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生员的求学历程来看，在新学与旧学的交织影响下，晚清时期生员受到的教育往往是双面的。许多生员通过传统的教育形式考取了秀才，后又转入新式学堂学习。他们既有旧学的背景，又掌握了新学知识，身上体现出新旧交融的时代特色，兼具因循传统与大胆革新的精神。在结构性的社会流动中，绅士阶层的流动呈现出多元分化的趋向，流向文化、实业、行政界等。[98]生员群体在这样的时代变局中，不再将眼光集中于“为官”或“经商”等世所趋从的发展领域。这一时期，川省有的生员经过探索之后发掘自己对知识文化的热爱，潜心于文化界。
四川富顺县的李宗吾是同时受到“旧学”与“新学”教育的典型人物之一。他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在自流井炳文书院考中秀才，两年后投考到四川高等学堂。除了学习专业知识即西学知识外，他还醉心于探索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 后来，李宗吾受到革命思潮的影响加入同盟会，中华民国成立以后担任四川审计院第三科科长，此机构被裁撤后他回到自流井，构思其《厚黑学》等著述。之后李宗吾历任省教育司视学、省长公署教育科副科长、省府编纂委员会委员等职；但李不热心政务，却醉心于著书立说，遂于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解职归家，潜心修学。除《厚黑学》外，李宗吾还著有《中国学术之趋势》《考试制度之商榷》《心理与力学》等著作，他的著述既受到“传统旧说”的影响，又融合了新学的取向，呈现出社会转型时期，受到中西学教育的生员身上体现的“中西融合”特色。[99]
吴芳吉虽也同时受过“旧学”和“新学”的熏陶，但他却因清末政局动荡，到民国建立才集中受到新学教育。吴芳吉幼时求学于江津县白沙聚奎书院，宣统二年（1910年）被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堂录取，但因辛亥革命爆发，学校迟迟未开学，等到民国成立之初才赴京入学。入学以后，吴芳吉因洋人教师蔑视中国人而作为代表出面交涉，学校对此事的处理意见是让其写悔过书。吴认为无过可悔，愤而离校回乡。吴辍学后一直从事文字或教育工作，曾在上海右文社校对《章氏丛书》，在重庆《强国报》担任过编辑，又在湖南、成都、重庆担任过教职。他喜欢诗歌、才华横溢，醉心于诗歌创作，新文化运动期间发表的《小车词》《婉容词》等新式诗歌一时广为流传。他的诗歌，文体、音韵借鉴西方改革诗体，而乐府诗的歌行格调、抑扬顿挫、清新素雅等特点则保留，还常以代表地方特色的俚语来表达。[100]
吴芳吉创作的《巴人歌》不仅结合了巴蜀地域、文化特点，还体现出读书人对国土遭受践踏的悲愤之情。“巴人自古擅歌词，我亦巴人爱竹枝。巴渝虽俚有深意，巴水东流无尽时。……我非排外好与戎，我为正义惩顽凶。我知前路险重重，我宁冒险前冲锋。我今遭遇何所似，我似孩提失保姆。倭儿蠢蠢似蠛蠓，群盗嚣嚣似虮虱。诸公衮衮似蛔虫，荡涤行看一扫空。还我主权兮还我衷，和平奋斗救中国！紫金山下葬孙公。”[101]这首诗歌创作于抗日战争时期，以十九路军的抗日斗争为题材。从诗歌中可以感受到吴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对时局的关切，并以自己的方式为救亡图存贡献精神上的力量。
传统的社会结构逐渐解构以后，生员群体的流动趋向是非常多元的。清末民初时期，生员普遍接受的是先“旧学”后“新学”的教育，因而他们实际上兼备了中西文化特征。这一点在民国时期文化界的生员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他们不仅将“中”与“西”融合，还结合自己的兴趣特点形成自己独特的思想体系；因处于特殊时期，他们创作出的文学作品体现出感慨时局变化、抒发家国情怀等特点。如李宗吾、吴芳吉一样醉心于中国传统文化或西方文化的清末秀才们，他们既拥有足够的知识储备，又对中西文化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到了民国时期，近代文化转型的特点在这类群体身上表现出来，他们促进了中国文化向更加丰富性和多元化的方向发展。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他们的文学作品中也体现了鲜明的巴蜀文化特色。
