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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北朝佛教石刻造像及转型特点

时间:2023-08-04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北朝时期的佛教造像,得益于佛教的兴盛与石窟寺的开凿,单体石造像也多了起来,便于单独供养,移动灵活,多安置在一些寺庙或佛堂中。西安地区发现的此期造像数量不多。北周时期是佛教造像艺术的重要转型时期,除了造像碑和单体小型龛式造像继续在长安地区流行外,大型圆雕单体造像骤然增多,这与北周时期高官显贵崇信佛教、大造佛寺的历史背景有着密切关系。五尊大佛连座高度均在2.5米左右,应为当时寺院所供奉的造像。

陕西北朝佛教石刻造像及转型特点

北朝时期的佛教造像,得益于佛教的兴盛与石窟寺的开凿,单体石造像也多了起来,便于单独供养,移动灵活,多安置在一些寺庙或佛堂中。

北魏时期的造像,以孝文帝太和十八年(494)迁都洛阳为界,可分为早、晚两个时期。西安地区北魏早期的单体石造像,主要是背屏式造像和龛像;北魏晚期开始出现圆雕石刻佛造像。

北魏早期的佛教造像,主要受到凉州西域造像的影响,更多具有北方纯朴、雄浑的风格。佛的面形椭圆,丰满圆润,头梳波浪纹高肉髻或磨光高肉髻,颧骨低,鼻梁直挺。其服饰有两种:一种是着圆领通肩大衣,覆盖两臂,看不出内着的衣衫,衣纹稠密,微微起伏有阶梯状,这是犍陀罗佛像的衣饰特征(图3-8)。另一种是袒露右肩,内着僧祗支,外披袈裟偏衫,下身着裙(图3-9)。

【佛教造像的传入】

佛教于公元前五世纪产生于印度,创立之初并无偶像崇拜亚历山大东征,把希腊艺术带到印度北部的犍陀罗地区,与当地的本土文化相融合而形成了一种犍陀罗式样的佛教雕刻。佛教雕刻大约在汉代中期(公元前后),随着佛教的东移传入中国。东汉初兴,南北朝尤盛,迅速传遍南北各地。

佛教造像传入中国初期,表现出浓厚的犍陀罗样式和原始的拙朴气息,但在以后两三百年间,因为古代工匠在对佛和弟子、护法天王等的造像中,依照广大信众的心理,在造型上使神“人性化”,将佛像置于中国社会现实生活基础之上,从而使神变成美的典型形象,成为富有生活感情的现实人物。

佛教造像是中国传统艺术史中最成功的一次引进,不仅丰富了中国雕塑艺术,而且发展为中国传统雕塑中最为灿烂的一个部分。

菩萨的面形与佛像相同,头戴花蔓冠,冠两旁饰翅膀式宝缯。袒上身,颈饰悬铃,胸前戴璎珞和二蛇形的饰物,两臂着钏,下着羊肠大裙。飞天头梳髻或发后梳,袒上身,胸前挂璎珞,肩搭长巾,下着羊肠大裙。通身背光与顶光,内饰熊熊燃烧的火焰纹。雕刻技法是传统的阴线刻法,也采用外来的凸起的线条,或在凸起的线条上加刻阴线,再就是直平阶梯式刻法。

总的来看,北魏早期的造型端庄凝重,有力度,但不失精细,呈现出一种刚柔相济之美。佛像直挺的鼻梁和薄嘴唇以及衣纹的制法,还能看到健陀罗佛像的痕迹,但已与我国固有的审美情趣完美结合,毫无生搬硬套之感。而背光周饰熊熊燃烧的火焰纹,则是将外来文化巧妙地与我国传统文化相融合之后再加以创造的结果,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造像艺术特征。

图3-8 北魏皇兴五年弥勒造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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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9 北魏和平二年释迦坐像

北魏晚期的佛造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统治阶级的大力提倡下,南方“秀骨清像”的艺术风格影响到了北方,佛、菩萨的面形趋于清瘦,广额小颐,眉目疏朗,眼小唇薄,脖颈细长。佛的服饰除沿用早期的圆领通肩大衣和袒右肩大衣外,又新出现了双领下垂式大衣和内着僧祗支、外着褒衣博带式大衣两种。褒衣博带式大衣内引出双带于胸前作结下垂或大衣右边衣领似帔巾形式,横搭在左肘上。下着裙,裙的下部有较密的衣褶。菩萨头戴莲花纹花蔓冠或梳发髻,宝缯向外飘扬,上身着衫襦或披帔巾,帔巾由两肩下垂交叉于胸、腹之间,然后向上卷再向外飘。这时菩萨的服装变成了汉族妇女流行的肩搭帔帛,时代略晚一些的菩萨,帔帛交叉的地方多穿过一环,然后向上卷。飞天清秀俊美,飞扬动荡,身着长裙,不露脚,在空中飘舞,为轻倩窈窕之态。

