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制作中的伦理问题：影片类型与阶段

关于《麦收》的辩论聚焦于电影制作的基本伦理问题，例如，是否同意拍摄、隐私、伤害的防止，以及鉴于卖淫在中国是非法的，披露性工作者也有一定的危险。当中有许多问题是众所周知的，并且在纪录片学者和影片制作者之间也经常被讨论^[34]。制片人对他们的拍摄对象有伦理责任，而这点在所谓的观察性纪录片里特别明显。比尔·尼科尔斯认为伦理问题并不直接或简单：这些问题可归结为信任问题——只能在一段此时此地的、协商的、偶发的、具体的关系中被论证、争取和授权，而无法在抽象概念中被立法、提议或承诺。

在某种程度上说，在制片和与拍摄对象以及观众商议的过程中，制片者需要不断反思伦理问题。是否同意拍摄是所有伦理议题中最基本的，但复杂的是，因为外人很难确切地知道如果某些议题无法拍摄，拍摄者和被摄对象是如何讨论和同意影片制作的，也无法知道他们的关系在之后的拍摄过程中又是如何增进的，于是，是否同意拍摄的问题在拍摄过程中就涉及几个不同的层面，其中包括拍摄、编辑，以及最终成片。一位被拍摄对象可能会同意被拍摄，但也有可能会反对把故事组合起来的方式以及所使用的角度。问题是，导演是否对其材料享有绝对权利和自由，可以完全根据他或她自己的观点来创建和编辑的故事，以及他或她是否和在哪种程度上需要给拍摄对象否决权，使他们能否决影片的某些段落。因此伦理决策会在拍摄过程中的不同阶段发生，包括前期制作、拍摄及后期制作如编辑等，且亦需要通知发行和放映这些决策为何。

对于《麦收》的批评，主要提及缺乏知情同意，和主角是否知道影片随后会展示给其他人看。那些捍卫徐童的，以及徐童本人，都提到这样的事实，即对所有人而言他的拍摄是明显的，因此问题就在于被拍摄对象是否默许拍摄。为了避免这些疑虑，一些国外的纪录片制作人会让他们的拍摄主体签署一份影片发布合同（同意书），并在某些情况下，被摄主体甚至可以否决影片放映^[35]。然而，这里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同意、知情，而且我们也可以认为，同意拍摄本身未必意味着对影片和放映的后果与影响有充分认识。也会有人争辩说，拍摄在本质上是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制片人身处一个更强势的地位，尤其是拍摄被边缘化的群体时，这些群体并非有经验的，也没有质疑或挑战制片人的知识和信心。

徐童并没有表达他自己对伦理问题的详细想法。有一次，他在某个场合谈及为了拍摄准确和真实的纪录片，拍摄者不能太考虑道德问题，而且必须有一点“野蛮性”，不能太温和。至于底线在何处，则由导演自行决定^[36]。

在美国，纪录片工作者有一个共识，在尊重拍摄主体和避免造成伤害同时，希望导演诚实和保有充分艺术自由地拍摄主体，这需要努力求得平衡。(www.xing528.com)

对拍摄主体的尊严和隐私的尊重可能意味着需要避免痛苦的场景，当拍摄主体感到悲痛时应该停止拍摄，同时告知被拍摄者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要求导演停止拍摄。同时，在剪辑过程中同样可以剪掉特别令人悲伤的片段，以及（或者）允许被拍摄者对剪辑过程有发言权。因此，她们可以要求并期望导演不对她们造成伤害和不必要的困扰，而这点则被称为消极义务。

《麦收》中，苗苗在某几个场面明显表现窘迫。在与一些熟人和当地小贩共进晚餐时，她被一句无心的话深深伤害了，那就是她可以把肉体出卖给其中的某个人。在另一个场景中，她因为男友的背叛而哭泣。导演提供了她一些纸巾拭泪，但却并没有停止拍摄。在最后，她谈到了父亲去世的可能性时情不自禁地停了一会儿，然后重新振作起来问导演：“问吧，还拍不拍呀？”在某种意义上说，影片结局开辟了对影片拍摄过程的直接质疑，并展示了徐童和苗苗之间的复杂关系。因此，这部影片对导演来说有些自我反思的元素，而这增加了再现苗苗时的真实性。

关于伦理，还有其他一些问题是值得讨论的，然而在对徐童的影片进行辩论时，它们有点被模糊化和遗忘了。这些问题涉及叙事、再现和能动性，以及被拍摄主体的声音在影片中是否被听到。在此脉络下，徐童的影片是强大且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的，一个妓女（性工作者）能得到如此尊重的描述，且观众可以得到当代性工作者一个真实而并非耸人听闻的图景，这在中国电影史上是第一次。鉴于大量的中国女性已经或正在从事性工作，进一步了解她们的处境和思想是非常重要的。在接受《东方早报》的采访时，徐童谈及他期望影片改变人们对性工作者的看法和偏见^[37]。

徐童并不宣称或把他的影片制作看作一种行动主义的尝试，因此相较于布鲁诺和布里斯克的作品来说，他的影片并未试图改变性工作者或者被拐卖妇女的状况。他亦无积极尝试把他的影片放映给那些为性工作者服务的非政府组织观赏。事实上，他正是遇到了很多来自非政府组织者的阻力和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