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洋枪洋炮陆续装备部队，战斗队形由密集战阵式逐渐向疏散点线式发展，及步、骑、炮、工、辎重等独立兵种的出现，使作战样式和战法发生了根本变化，客观上要求与时代相适应，能够对新的作战形态有指导意义的兵学理论出现。传统兵学重战略而轻战术，重机巧而轻朴拙，对战争具有高屋建瓴的指导作用，在实战中却往往缺乏实际的可操作性，因而在指导现实的切实性上价值有限，“除了一些高层次的原则理论外，许多具体战法已不能对近代战争起指导作用”[1]。既然传统兵学理论无法对新的军事改革有所指导，很自然地，人们将眼光转向了西方。
自19世纪60年代起，随着洋务练兵活动的展开，清政府陆续在全国设立多家军工企业，除聘请洋员指导和参与西式装备的生产外，还组织人员设立翻译馆，翻译了西方军事技术和军事理论，将一批西方军事著作介绍到中国。以同治六年（1867）江南制造局创办的翻译馆为例，初期译著以军事技术书籍为主，如译有《制火药法》《克虏伯炮饼药法》《克虏伯炮说》《克虏伯炮弹造法》《哈乞开司枪图说》《阿墨士庄子药图说》等，后期随着对西方军事理论认识的不断深入，译书的范围也逐步扩大，“算学、化学、汽机、火药、炮法等编，固属关系制造，即如行船、防海、练军、采煤、开矿之类，亦皆有裨实用”[2]。实际上，除军事技术以外，西方军事理论中各个领域的著作陆续被介绍到中国，如关于训练理论，有《陆操新义》《水师操练》《轮船布阵》《攻守制宜》《行军臆说》《步操释义》《洋枪练法》《行军指南》《克虏伯炮操法》《炮法求新》《攻守炮法》《格林炮操法》等[3]；关于军事工程，有《城垒全法》《营城揭要》《营垒图说》等；有关作战理论，有《临阵管见》《前敌须知》《防海新论》《海战新义》等；此外还有有关军事制度的，如《列国陆军制》《德国军制述要》《德国陆军考》等。这些新鲜空气的吸入，猛烈冲击着陈旧的中国社会，撞开了中国传统兵学思想的沉重藩篱，也促使晚清兵学家吸收传统兵学中缺失的部分，弥补传统兵学中的不足，同时以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为基础，积极构建中国近代兵学体系，推动传统经验性的、缺乏可操作性的“兵学”向着更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的、科学性的“军事学”转变。(www.xing528.com)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