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成果之一的普选权的确立，使社会民众掌握了议员、总统和其他官员（直接或间接）的任免权，从而使统治者的产生方式由基于血统的世袭制转变为基于民主的选举制。然而，“选举的性质并不取决于这个名称，而是取决于经济基础，取决于选民之间的经济联系”[59]。资产阶级国家虽然取消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财产资格，但是高昂的选举成本恰恰使得私有财产在选举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使得当选者必然代表私有财产的利益。资本作为私有财产的纯粹形式，成为滋养选举制度的天然养分，渗透进了选举制度的每个细胞，扭曲着普选权所追求的民主精神。普选权的本意是要实现大多数人的统治，但是由于资本具有利益最大化与寡头化倾向，其对选举的控制使普选权成了资产阶级的垄断权力，也使代议民主偏离了原有的轨道，走向了少数人的统治。资本对选举的控制内化在选举制度的基本设计中，通过财产资格、职业准入和选区划分三方面的选举制度设计加以巩固、强化，表象的普遍选举最终难逃被资本控制的命运。正如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一文中所说：“代议制是以资产阶级的在法律面前平等和法律承认自由竞争为基础的”，“在这种立宪君主制的国家里，只有拥有一定资本的人即资产者，才有选举权”。[60]这是资本主义自由竞争规则下资本对选举控制的突出表现。据此，马克思说：“普选权正是一根磁针，它虽然摆动了几次，但最后总是指向这个负有统治使命的阶级。”[61]
英国是现代代议民主制度的发源地。马克思在《宪章派》一文中详述了资产阶级对选举所设的严格的财产资格限制：“一个男子要想享有不列颠议会选举权，如果是在城镇选区，他就得有除缴纳济贫捐外收入不少于10英镑的房产；如果是在各郡，那他必须是一个每年收入不少于40先令的自由农，或者是一个每年收入不少于50英镑地租的土地租佃者。单单从这一点，就可以得出结论：宪章派在刚刚结束的选举斗争中能够正式参加活动的只是很少数的人。”[62]与财产资格限制相关，资产阶级对选举所设置的职业、身份限制，目的是保证只让律师、记者和其他的政治冒险家这些资本的代言人当选。同样，选区的划分也是受资本控制的。比如，马克思在调查了一组议会选区的统计数字后指出：“一共有327个选区。这327个选区受选举巨头控制的情况是：有1个选举巨头控制9个选区，有4个选举巨头各控制8个选区，有1个选举巨头控制7个选区，有3个选举巨头各控制6个选区，有8个选举巨头各控制5个选区，有26个选举巨头各控制4个选区，有29个选举巨头各控制3个选区；结果72个选举巨头控制着297个选区。所谓‘独立的’选区仅仅30个。下院总共有654个议员，其中594个议员是由297个受控制的选区选出来的。这594名议员中有274名不是贵族，就是贵族的直系亲属。”[63]这些所谓的“选举巨头”无疑都是能够在背后操控选举的资本巨头。因此，马克思提出，资产阶级国家普选权“只是让人民每隔几年行使一次，来选举议会制下的阶级统治的工具”[64]。
虽然资产阶级常常利用对选举的控制谋取自己的统治利益，但在不断壮大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革命运动日趋高涨的攻势下，当选举转而不受资产阶级的控制而威胁他们的统治时，资产阶级将义无反顾地取消选举。马克思通过考察1848年二月革命后的法国，看到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新宪法的特点是它在宣布实行普遍的自由的同时，却又在实施细则中将这一自由取消。在他看来，七月王朝过高的选举资格限制虽然在二月共和国时期被取消，使直接的、普遍的选举权得到确认，但是，1850年3月31日的选举法不仅把政治犯，把所有被认为藐视早已确定的社会舆论和出版法的罪犯一律划入不能享受政治权利的范围，还规定了居住资格，从而使三分之二的法国人不能参加投票。结果，只有资产阶级可以不受其他阶级的同等权利的任何妨碍而享受这些自由，而无产阶级却成了被边缘化的选举的“看客”。因而，马克思指出：“宪法的每一条本身都包含有自己的对立面……在一般词句中标榜自由，在附带条件中废除自由。”[65]普选权的各种各样的限定条件表明，资产阶级只有在其统治是普选的结果和结论时才承认普选权是人民主权意志的绝对行为，一旦普选权的内容不再能归结为资产阶级的统治，资产阶级就会加以调整，甚至取消普选权以进行报复。[66]3月10日和4月28日的选举，联合起来的小资产阶级取得了巨大胜利。秩序党则以废除普选法，制定新选举法和出版法来回应小资产阶级在这两次选举中的胜利。新的选举法和出版法的通过，迫使革命的和民主的党派退出了官方舞台。(www.xing528.com)