西魏时期佛教造像仍延续北魏晚期的特点,造像面相清秀,仍为“秀骨清像”风格。西安地区发现的此期造像数量不多。佛的服饰为袒右肩袈裟和褒衣博带式袈裟,衣裙下摆衣褶繁复,覆盖佛座。菩萨头戴花冠,宝缯下垂,颈饰项圈,肩搭帔帛,帔帛下垂交叉于腹前,下着长裙。其背光繁缛与顶端尖锐的形式,是从正光时期风格延续而来的,仍具有北魏晚期遗风。力士头戴宝冠,宝缯垂至两肘,面方圆,高鼻大耳,细腰鼓腹,下着裙,裙下摆向外扩张,衣纹简练流畅。如20世纪70年代长安县发现的一身圆雕佛坐像,高190厘米,用整块天然花岗岩雕琢而成,体量较大,重逾两吨。佛的面型长圆,高肉髻,前额宽大,五官秀美,慈祥温柔女相中又透出几分王气,双手施无畏与愿印,结跏趺坐。身着圆领通肩大衣,胸部衣纹呈“U”字形平行排列,线条简洁流畅(图3-10)。再如1976年西安北郊六村堡公社中官亭村出土的一尊青石菩萨立像,残高36厘米。菩萨头戴高花冠,冠前正中下部雕刻莲花瓣纹,两侧有两片叶纹,上部雕刻三朵莲花,宝缯下垂至肩。面相清俊秀丽,大耳戴圆球形耳饰,眉弓弯如新月,鼻梁挺直,嘴角上翘,神情恬静。颈戴如意形项圈,胸佩璎珞,肩搭帔帛,上身半裸,斜披珞腋,下着长裙,左臂残,右手执莲蕾于胸前。背后有长方形凸榫用于往墙壁固定[9](图3-11)。

北周佛教造像一改前期纤细飘逸的“秀骨清像”面孔,造像面形又趋于丰满,四肢和躯干分明,衣纹浅显,衣着紧裹躯体,衣纹简练流畅,没有大起大伏的衣褶,可以看出是受了印度笈多时代(320—450)萨尔那特地方佛教造像的影响,立像多身躯扁平。北周时期是佛教造像艺术的重要转型时期,除了造像碑和单体小型龛式造像继续在长安地区流行外,大型圆雕单体造像骤然增多,这与北周时期高官显贵崇信佛教、大造佛寺的历史背景有着密切关系。

图3-10 圆雕佛坐像

图3-11 青石菩萨立像

图3-12 北周五佛

如2005年5月在西安东郊灞桥区湾子村出土的五尊大立佛堪称这一时期的精品之作(图3-12)。因其中一尊佛像座上刻有“张子闻睹方法,敬造释迦玉像”的发愿文,并有北周大象二年(580)的纪年,由此可以确定这五尊造型相似、风格相近的立佛当为北周所雕刻的释迦佛像。五尊大佛连座高度均在2.5米左右,应为当时寺院所供奉的造像。这些造像一改北魏的清秀面貌,变为丰颊方颐、体态壮硕、螺髻低平、腹部鼓挺的造型。从袈裟样式上看又可分为两类:一类着通肩大衣,袈裟轻薄贴体,衣纹简练,具有秣菟罗样式风格。这几尊北周大佛还有一个明显特征就是右手施无畏印、左手牵握衣角,这种在犍陀罗佛像中常见的姿态,在北周长安地区普遍流行,而在其他地区却很罕见,成为北周长安地区的典型样式。其雕刻技法纯熟,技艺精湛,为我们认识北周佛像的特点提供了新的依据。再如2004年西安北郊岗家村出土的观音菩萨立像,面相圆润,形态丰盈,腹部微挺,头戴华鬘冠,颈饰项圈,胸前佩穗状璎珞,肩臂之间披帛缠绕,装饰繁复华丽,雕刻精致,体现了北周菩萨像的典型特征(图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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