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让上控案件得到批准、重视并得到有利于自身的审讯结果，上控人在上控过程中采用多种策略：捏造事件情节，牵连多人在案；控告差役勒索；缠讼；夸大其词；塑造冤枉的形象；采取过激行为；等等。下面以搜集的《巴县档案》中，生员牵涉其中的上控案件为例，对这些诉讼策略进行说明。
1.捏造情节，牵连多人
据查搜集到的上控案件，在上控呈词中，捏造事件情节，并牵连多人，以图拖累的案件不占少数。比如监生孔元卿一案中，监生孔元卿以“纵越勒毙”控道宪，呈词中声称：“串同涪州厅蠹游澄万、戴顺、张荣纠串涪厅门丁熊华□幹火票□□□生于涪捕厅，差蠹游登万、戴顺、张荣带领白役杨彪一行四人，执持火票，于初五日，越属来至生家，乘生在县未归，锁生次子孔文儒至与宅相距一里之孔傅扬店内，威索勒要钱二十千，生妻高氏见锁心伤，母子天性，跟赴彼店，哀□蠹等，先措钱给蠹，释锁。初六日，蠹等役坐生家，如狼似虎，威逼愈甚，生妻措钱不急，以致情急，是夜自缢。”[60]“逆弟无法无天，今三月初六日，放炮登生门嘶言，尤持杆刀行刺，以致生妻高氏自缢身死，生报长主验埋□□□谭登谟、孔傅杨□逃，差拿不获，案无究结”[61]，监生孔元卿先后以“串差搕索”“越署差拘”“逼毙人命”上控。监生孔元卿后来的结状指出：实是孔俊卿同孔傅扬们舞弊把监生妻子逼毙，与房书游澄万、厅役戴顺、杨彪们没有干系。由此可见，监生孔元卿的呈词中有捏造成分，他通过捏造诬告来达到上控的目的。
“直里九甲武生邓辅清告陈二耗子（即陈国勲）等掠杀冤沉一案”，牵连甚广，上控被告达到30人，干证5人，场约1人，词内1人。并且捏造人名，审单中有钱驼子之名，询遍方境并无其人，差役只有妄指钱朝洪为钱驼子趋赴到案。冉启荣一不是监正，二不是团首，监正胡永芳案发当时在城避乱，谢天相系武生邓辅清家烤酒帮工，案发时候亦不在场，但均被列入被告，牵连到案件中来。
“长生场监生刘伯皋告职员李小山冒充里正侵吞公款诈骗银两一案”中，监生刘伯皋光绪三十一年（1404年）五月上控府宪时，涉案人员达到24人，并窃文生张嘉涛、周晓峰、廪生艾子熙、监生张梅羹、文生文炳奎、袁玉山、兰联芳、监正唐开虞、里正邹元兴、职员刘华清、职员谭友义、民李洪九等15人之名上控，禀控中捏造3人姓名，在禀状中捏控二十三款。
计开刘伯皋窃捏诬控二十三款：一、诬李筱山即李小山冒充职官等说，切小山原名继宗，各有执照朗凭；二、李筱山设立官平，切本场历系伯皋铺平霸作官平比兑阖境，□□均可备质；三、请设立济局，系里总正傅光等六人各出本银伙贸折本，二十七年伯皋同小山、春发接贸，仍是折本，去夏收贸，有账可查；四、诬李筱山把持各会，切济米、积善、惜字等系小山捐施募典，与人同官之会均按会期算交，周晓峰、张香廷各禀，有卷可查；五、诬李筱山把持大兴义学田租，系小山捐募挪垫兴设，算交时小山尚垫银四十余金，经张香廷等接禀，有卷可查；六、诬李小山霸借积谷，原有仓正经管协里，总每年具结，有案页验；七、诬李筱山等搕僧黄八，切黄八系太和保广福寺僧，犯奸被获，监正胡从云等以恳存防患禀存，有案可查；八、诬李小山搕刘光兴银两，切广兴弊吞肉厘，系伯皋等获禀讯罚有案，小山何搕何质；九、诬李小山揽陈徐氏家场各案，