在马克思看来，“宪法的基础是普选权。废除普选权，——这就是秩序党的最后结论，资产阶级专政的最后结论”[67]。因为把资产阶级统治看作普选权的产物和结果，看作人民主权意志的绝对表现，就是资产阶级宪法的意义。但是，当这种选举权，这种主权意志的内容已不再归结为资产阶级统治的时候，宪法也就没什么意义了。资产阶级的责任正是通过调整选举权，使它合乎资产阶级的统治这一理性，而普选权一再消灭现存国家权力而又从自身再造出新的国家权力，其目的就是消灭整个资产阶级统治的稳定状态，消除时刻危及资产阶级一切的现存权力和权威，并威胁要把无政府状态本身提升为权威。因此，资产阶级便将它一向用来掩饰自己并从中汲取无限权力的普选权抛弃。这也就等于公开承认：“我们的专政以前是依靠人民意志而存在的，现在它却必须违背人民意志而使自己巩固起来。”[68]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政变中，资产阶级抛弃了其阶级统治的“最强大最完备的形式”——议会制共和国，后退到了“低级的、不完备的、较软弱的形式”——君主国，正是普选制的历史命运的写照。以普选而产生的总统开始，以个人独裁结束，在追求民主共和的社会潮流中，法国的普选被路易·波拿巴演绎成复辟的历史丑剧，他利用普选权得到了皇帝般的总统宝座，又利用皇帝般的总统权力废除普选权。普选权的废除，阻断了无产阶级和其他革命阶级以合法的方式参与国家政权的通道，使人民群众根本无法参与国家权力，更无法控制议会对行政权的制约，因为“国民议会和每个议员一旦使人民，即他们的授权人丧失了权利，自己也就会丧失代表权”[69]，从而加速了资产阶级国家政权凌驾于社会之上的趋势。二月革命以来，从普选权的扩大与确立，再到缩小普选范围、废除普选权，把选举权变成特权，是一个逐渐走向资产阶级专政的过程。因而，马克思认为：“1848年以来就庸俗化了的‘民主共和国’‘普选权’等空话的旗帜下联合所有的民主追求者的做法，并没有实现。”[70]
马克思在《1848年11月8日通过的法兰西共和国宪法》中说：“1849年3月15日的选举法把除政治犯以外的一切罪犯都划入这个范围。1850年3月31日的选举法不仅把政治犯，把所有被判定为‘反对早已成为定论的舆论’和反对新闻出版法的罪犯一律划入这个范围，而且实际上规定了居住资格，从而使三分之二的法国人不能参加投票！”紧接着，他以蔑视的口吻说：“在法国，‘选举权是直接的和普遍的’这句话的本意就是如此。”[71]与普选权的废除相匹配，不久之后问世的新的新闻出版法经过秩序党的修正而变得更加严厉。它规定要增加保证金，还要对报纸副刊上登载的小说征收特别印花税，并将周刊和月刊上发表的所有达到一定页数的作品都纳入征税范围。更为致命的是，它规定报刊上的每一篇文章都要有作者署名。在马克思看来：“保证金的规定扼杀了所谓的革命报刊；人民把这些报刊的死亡看成是对废除普选权的报应。但是，新法律的意图和作用不仅仅局限于这一部分报刊。当报刊匿名发表文章的时候，它是广泛的无名的社会舆论的工具；它是国家中的第三种权力。每篇文章都署名，就使报纸仅仅成了或多或少知名的人士的作品集。每一篇文章都降到了报纸广告的水平。以前，报纸是作为社会舆论的纸币流通的，现在报纸却变成了多少有点不可靠的本票，它的价值和流通情况不仅取决于出票人的信用，而且还取决于背书人的信用。”[72]也就是说，它是用取消自由的办法来规定宪法允诺的自由。本来报刊的使命应该是反映社会不满、监督政府行为、捍卫公众利益，而这样一来，社会舆论对国家监督的成本就要随保证金、税收的增加而增加（增加了媒体的开支），风险就要随署名的要求而加大（暴露身份的监督者有被当权者报复和迫害的危险），效果也就随之从“国家中的第三种权力”降低到广告的水平，从而使公众政治参与的渠道被关闭，监督和制约政治权力的能力被削弱，国家这个寄生机体便可以肆无忌惮地侵蚀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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