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出版研究与演讲误解-《追梦：我的出版问道历程》

或许是由于家教，或许是个人的性格，在生活中的我，很少与人结怨，在我做人的准则中，与人为善、乐于助人一直是遵循的主题词。我总把别人往好处想，虽不敢说是“宁可天下人负我，我不负天下人”，但是在人与人的相处中，无论是朋友、同事，还是同学、学生，乃至于路人，我总是相信别人是真心的、是善良的，所以，偶尔的上当也是有的，但我始终不改初心。可唯有在我的专业文章中，我总是把目光对向问题、弊端、痼疾，也许正因为如此，在我的潜意识里就平衡了，就对称了。承前所说，我自开始在出版领域问道以来，几乎80%以上的文字都是在谈问题，在批判抨击出版业存在的种种痼疾，诚如《出版问道十五年》的“后记”所述：“……从不同文章中出现的重复的文字，可以窥见我紧抓不放的专致不二；从论文有些观点和语言的过于尖锐，可以看出我急切期望中国出版业健康前行的拳拳之心；从论文直面现实，几乎是一发而不可收的发问，可以看出我15年来‘问道’的执着，我在自己的博客‘吴韵楚风’的‘公告’里有一句自嘲式的语言：‘歌者少有，牢骚之音不断。’”

由于我的文字是针对出版业、图书市场乃至于大学出版领域、出版教育的，所以很少涉及个人，或许领导不太喜欢是可能的——可后来证明，领导没有不喜欢，还是比较宽容大度的。唯有一次，我的印象很深，我在无意中因此得罪了一位朋友，我们从不相识，到不打不成交，后来成为朋友，那是后话。

2003年11月在广州举办第16届全国大学出版社图书订货会。这是在羊城第三次举办大学出版社订货会。2000年还在广州召开过全国大学出版社发行工作会议，我作为主管发行的副社长自然前往，这次的订货会，我还有一个受邀讲座的任务，因此理应前往。大学版协之所以邀请我去大会做讲座，是因为我已经开始了对大学出版的关注与研究。我在出版领域的第一篇文字《编辑管理体制改革势在必行——兼论大学出版社如何实行企业化管理》就是来自我自己的工作实践中的所思所想，对大学出版社的改革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中涉及的有些问题就是到了今天仍然是我们大学出版人心中的痛。我的关于大学出版社的第二篇文字是伴随着新世纪的钟声开始酝酿的，《世纪回眸：我们更应该看到些什么》一文是对整个出版业的发问、思考，谈的更多的是问题、困惑，可在新世纪的首篇关于大学出版的文字中，却饱含着我的拳拳之心，期望着大学出版的繁荣辉煌。2001年3月8日我应复旦大学出版社社长的邀请，以题为《大学出版社明天会怎样——大学出版社的现状、发展趋势及其对策》在复旦大学社作了一次讲座，经过修改，此文在2001年第7期的《出版发行研究》刊出后，在大学出版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好几个媒体希望再次刊登，无法拒绝媒体朋友的盛情，我只表示我不要稿费，可也别说我是一稿两投即可。记得当时杂志编辑部的编辑郝捷同志还与我通了电话，以后我们就成了好朋友。就在笔者写到这里的时候前不久，传来了郝捷病逝的不幸消息，虽出差在外，但是我还是托人代我前往转达了我的哀思，英年早逝的郝捷，我愿你在天堂一切安好！

或许也因为这些文字，我对大学出版的关注和研究得到了上级主管部门的注意。2001年10月我接到教育部的通知，要我于19日到北京报到，参与第四次全国高校出版社工作会议教育部长工作报告的起草，尔后我收到了有关材料和通知。说实话，刚接到通知，颇有些受宠若惊之感，我——一个京外的省属地方高校而且并不出名的新社、小社的副社长，真正干出版才六七年，怎么会点将点到我的啊？唯一的理由就是我的几篇关于大学出版社研究的文字引起了领导的注意。报到以后才知道，起草小组仅有3人，部里一个主管出版的处长，还有一个是北师大社的总编、我一直敬重的前辈马总，起草小组的负责人是时任司长、很快就升任主政武汉大学的领导。我与马总每人负责一个部分，就这样我在北师大专家楼一住就是9天，完成初稿后才离京回苏。

也正因为有了这次给部长起草报告的机会，掌握了更多大学出版社的资料，看问题选取的角度也得以提升。第16届大学出版社订货会版协约请我在大学发行论坛作专题讲座，正好《中国新闻出版报》出版部的F记者跟我约稿，所以这个稿子就成了我在论坛的演讲稿。也是因了约稿的F记者，几次见面成了朋友，我几乎成了他在大学出版社订货会期间的大学出版专刊的“御用写手”，从此，每年一期的大学出版专刊的主打文字的写手总是由我来担任，整整连续了六七年，后来趁着他离职的时机，我终于摆脱了“御用写手”的索套，但是，我要感谢这位我大学出版研究中的“讨债者”、实际的鞭策者，要不是他，我那一组大学出版研究的文字也许不可能那么顺利地、持续不断地面世呢！