切徐氏家讼控府，讯明实与小山无关，府卷可查；十、诬胡从云等掯买秦敷五街房价，现此房转卖大兴场文物会，契税可查；十一、诬梁绥之借骗陈宪卿银案，经张主迭讯，断结房卖作公善学堂，有案；十二、诬捕何清获贼分赃案，经仁恩讯，责何清，有案可查；十三、诬李小山串保李星门充里正，本场兰向□病故，系三局查举星门接充里正，迭经禀辞未准，有卷；十四、诬李星门吞罚刘光兴银三百两分团，切此银禀提买立公善学堂，有卷可查；十五、十七、十九、二十五款诬陷李星门弊吞□盐书院长生义学巨款两千余金院义学向系六人经管，各专责□年算批账，各省账证可查可质。[62]
2.控告差役搕索
差役是地方政府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州县官都依靠他们去推行法律，执行政令。但他们的社会地位和法律地位都很低，薪资也很低。瞿同祖在《清代地方政府》一书中提道：“衙役的平均年薪是6两银子。其最高薪，除了马快和民壮以外，不超过12两。在低薪组中，约为1两至6两。显然这样的低薪无法让人糊口。”[63]因薪资很低，衙役们被迫依赖陋规费生活，比如：鞋钱、酒钱、饭钱、车船费、招结费等。州县官一般都容忍衙役们索取“船费”和“饭费”，但如果一名衙役被百姓指控勒索敲诈，州县官也会重视并依法处理。因此，在呈词中控告差役搕索成为一种策略。
在查阅到的上控案件中，呈词中提到差役搕索问题的数量不占少数。有的确有其事，有的属于捏造。在监生邓树勋一案中，参将墙东山的上控呈文中称：“李杨氏系伊（指墙二）之妾，被邓树勋奸占，经伊撞获，当欲扭送，邓树勋求饶，自愿罚银和息，之后，反而将伊往县，贿通王令，将伊酷责，并差役先后搕索得赃。”[64]从案件后面情况来看，这段呈词不实，李杨氏并不是墙二的妾，实是墙二串李杨氏搕索邓树勋。参将墙东山不过是通过控诉邓树勋贿赂县令、差役搕索来达到上控的目的。文生况皋一案中，文生况皋以“纵贼叠窃”控差役林陞等，在呈词中陈诉被怀疑为正贼者与差役林陞等有关系，并谴责捕役知贼养害，只图肥己。通过指控差役与盗贼勾串来引起府县重视，达到上控的诉求。最后证实差役林陞、朱奇、黄元并无“纵贼弊塌”。郑余亭一案中，郑余亭在上控中亦捏承办但喜元与郑余亭案的拨役勒索，并诬告武生但春元等卷搂，最后，经过审讯，差役姜贵并无抄毁搕索。武朝惠告监生马国鼎等一案中，面对监生马国鼎等的诬告拖累，开销差役饭食钱文四千三百文，气忿之下捏情上控，称监生马国鼎等串同差役勒索。经审讯，“差役李芳虽无搕索事，但是官人役不应让武朝惠开销饮食钱文，应请照不应重律，杖八十，各折责四十板，免其革役，饮食钱交如数缴还”[65]。
有些案件中提到差役搕索，但因没有见到结案，所以无从知晓所控是否属实。武生段安邦一案中，在武生段安邦的呈词中表述道，“……讵知伊等弊大弥天，复串江北房书改供更结，将生缴呈并胡主批示隐匿不见”。[66]通过告僧道轩与房书勾结更改供结来翻控。有意思的是僧道轩的师傅僧龙华在禀状中也提道：“安邦贿弊书差苏复春、高全隐匿伤卷，并改供词，朦蔽厅主，以致厅主仅解给道宣银三十两，不料道宣伤发成废，目瞽足□，即以被毒难生禀厅未准，皆缘被伊朦蔽，僧等于闰八月十四，复以“目瞽伤发”具呈厅主，未见伤单供词，仍执前苏复春改写供□□□在卷”。[67]监生李恒丰案中，监生李恒丰告差役蒋俸奉文往州“匿文不投，藐视法纪受贿，不唤余道才、余德庆等人，人证无法齐集，案无从审讯，银两无从追回”[68]。武生张棠在上控过程中，陈诉“仵作受贿匿伤”。
