符合正常的人情。他们这么做，必定有非同寻常的目的，所以您不可亲近他们。否则，国家将会大乱。”

齐桓公说：“这三个人，跟随我已经很久了，可是我以前从来没听到你说过他们半句坏话啊。”

管仲打了比喻说：“这几个人就好比是江海里的洪水，而我呢，就好比是江边的堤坝。只要我在一天，就可以为您挡住洪水，不致于泛滥。如今，堤坝将要没有了，如果你再不小心的话，洪水一旦泛滥，就无可阻挡了。”

管仲的这个比喻打得非常好。他所说的洪水，我们可以看作是一个组织可能面对的各种内外部的危机和灾祸。而堤坝则可以视为组织内部的用来防范应对各种危机的制度。

但问题在于，管仲过份相信自己的能力，以至于把自己当作了制度的化身，却没有在组织内建立真正的用于防范小人、应对危机的制度。他以为凭借自己的能力，这三个人是不能够兴风作浪的。事实上，在管仲的严密控制下（但这也仅仅是人治，而不是法治），易牙这三个人在齐桓公面前小心谨慎，不敢有任何过份的举止。

由于惯性的作用，齐桓公听从了管仲的管理遗嘱，把易牙、竖貂、公子开方这三人赶走了。可是齐桓公却觉得心里一下子空落落的，饭吃不香，觉睡不好，好不容易熬过了三年。因为管仲生前并没有建立一种近贤人远小人的制度，他的管理遗嘱得不到制度的保障而无法长久地被执行。慢慢地，齐桓公也就不把管仲的临终嘱托当一回事了，最后还是把易牙等人找了回来。(www.xing528.com)

易牙这几个人，由于管仲这道堤坝已经不在了，便立即兴风作浪，专权弄事，肆无忌惮。他们各自拥立一个公子（齐桓公的儿子），阴谋篡位，弄得乌烟瘴气。

等到齐桓公病重，卧床不起，竖貂假传齐桓公的命令，在宫外立了一个牌子，写道：“寡人有怔忡之疾，恶闻人声，不论群臣子姓，一概不许入宫。一应国政，等寡人病愈日奏闻。”竖貂又把宫门塞断，在齐桓公的寝宫周围，筑起三丈高墙，只开了一个小狗洞，用于进出。就这样，齐桓公这个一代霸主，就被囚禁在床上，又饿又气，一命呜呼。等到太子昭在宋国的帮助下平叛后，齐桓公已经死了六十七天，身上长满了粪蛆，臭不可闻。

霸主一死，群龙无首，一群小人引发的内部纷争，极大地消耗了组织的实力和元气。齐国这个组织迅速地从霸主走向衰落，管仲苦心经营的事业就此付之东流。

推及前因后果，管仲的责任无可推卸。他完全有能力、有机会、有时间来建立一套完善的制度来防患于未然。齐桓公对他高度信任，曾经昭告国人，“寡人以政付仲父，举国以听”。即使是他的临终嘱托，齐桓公也还是不折不扣地执行了三年。

再进一步看，如果没有制度做保证，即使齐桓公不把易牙竖貂开方等人找回来，谁又能保证在齐桓公的身边不出现其他的小人呢？谁又能保证这些新出现的小人不会弄权作乱呢？所以说，组织中真正的堤坝，不应该是哪一个人（无论他的能力多么的出众），而应该是制度，完善合理的制度。

作为组织来说，都希望找到能力出众的管理者。但是，通过对上述“管仲情结”的分析，我们也可以看到，越是能力强的管理者，越有可能陷入“管仲情结”而不可自拔。这似乎是个悖论。但我们说，“管仲情结”并非不治之症，而是可以通过组织的制度建设加以预防的。就管仲本人而言，他的这种过份相信自身能力的倾向其实早就露出了端倪。

据《管子》记载，齐桓公初期对管仲并非完全信任，管仲的很多话他都听不进去，结果是齐桓公打了不少败仗，做了不少蠢事，国家也陷入了混乱之中。这个时候，管仲的好友鲍叔牙很着急，就来找管仲。管仲说：“我们的国君只有犯了错误，吃了苦头，才会知道后悔。你放心吧，国家大事有我在暗中操办，一时半会出不了大事情。”其自信之情溢于言表。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管仲只相信自己的能力，而不再关心制度建设。如果鲍叔牙有心的话，是不难发现管仲的这种倾向，并加以警示的。

同样，当我们揭示了“管仲情结”的表现形式和危害后，今天的各类组织也可以很容易发现自己的高层管理者的误区，确保组织的制度建设走上正轨。当然，我们也不能苛求管理者本人自己来承担必须从“管仲情结”中脱身的责任，组织中应该建立一种独立的监督机制，对领导者的“管仲情结”早做预防、早敲警钟，早作匡正。

总之，解决“管仲情结”这个问题，本身也要归结到组织的制度建设上来。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地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这一点，不但适用于被管理者，也完全适用于管理者。只有当整个组织都对行之有效的各类制度产生“路径依赖”后，才能真正摆脱“管仲情结”的困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