演讲稿刊发在2003年11月3日的《中国新闻出版报》。记得论坛是11月23日举办的，我下午演讲的时候，正是大学版协召开常务理事会议的时候。我论文的题目也就是演讲的题目《生龙活虎生力军——论大学出版社的现状和发展态势》，有了那次起草报告的经历，我对大学出版社的全貌和发展态势就更清晰了，我清楚地看到了大学出版社的发展潜力和发展特色，我显然已经感觉到大学出版社作为中国出版业的一支新军，她必将逐步而且很快地展示自己的活力，我以我很少用的赞歌的方式对我所从事的、正越来越显示其特色的大学出版事业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在第一部分“起步虽晚，潜能巨大”中，我在历史地、全面地梳理了大学出版发展的三个阶段后，满怀信心地说：“如果说，在上一个阶段大学出版社还刚刚崭露头角的话，那么，在这个阶段，大学出版社与‘中央军’‘地方军’三分天下的局面已经形成，其中一批强社已经站在中国出版业的前沿，无论是改革的思路、出版的实力、发展的势头，都可以与‘中央军’‘地方军’中任何一家出版社相媲美，它们在新世纪的起跑线上，已经取得了骄人的辉煌战绩，并正显示出越来越强的生命活力。”在第二部分“优势独特，活力四射”中，我是这样阐述的：“可以这样说，由于大学社的特殊处境决定了大学社较早地开始思考自己的发展思路，他们克服了先天的不足，紧紧抓住了自己的独特优势，以塑造自己的品牌、显示自己的特色作为参与竞争的第一步，应该说大学出版社的发展战略是正确的。大学出版社在新世纪的出版竞争中，将更加坚定地走特色化、专业化的道路，因为在未来的出版竞争中，失去生存空间的不是小出版社，而是没有特色、没有品牌效应的出版社。大学社只有紧紧抓住机遇，依托高校的优势，开发出独到的出版资源，除了部分大社名社外，大多数的出版社应该走‘小而特’‘小而活’‘小而优’的道路，创出自己特有的风格、特有的专业特色、特有的品牌图书以及在品牌图书基础上形成的出版社品牌。那么，不管未来的出版格局与图书市场会有多大的动荡，中国的大学社都会有不可动摇的一席之地。”我甚至认为“大学出版社的‘异军突起’展示了中国出版业改革的发展模式”。在第三部分中我分别从“大学出版：从文化积淀到出版大学”“产学研结合：从理论的探讨到人才的培养”“版权贸易：从精品意识到学术眼光”三个方面阐述了大学出版社在发展中的优势，她必将成为中国出版业的生力军，与“中央军”“地方军”一起三分天下，我在文章和演讲结束时满怀激情地这样说：“笔者坚信，百余家大学社的出版人以其敏锐的思想、开阔的视野、全新的出版理念、丰富的出版资源、高素质的人才队伍、强烈的事业心与社会使命感去开创大学出版社的未来，明天一定是美好的。”对于我所钟爱的大学出版事业，我以极少有的赞歌笔调对其予以鼓励、鞭策乃至毫不掩饰地歌唱。(www.xing528.com)

当然，我也开始发现大学出版社有着其他“两个方面军”所没有的苦恼和困惑，有的是她先天的弱点，也有的是她身处的环境所致。在文章的结尾，针对多年来（一直至今）成为大学出版社发展瓶颈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主要领导走马灯似的换人的问题，我发出了呼吁：“大学出版社多年来的痼疾——领导班子的频繁变动——仍没有得以根治，尤其是社长老总的岗位经常处于变数中，这极大地制约了大学出版社的发展。……对这一问题笔者借此向有关管理部门呼吁，为了大学出版社的快速持续发展，必须解决社长总编辑岗位的稳定问题，这于大学出版社有利，于中国出版业的发展有利。”因为我是这样认为的：“出版社作为学校的一个特殊单位，社长总编辑如果不是本行业出身的，笔者以为没有三年全身心的投入是没有发言权的。”我说的是实话，出版是一个特殊的行业，文化属性与商品属性的结合体，没有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学习、摸索、积累，确实没有办法去正确驾驭的，记得我后来在一次大会演讲时再次发出这样的呼吁，一个出版界的德高望重的前辈接过我的话说：“我看必须要有五年！”我就是经过了整整三年的学习积累才开始发声的。

