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文化流动对经济的影响及加速效应

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从低到高都要依次经历“要素驱动阶段”（人均GDP＜2000美元）、“效率驱动阶段”（3000美元＜人均GDP＜8999美元）和“创新驱动阶段”（人均GDP＞17000美元）。^[9]这显然是经济决定论的一种更为时髦的表达方式，它描述了某地区的经济发展模式与经济，特别是与人均GDP之间的密切联系。

如果要把经济发展的阶段与文化模式联系在一起，那么这三个阶段可对应农业（或其他生产要素）文化、工业文化与创意文化。而从文化流动角度考察，农耕文化最为稳定，文化的流动较为缓慢，其次是工业文化，流动最快的是创意文化。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当今经济最为发达的国家和城市的文化流动十分迅速，能够迅速影响周边地区。这样的城市有纽约、伦敦、东京、巴黎、中国香港等，都是人均GDP超过30000美元的大都市，属于创新驱动城市。这样的城市拥有强大的文化辐射能力，其文化特质能迅速朝周边乃至世界各地流动。那么文化流动的快慢与经济发达与否也挂钩吗？这需要进一步考察。

从经济决定论的层面考察，经济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文化流动自然也不例外；但是从历史出发，深圳从宝安县到成为特区，经济文化一开始并不引人注目，从国家政策扶持、大量移民迁入，大量外来文化的传入确实对于深圳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但是在这里还有必要考察经济要素吗？

事实上，在对深圳特区发展历程的考察中，可以清晰地发现经济在文化流动中发挥的作用。深圳初期经济体制改革有许多步骤，各个步骤都有其深刻的社会影响，也打破了国内计划经济体制的藩篱；但是改革涉及多门，兹事体大，从何开始，往往令人无从措手。据深圳市首届政协主席周溪舞回忆，深圳的经济改革是从劳动工资制度改革开始的。(www.xing528.com)

深圳刚建市时期国家尚处在计划经济模式中，工人是固定工，享受公费医疗和劳动保险，企业不能随便解雇工人。但是外资企业经营有固定期限，不可能长时期负担固定工人的工资和福利待遇。特区为了匹配外资企业，对现行制度进行了改革，制定了合同工制度。企业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招聘工人，工资待遇等都按劳资双方制订的劳动合同来。周溪舞还比较了外企工资与国企工资的差距。他说当时一般深圳外企工人每月大约700港币，其中50%工资作为保险存入银行，只能在待业和生病时才能支取，离职时可以带走；但即使只拿350港币，也高于国内国有企业工人的平均工资。^[10]这就在经济上加大了对内地劳动者的吸引力，恰好此时国内农村联产承包制在党中央的支持下已开始广泛推行，^[11]一批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成为农民工，成为深圳企业的自由劳动力。而经济的改革也加速了人员的流动，最终加快了文化的流动，而且不仅仅是各地文化流入深圳，也加快了深圳文化流向全国各地。

从政策、移民和经济的角度挖掘其在文化流动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既是对文化是流动的肯定，又分析了影响文化流动快慢的几个介质。在了解到它们文化流动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后，才能够清晰地解答为什么在深圳建市之前文化流动较慢，而在深圳建市后文化流动较快。全国各地、各种类型文化甚至世界其他文化都可以在深圳找到样本。同时，深圳在经过40余年的氤氲发展，逐渐形成自己的文化模式，这种文化模式也会在上述介质的影响下朝着其他方向辐射开来。这也可以解答深圳模式是否能够在全国其他地方复制开来的问题。而如何复制深圳模式，除了在信心上通过文化流动理论予以强化之外，在实际操作上可以通过考察深圳城市文明典范打造的过程来进一步深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