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府介入与和离有效性

虽“和离”看上去只需夫妻双方同意，并得双方亲属见证即可，是私事，但其实若最终没有官府的登记，整个程序也是不完整的，是不被认可的。此处官府介入和“义绝”中的官府强令双方离婚不同，在“和离”中，官府主要起辅助作用，但最后才需要其强制介入，赋予“和离”相应的效力。

（1）官府见证。P3220号的文末有“宰报云”三字，“宰”应当是地方官名，如县令等。可见在“和离”过程中，一般是双方亲属见证即可，但也存在比较棘手、复杂的情况，需要由官府出面解决。笔者以为此处的官府出面，是建立在双方已决定“和离”的基础上的，但过程中双方有冲突和纠纷时，需要官府予以调解止纷，以保证整个程序能够顺利平和地进行。

（2）官府登记。官府登记应当是整个“和离”程序中的最后一步，其重要性在于使双方的户籍产生变动，正是这一步使“和离”发生效力，意即只有变动户籍，“和离”程序才真正结束。(www.xing528.com)

敦煌“放妻书”并没有明确表示须经官府登记方能使“和离”发生效力，从“用以验约”“将凭官断”等语句也难以认为文书须经过官府认可才能产生效力，但此点有其他史料予以佐证。我国不迟于战国时期，就有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生者著，死者削”。[42]《睡虎地秦墓竹简》亦言：“弃妻不书，赀二甲。其弃妻亦当论不当？赀二甲”；“女子甲为人妻，去亡，得及自出，小未盈六尺，当论不当？已官，当论； 未官，不当论”。[43]而唐代对户籍的管理也较为严苛，武德七年在“令岁一造帐，三年一造籍”的同时，复令籍册造成后，“州县留五比，尚书留三比”，“县以籍成于州，州成于省，户部总而领焉”，又有“乡别为卷”的规定，可知唐朝对户籍的管理甚是严密，由乡到县，由县到州，由州到尚书省，最后由户部专权负责。[44]除此之外，日本明法家在解释基本借鉴《唐户令》的日本《养老令》中的“凡弃妻……皆夫手书弃之，与尊属近亲同署”时，认为“手书进官司，以计账时除弃耳”。[45]这一解释，有敦煌出土的户籍手实中女子因婚嫁而除附的实例予以证实。[46]同时。在敦煌吐鲁番籍帐文书中，寡妇“归宗合籍”的例子也很多。所谓“归宗合籍”，就是指把寡妇的户籍归宗登记在娘家相关亲属的户籍中。[47]寡妇归宗合籍多是因为在婆家已经没有亲属，不得已只能归入娘家。而“和离”后女方更是与男方家族没有任何关系，其户籍应当转入娘家。《元典章》卷十八亦有记载，至元八年规定：“以夫出妻妾者，分朗写立休书，赴官告押执照，即听归宗，依礼改嫁，以正夫妇之道。”此条非元朝创新，推断唐朝应有相关条文。[48]

笔者以为，“和离”程序中的官府登记即是官府审查“放妻书”，予以认可后，对男女双方进行户籍变动的行为，[49]此时“和离”的程序才真正完结。若未经官府登记，户籍一直没有变动，则“和离”是不被承认的。而前面所言的“放妻书”的解纷功能以及再娶再嫁须持“放妻书”，亦与官府的登记紧密相连。只有“和离”经过相关程序后正式生效，和离文书方具有解纷功能，双方方能再娶再嫁，否则其程序是否正当及真实性都难以被确定，缺乏相应的证明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