恰恰是在这里，我无形中得罪了一位刚上任的出版社的领导。这个出版社的原领导正是我的朋友，是一位我比较看好的出版人，由于种种原因，他也换岗了。在大学出版社，这样的情况十分普遍，刚来培训拿到上岗证书，可回去就“下岗”调离了，有个出版社四年里换过五任社长，如果这样的出版社能够办好，那就一定是怪事。正因为这样，所以才有我文章里的呼吁：一是呼吁主办方应该尊重出版规律，让班子稳定，保证出版社的持续发展；二是提示我们要当好出版人的角色，应该多调查研究，少下车伊始哇啦哇啦乱发议论。论文先见报，就在我演讲的同时，常务理事会议上，这位新任领导显然看到了我的文章，也知道外面报告厅里我正在演讲，在会上明确表示了不满，意思是又不是我要到出版社的，堂堂一个著名教授，却来这里受这样的气！其实，谁也清楚，我的观点并不是针对具体的哪个人，只是根据我们出版工作的特殊性而言的，并没有错，但是可能这样说确实伤了这位领导的自尊心。讲座后，参加常务理事会的一位朋友告诉我：老吴，你得罪一个人啦。我当时还不以为然地说我又没有针对谁，再说这也是我的切身体会，也就没有理会。可也不知是否因为这个原因，这位领导尽管我们不熟悉，可在以后的交往中，大家明明知道对方是谁，却从来也没有打过招呼，而我这个人骨子里可能还有些清高，加上我年长于他，你不与我招呼，凭什么我要先招呼你啊！一直到五六年后，在一次培训班上，我们同在一个组，同为召集人，又作为同桌，自然不可能没有交流。也许是这位领导在出版实践中体会到了我当年所说确实有理，也或许在交流共事中觉得我这个朋友还值得交，之后我们成了关系密切的朋友，正所谓不打不成交啊！

之后，大学出版研究就成了我出版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自己是大学出版人，可谓情系大学出版，所以在以后的时间里，每年的大学出版社订货会期间媒体特刊的主打文章，我连续七八年，从没有间断过：《正确的发展模式的立足点是提升核心竞争力》（《中国新闻出版报》2004年11月3日）、《十一五，大学出版社的理性发展阶段》（《中国新闻出版报》2005年11月2日）、《大学出版社在转制新课题面前的再思考》（《中国出版》2006年第7期）、《大学出版社改革进程中的障碍浅论》（《中国新闻出版报》2007年11月7日）、《大学出版人不能忘记自己的根》（《大学出版》2008年第1期）、《高校出版社改革必须处理好的四个关系》（《出版商务周报》2009年6月）、《大学出版社改革的真正障碍在于自身的观念》（《出版人》2009年10月）。可以看出，我对于大学出版社的研究的脉络是清晰的，由开始的对新生事物的讴歌，“生力军”“异军突起”就是标志，进而到大学出版问题的思考、对发展的外部环境的分析——提升核心竞争力、转至课题的思考、改革进程的障碍分析，直到呼吁大学出版人不能忘记自己的根、改革必须处理好四种关系、改革真正的障碍在于自己的观念，更多地对大学出版社自身进行解剖。由外到内，由表及里，由外因到内因，由鼓与呼到分析梳理直至批评和无情地解剖，其中，一个大学出版人殷切期待的拳拳之心溢于言表。

此外，我在2007年又参与了高校出版工作会议部长的主报告的起草小组，同时受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委托，独自起草了出版总署领导在这次高校出版工作会议上报告的初稿，给了我10天时间，我拿出了12 000字的初稿，这一方面缘于我对大学出版社发展情况的了解，另一方面，又促进和加深了我对大学出版发展轨迹的把握，在较高的层次上以较宽的视野对大学出版社的发展予以了分析梳理，从而构成了我大学出版社研究的板块。我感谢领导的信任，感谢媒体朋友如“黄世仁般那样地逼债”，否则也许这个研究板块也形成不了。2010年，时任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的柳斌杰先生在《出版问道十五年》的“序言”中是这样作评的：“作者供职的是一个高校出版社，因此，大学出版社的发展在他的研究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我也曾经注意到作者连续多年在《中国新闻出版报》每年一次的大学出版专刊上的长篇文章，可以看出，作者对于大学出版社的发展态势和存在的问题是十分清楚的。如果我们把他连续几年发表的文章联系起来，可以清楚地看出作者的思路和对大学出版社关注的焦点。大学出版社，作为中国出版业的一支重要的力量，既有着它得天独厚的优势，也存在着它与生俱来的弱点，作者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在这组文章里，战略规划、核心竞争力、结构优化、有所为有所不为、专业化、特色化、人才队伍这些词出现的频率最高，可以看出，作者已经把握住了大学出版社发展的要义，他如数家珍地给我们展示了大学出版发展的巨大潜力和美好的发展前景，同样洋溢着作者对自己身处的大学出版事业的深厚情感。”

我感谢斌杰署长对我的研究的充分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