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经济草根情结与非理性缺陷研究

（一）共享经济的“草根”利基市场

共享经济模式形成于美国2008年金融危机的经济衰落期，当时失业率上升，出现了大量闲置的劳动力，收入的锐减使基层民众的生活变得拮据。人们通过互联网向陌生人出租空置的房屋、车辆、旧货，这种协作消费模式在经济萧条期帮助不少家庭通过共享闲置物资或劳动力获利。因此，共享经济在本质上是一种相对贫困者应对生活窘境的权宜之计。对于有钱人，如果不是为了所谓的社区共享理想，没人愿意与他人共享产品。不论是供方还是需方，抛开社区共享邻里关系和环保生态的理想主义，二者更多的是迫于生计而选择共享。从经济效率的角度来评析共享经济，离不开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影响。共享经济在某种程度上解放了个性，获得了消费和劳动的自由，开启了新自由主义的模式。虽然作为需方的消费者仍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保护，但消费者的第二次消费在客观上已经很难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进行维权。不是法律上不能，而是维权成本过高。劳动者在通过零工劳动获得自由的同时也没有了相应的劳动保护和社会保障。因此，共享经济是为基层民众摆脱生活困境或是解决生活难题而创造出的一种消费模式，具有很深的“草根”情结。加之，互联网与生俱来的民主性和“草根”性，^[78]其对共享经济领域利基市场有三个主要贡献：①“草根”组织显著的非强制性和间接压力成了其商业化的原动力，其模棱两可的定位使“草根”组织呈现动态创新。②阐述了全球利基参与者有意或是无意地对“草根”组织的参与者施加了限制性规定、传播实践和价值的强制压力。③强调“草根”组织的动力学和他们居住的利基市场内部之间的相互作用。^[79]对共享经济“草根”性创新的研究也可被视为集体主义和社群活动对生态经济原则的贡献。^[80]共享经济与生俱来的“草莽性格”和“痞气”，在资本的蛊惑下易被民众喜好并放大，冠以民众力量或是演化为民众意志并走向民粹（Populism）^[81]。其极端强调“草根”阶层的价值和理想，在民众中孕育并打出崇尚自由、民主的协同消费的口号来挑战主流或正统意识形态所认可的秩序和价值观。协同消费的精髓与闪光点往往会被资本运作偷换概念，异化的商业模式披着“草根”协同消费的外衣，借住共享平台虚化为一个全新的伪共享商业模式。

（二）共享经济民粹主义的非理性 (www.xing528.com)

共享经济的快速增长不仅带来了新的机遇，也给公共机构带来了新的挑战。在宽松的法规背景下，共享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已迅速发展。随着共享经济给社区带来不利影响和劳动力市场的瓦解，政府机构则面临着由共享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首先，租金可能会带来严重的不利影响，造成新的阶级分裂和更多的不平等。其次，互联网平台不一定是平等主义者，他们本身就是削弱工人福利的公司。再次，共享经济的长期可持续性利益尚不清楚。最后，共享经济存在安全和信任问题。共享经济是食利资本主义，食利者从财产和其他资产中获得收入。共享经济是一种更为苛刻的资本主义形式，是以放松管制为特征的新自由主义。虽然共享经济声称要取消所有权，但租金从属于资产所有者。因此，财富仍然会流到拥有财产的人手中。^[82]共享经济似乎并没有向最初预设的轨道发展，且越来越背离其价值目标。随着共享经济的不断深入发展，各界开始对共享经济进行全新思考和定位：重新探索共享经济从产品所有权交易转向使用权的服务系统的意义、社区的各种元素共享模式、废物再利用回收方案、新的协作生活方式、新的消费观等。共享平台被指控利用监管灰色地带及利用同行基础资产来获取利润。^[83]

共享经济的启蒙者Uber和Airbnb因资本的介入而缔造了全球性的共享平台公司。Uber以及中国的后起之秀“滴滴快车”通过把私家车接入共享平台从事受市场准入管制的出租车市场，通过补贴以低价、优质的服务赢得了基层消费者的青睐。因为Uber把私家车接入受管理的出租车行业涉嫌违法运营，Uber初期在美国本土之外的世界各地的运营除了受到出租车行业的抵制外，还要面临监管部门的查处。特别是像“滴滴快车”和Uber等公司为了占领市场而对司机和乘客进行的大量补贴的行为涉嫌不正当竞争或是掠夺性定价。尽管Uber的业务遍布5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个城市，但除我国和美国部分州和市之外的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都面临着有市场而没有法律定位的窘境。^[84]世界上的多个地方都曾发生过由Uber发动的民众游行示威以及邮件请愿要求政府合法化Uber经营的群众运动。Uber的商业模式彰显了共享经济“草根”革命非理性的创新：缺乏合法性考量的监管套利。比如“滴滴快车”和Uber与司机的劳工纠纷、税收、环保、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法律问题。Airbnb也因为规避税收和监管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共享经济的“草根”基础奠定了其潜在的市场前景，但资本的狼性入侵及对市场的蛊惑都会导致非理性的商业策略。当民众的情结被这种非理性所迷惑时就容易导致民粹，甚至于误导政府采取一些非理性的决策。网约车类共享经济自2012年在我国诞生以来，直到2016年8月1日前都处于非法运营状态。监管部门对其监管套利的放任以及我国后来对网约车类共享经济的合法化和市场化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切合了共享经济“草根”性的非理性市场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