有的案件中，差役确实有类似搕索的不法行为。例如：在武生黄会川的呈词中，告差役欧俸“狡计勒约赫诈，恃蠹怂县颠倒曲直，冤屈滥行”。告差役余伦、刘伦、刘陞等“朦官屈毙，枉法锻炼”。在案件过程中，差役余伦在尸厂得过刘太然钞十二千文，但并没有搕索刘太然银五十两。有意思的是差役可能在案件过程中搕索，也有为了完成差事，被搕索的事情发生。在武生黄会川的这个案件中，差役余伦为了让黄显祥报验领尸体，以便把妻子和儿子从大监中释放出来，邀众班出银三十两给黄显祥，在同黄显祥一同赴案报验时，还承担了黄显祥的饭食钱共钞四千文，最后断令差役余伦认给黄显祥银三十两，免其追缴。
3.缠讼(www.xing528.com)
虽然清代社会主张无讼，地方官员经常出示谕令劝慰人民息事免讼以省拖累，但在清代的法律制度中并没有终审制，缠讼的现象时有发生。在有关生员的上控案件中，缠讼的案例亦属不少。“生员林文敷等人告周英等人暗吞厘金案”中，周英等多次上控，虽不获批准，但引起了地方官员对案件的重视，达到了拖累他人的目的。生员林文敷在状词中提道：“以藉行掣骗，包揽词讼为能……恶等朋党，差唤则散，差去则聚，拖累生等不休。”[69]
武生邓辅清一案中，邓辅清连年控告，躲不审解，证人来衙，辅清又逃。同治三年（1864年）以“劫杀折掠”，同治三年八月以“掠杀冤沉”，同治四年（1865年）二月二十四日以“乘杀伙掠”，同治四年六月十三日以“矜冒匪掠”，同治四年九月初三日以“杀毁两悬”等上控。监生陈国勋、文生甘培棠的禀状中称：“窃伊素行不法，武断乡曲，案积如山，实与张大童等同为一类，未讼之先，张扬上控，搕取银钱，此告以后，拖延不审，希图陷害，授意其党，四处索贿，方才息讼。”[70]至同治四年十二月审结完案，未蒙申详，武生邓辅清复控韩至诚等，在同治五年（1866年）到同治八年（1869年）间，七次呈状，直到同治八年十二月，在团邻郭先升等调节下，立息讼文约。后因涉及案件的邓辅清、王大顺、杨大顺、周祥早经病故，冯酉、瞿仕清、邓正法均远贸未家，同治十二年（1873年）十月才呈明销案。在这个案件中，武生邓辅清采取了捏造人名、上控诬告和缠讼的诉讼策略，多人被牵涉其中，案件迟迟不能结案，从同治三年持续到同治十二年，很多涉案人员都病故。被牵涉案中的一些人，也因此而苦不堪言。韩至诚在禀状中提道：“蚁赤贫守朴，微贸活家，前被株连，累费如洗，事蓄不数，今遭绎害讼资无出，绝生莫路。”[71]
监生潘裕然具告廖代万等将廖潘氏凶伤毙命一案中，从光绪三年（1877年）七月到光绪五年（1879年），监生潘裕然以“报叩验究”“乘掩贿阻叩恳亲验”、为“弊塌尸悬事”、为“畏阻捏抵粘结恳验事”、为“藐塌冤沉事”、为“非提莫伸事”、为“始终抗塌事”、为“法失冤沉事”、为“逃抗过迫叩讯究事”、为“弊大弥天非提难结事”等呈控，由县上控至重庆府、川东道、四川省按察司，提讯七次。臬宪有批：“杀人者律有明条，廖代万夫妇果将尔女潘氏殴勒毙命，报县岂有不为验究之理，察核呈情，明系藉尸图搕不遂，砌词妄控，仰重庆府转饬巴县速将审讯缘由，据实录复核夺，毋稍刻延，词发仍缴。”[72]在监生黄衡兴银两被盗一案中，也同样采用了不断上控的办法。从四月到九月四次呈控，加速了对案件的调查和审理。在监生李恒丰的案子中，监生李恒丰采用了缠讼的手段，先控于州，没有达到目的，就上控于府，并多次呈禀催关。
