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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成都剪发风波:方志成华第五辑

时间:2023-08-26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1921年7月8日,北洋政府成都警厅的四川督军刘存厚发布一条《严禁妇女再剪发》告示通令:“近日妇女每多剪发齐眉,并梳拿破仑、华盛顿等头式,实属有伤风俗,应予以禁止,以挽颓风……如敢故违,定以妇女坐法并处罚家长。”禁令发布的缘由,系成都校园内前不久出现三位将青丝剪短的女性。声援北京学生运动的号角吹响后,1920年末,成都出现最早剪短发的三位新女性,分别是成都实业女子学校的秦德君、李倩芸及益州女校的陈竹隐。

1921年成都剪发风波:方志成华第五辑

1921年7月8日,北洋政府成都警厅的四川督军刘存厚发布一条《严禁妇女剪发》告示通令:“近日妇女每多剪发齐眉,并梳拿破仑、华盛顿等头式,实属有伤风俗,应予以禁止,以挽颓风……如敢故违,定以妇女坐法并处罚家长。”禁令发布的缘由,系成都校园内前不久出现三位将青丝剪短的女性。

1911年,四川省城高等学堂部分师生

1912年,四川省城高等学堂的自修室

在礼教严苛的封建王朝,女性一直被看作男性的附庸,而发型则被视为女性时下的个人状态,到爆发“五四风雷”前,未留洋的女性仍习惯幼女留双短辫,少女梳单长辫,成年妇女挽发髻。再者,中国儒家传统推崇“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博览史籍索问历史真相我们会发现,即便是男子,在封建社会里也没有完全的发型自由。

辛亥革命爆发后,各地区在这场运动中相继宣布独立,各种剪辫令或倡议剪辫的告书相继张贴于市井,《剪辫歌》亦在此间流行,词唱:“我同胞,梳辫子,几时起?自满洲人,进中原,把发剃。叹二百六十八年里,做奴隶……愿同胞急将辫子去,勿再留。”中国西南一隅的成都男性在这场变革中亦纷纷剪掉辫子留起短发。在那爱德于1911年拍摄的四川省城高等学堂部分师生合影照片中,基本人人都是剃头长辫,但在1912年拍的自修室合影中,长衫学子却已尽皆剪短头发。而到1916年9月,“不准剪发”还是中华民国教育部针对女子学校颁布的“五条惩戒规则”首条,女性若剪短头发,则会被视为不男不女不中不西之类。

男性实现发型自由的十年后,成都才始有剪短头发以示反封建、求自由强烈诉求的进步女性。

1912年《时报画集》刊登图画新闻《剪辫酿命》

尽管在1903年,金天翮即在自己的著作《女界钟》提出“今四方志士知识进化,截发以求卫生,吾以为女子进化亦当求截发始”,为中国女权运动及提倡女子剪发发出第一声号召,但碍于历史原因,这一“大不韪”的号召并未对晚清女子产生实质的影响。直到五四运动爆发,中国女子才兴起短发革命。

通过周太玄、王光祈、李劼人等先驱的共同努力,新文化运动巴黎传到北京,一直到成都,并成为“全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三个重点之一”(引李劼人《五四追忆王光祈》文。另外两个为北京、上海)。声援北京学生运动的号角吹响后,1920年末,成都出现最早剪短发的三位新女性,分别是成都实业女子学校的秦德君、李倩芸及益州女校的陈竹隐。(www.xing528.com)

三人有一共同特性,即都是“直觉社”的女社员。直觉社是四川青年知识分子当时受无政府共产主义影响成立的进步社团之一,创有半月刊《直觉》,倡导男女恋爱、婚姻自主等。当时男女并不同校,所以为了方便出入男校,也为了起早参加各种活动能省掉对油灯梳理长辫的时间,她们干脆剪短了头发。

女子剪发的斗争间不容发,抵制剪发的声音在学校和社会中蔓延。据秦德君回忆,自己的同学兼室友杜芰裳就因为学着她的样剪短发,被母亲勒令退学,送回老家婚配。不久,秦德君给蔡元培写信,表达想进入北京大学的愿望。北京大学在蔡元培力争下虽于1920年成为中国开放女禁,实行男女同校的第一所高校,但碍于“女子实业学校学生,恐怕未必合格”,蔡元培拒绝了秦德君的请求。成都四川省立女子实业学校当局扣留这封回信,并借机开除了秦德君。

五四运动前后,新女性剪短发在大多数沿海城市、北方大城市本是顺应时代自然维新的结果,但在内陆城市成都却始终裹足不前,三位掀起成都女性剪短发风波的女性,被定义为“害群之马”,被迫东下重庆,寻求成都现代女性彻底解放的真理。

1920年初,就读重庆四川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的钟复光与同学一起把辫子剪掉。居中端坐的是钟复光,前排左一是赵世炎烈士的妹妹赵世兰,后排右二是国务院原总理李鹏的母亲赵君陶

1921年春,三人女扮男装由成都东门外锦江码头,去往重庆投奔正积极开展川渝“自治运动”的吴玉章。四川《国民公报》登载《三女士化装东下》的消息,描述她们蓄短发、梳“拿破仑”发式、着男装的情形,间接宣扬这一进步行为。

在重庆,秦德君、陈竹隐、李倩芸三人走上“全川自治联合会”宣传教育群众的讲台,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宣传妇女解放,宣扬女子剪发。演讲结束不久,就传出重庆女子第二师范、巴县女中的不少女学生仿效剪发的消息。但不久陈竹隐被父亲骗回了成都,李倩芸随后也返回成都,三人中仅秦德君在吴玉章的资助下去到首都北京,在妇女解放事业上深耕细作。

20世纪20年代,“德先生”(democracy,民主)、“赛先生”(science,科学)、“和女士”(human rights,人权)三面旗帜自五四运动后在中国社会不断扩散,到1921年以后,剪发的女子不仅在成都、重庆日益增多,泸州、内江、自贡、宜宾、达县等地也能看到不少剪发的新女性,时“社会来年大不同,女郎剪发遍城中”(引杜仲良《社会怪象竹枝词》),适才有了文首所提严禁妇女剪发禁令。禁令一出的当月,巴金参与撰稿的《半月》便因反对四川当局不准妇女剪发而被封,但新女性并未被官方的告示吓退,剪短发的女性一天多过一天,形成女子剪发运动。当1922年5月1日中国晚清最后一任皇帝溥仪也自主剪掉长辫后(1922年5月2日《申报》刊登一条仅六个字的新闻:“溥仪昨剃辫子”),社会各界对剪发的议论声越来越小。

1926年12月,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不仅破例招收195名女学员(实际报道的有183名),且部分女学员不满足于剪短发,更是直接将头发剃光。进步人士尤其是女性进步人士,用实际行动表达着对男女平等的追求。直到1928年北伐战争胜利,“剪发”的政治象征意义都远远超越“美观”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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