4.夸大其词，塑造冤枉的形象
文字是一种无声的语言，恰如其分地描述能获得意想不到的效果。在控状中，对事件的夸大描述，塑造冤枉的形象，反衬对方的无理和凶横，从而博得县官的同情，这也是一种诉讼策略。在监生邓树勋被搕一案中，邓树勲的禀状中描述了自己先被搕索、后被寻仇、再被诬控的惨境：“殊东山何弊，悻脱法网，怙恶不悛，执刀寻仇，迫生以‘酷罚庇纵’控府，批录东山畏究潜逃，捏词砌情，诬生假造信字，霸占伊妾，透漏伊物等谎越控督宪，批辕提审，生遵提投质，切东山串娼诬索，作奸犯科，罪有应得，业经县主讯实，供断确凿，胆敢藐法捏诬，况生既被凶搕于前，复被勒法于后，冤惨已极。”[73]生员张国垣一案中，生员张国垣遭到王氏母女缠害，被上控至府。在生员张炳和张国垣的呈词中，对陈长姑的泼辣进行了淋漓尽致地描述：“长姑性原残毒、剪发潜逃，轻生缢抹、辱姑逼夫，更兼王氏纵其泼悍、拐婢透卷。”[74]“审陈长姑以虿为能，除将差人辱骂外，毁生器物，砍坏古器等件，楼上爨食火炬四散，差不敢唤，正俸等日助其威，虿毁日增，此种悍妇不啻蜂虿，拒不集案，祸胎难斩。”“有妇如此，祸根不除。”[75]通过这些言辞来突显自身的惨状。监生李恒丰一案中，监生李恒丰在呈控中，一方面突出余道才等贿差致使案件无法审讯，一方面陈诉己方惨状：“……生替伊等代借许文氏、张魏氏银五百余金，连年本利未给，许文氏、张魏氏来家踞索，生垫利银五十两，后又复来栈内日夜滋闹，停栈绝食，生妻陈氏被逼气急毙命，生忍未报……”因为案卷缺失，只有监生李恒丰的禀状，无从知晓余道才等人的说词和官员最后是如何处理的。但从官员对监生李恒丰的禀状的批词来看，州县官对监生李恒丰的呈控存疑，认为其有虚构的成分。
在廪生梁安惠与余元恺这个案件中，双方都有生员，均不断通过呈词来美化己方，控诉对方的罪恶。在廪生梁安惠的呈词中写道“……众伤交剧，覃树猷眼珠血朦、腰肋硬肿，孙有容眼珠肿合，血流朱启，生庚飏肋胀腰疼，吐血如泉，饮食不进，廷□（扬）腰疼欲折，吐血卧床，医不发药，切生树猷一介□儒，被伤肢体成废，何以上进，生庚飏等父母皆逾七旬，闻受重伤，气毙方生，况生廷扬独子承祧，现今父染风疾，设有不测，何所属望……”[76]，呈词中突出受伤后的惨状，从而塑造冤的形象。两造的另外一方监生余廷珍、余式山、余□全、余从龙、余炳南的禀状中呈称：“缘生等入川，二百余年，诗礼传家，祖任灌县，教谕子孙，江巴分列膠痒，非公不至，非试不入，清白自矢，城乡共证，生侄元恺为历任所器，札委总办磁镇团练，不避艰险，不辞劳怨，叠次报销，屡辞不果，官绅咸谓能顾大局，殊正直招尤，为劣衿所忌，久欲闻管，以便贩私，昨仁恩拿盐充公，梁安惠等实私禀之首，疑元恺所禀，遂控以上烝下纳等诬窃运伙百□□□，独迁怒于元恺，其闻管团务，便伊贩私之情已见，且败人□□□有明条，现生嫂与孙□忿不欲生，必酿命件，协恳昭雪伏乞”。[77]在禀状中，通过描述余家家风清白、突出余元恺的贡献来凸显己方所受的冤抑。在武生段安邦案中，僧龙华描述案发时的情况：“……安邦恃势侮断，□道宣回庙收获，唱同郭洪告等凶将道宣跪掌责，绳捆凶殴，复以大粪调和盐井，先毒两目，后用铁钳刁牙，□腹至饱，道宣当行昏毙。”突出当时的惨景，无声地谴责武生段安邦的残暴。
5.过激行为
因官官相护，有的案件冤莫能伸，为了能使案情真相大白，沉冤得雪，有人会选择自杀以明志的过激手段。同治年间，四川人生员刘沛壬因知县娄诗澄向其票借银两不遂，被娄诬察阻挠筹集军粮，由四川总督批饬就地正法。生员刘沛壬之子刘裕骢京控日久不能平反，冤莫能伸，最后投井身死。对于一个普遍信仰“人命关天”的社会来说，刘裕骢的死宣示了自己的冤屈和官员的贪虐，暗示了自己京控的正当性和合理性，最后刘沛壬的案件沉冤得雪。正如刑部所言：“是该革生刘沛壬死于军法，咎有应得，其子刘裕骢何至以该县贪捏诬杀等词，屡次呈控不休？其中显有不实不尽。”[78]刘裕骢用自杀的过激行为，以死明志，来使案件被重视，从而得以重审。可以说，没有刘裕骢的自杀，就不会引起刑部和皇帝的重视，刘沛壬之冤也就无从平反。
生员在上控过程中，除了上面提到的五种诉讼策略外，还有联合多名生监一起上控的策略。例如：监生张涵益等上控武生张浩一案中，监生张涵益就联合了文生李灼、监生陈鸿宾、职员陈珍、武生陈本源、监生张宗智、文生刘文焘一起上控。监生刘伯皋一案中，监生刘伯皋列了监生张梅羹、廪生艾子溪、文生文炳奎、监生杨洪福等多人同禀。在仁里十甲何贵以姚泰顺、傅正元二人身死告监生刘雨三一案中，崇儒、龙凤、天赐三团的多名生监上禀为监生刘雨三的品行担保。人多既可以增加己方呈词的可信度，又能壮大己方声势。
这些诉讼策略是相互联系的，在一些与生员相关的上控案件中，为了达到目的，多种策略被同时使用。比如：在武生邓辅清一案中，就运用了缠讼、塑造冤枉形象、捏造情节、牵连多人在案等策略；在监生刘伯皋一案中，运用了缠讼、牵连多人在案、捏词诬告等策略。通过对生员在上控中的诉讼策略的分析，我们发现，在这些案件中存在很多诬告的现象。乾隆年间的一道谕旨指出：“从来诬告越讼，最为良民之害。盖一州一县之内，必有一二狡黠之徒，以殷实之家为可扰，稍不遂意，辄寻衅兴讼，且捏造谎词，牵累株连，以泄私愤。更或未控州县，即控道府，未控道府，即控院司，比比若是。为有司者审理词讼，既得其虚诳之情，而告讦成风，闾阎不胜其扰累，深可痛恨。虽诬告越诉，律有明条，而实力奉行者少。嗣后州县审理词讼，凡理屈而驾词诬控者，必按律加等治罪，若故行宽纵，经该上司查出，以罢。凡未经在下控告者，院司道府不得滥准，其业经在下控理，复行上控者，必其情理近实，先将原告究诘，然后准理。若发审属虚，诬告与越诉，二罪并坐。”[79]这道谕旨中指出诬告越讼之风盛行，要求州县官在审理过程中，对诬告越讼者依律处置。但从所搜集到的与生员相关的上控案件中，对生员捏词上控行为或者越控行为，按律处置的少，多是从宽免究。即使监生刘伯皋捏词诬告李小山等二十三款，并且十余年在乡间唆讼，劣迹斑斑，但最后也还是从宽处理，这无疑助长了生员的捏词诬告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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