在传统的社会结构崩解之后，近代生员的流动是多角度的，他们不再局限于固化的一途，而向社会上新兴的各行各业发展。这个变动过程背后的原因是复杂的。从四川省生员在清末民初时期的活动可以看出，他们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做出了自己的选择。生员们意识到问题的根源在于清廷的腐朽，也受辱于列强的欺压，遂群起反抗旧制。仅仅从生员流向军政界、经济界和文化界的划分，及生员对旧制的抵抗态度来看，四川省生员在清末民国时期的走向与其他各省生员的出路具有共性。但值得注意的是，四川省生员在具体的实践中又表现出了个性。
首先，移民的社会环境及形成的秩序，游离于中央政权的地域治理特色，促进了地域精英共同治理四川省，加强了各类地域精英的沟通与协作。生员群体作为地域精英之一，拥有较大地方权力的同时又具有极强的社会责任感，因此在社会变动之际，特别是当国家或地域的利益受到侵害时，他们能够发挥敢为天下先的精神，进行参与反抗的具体实践。也正因如此，在近代社会发生巨大变动时川省士绅的形象比较凸出，许多生员在自己从事的领域内都能崭露头角。其次，四川的生员很多与袍哥有密切的接触，如彭劭农。袍哥组织在四川的势力极大，甚至中等阶层的各色人等为了适应环境也乐于参加，这一组织具有强大的生存和发展能力，在民国时期渗透到党政军各级机构。[102]一些生员实际上也是袍哥组织中的成员，并且借助其身份优势，在组织中往往掌握话语权。四川的一些文学作品中也反映出这一特点，前清秀才在清朝覆灭之后甚至凭借其在地方上的威信，成为哥老会的头目，扮演着平衡各方权力的角色。如著名四川乡土作家沙汀的小说《在其香居茶馆里》中的新老爷一角。[103]
总的看来，生员群体的流动趋向是多样化的，他们曾经是清廷统治的根基，是“四民社会”之首。但随着社会结构发生错动，传统的社会结构被打破；再加之列强持续的入侵、清廷不断的妥协，他们意识到清廷的腐朽本质，成为推翻清政府的主要力量之一。民国代清而立之后，他们既有的阶层特权看似荡然无存，实际上在新的政权结构和组织形式中，他们在各行各业中又凭借其一贯的领导力量引领着底层民众。 在“新”与“旧”的冲突和“变”与“不变”的博弈中，四川省生员既顺应时代潮流，显示出了共性，又极具地域特色，展现出了个性。
【注释】
[1]袁娅楠：《〈聊斋志异〉科举题材小说研究》，硕士学位论文，青岛大学，2020年，第3页。
[2]罗志田：《科举制废除在乡村中的社会后果》，《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
[3]王先明：《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6页。根据王先明定义的“绅士”概念：“无论举贡生员还是乡居缙绅（职官），凡是获得封建社会法律认可的身分、功名、顶戴，无论出仕未仕，一概属于绅士阶层。”（详见王氏此书第6页）循此观念，生员属于绅士阶层。
[4]袁娅楠：《〈聊斋志异〉科举题材小说研究》，硕士学位论文，青岛大学，2020年，第18页。
[5]《诗：穷秀才》，《射南新报》1924年第26期，第108-109页。
[6]蓑笠野人：《穷秀才叹》，《墨缘丛录》1912年第5期，第28页。
[7]布：《上下古今：从穷秀才谈到摩登学生》，《老实话》1933年第5期，第14页。
[8]同上。
[9]卢捷：《落魄文人出路的理想探索—— 略论“三言”“二拍”中的秀才形象》，《明清小说研究》，2009年第2期。
[10]刑培顺：《从〈陆判〉看蒲松龄的世俗理想》，《蒲松龄研究》2012年第1期。
[11]李国荣：《清朝十大科场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5页。
[12]《秀才有理》，《益闻录》1884年第390期，第418页。
[13]《秀才谋充粪夫头之奇闻（附图）》，《舆论时事报图画》1909年第8卷第14期。
[14]何元俊：《纸糊秀才（附图）》，《飞影阁大观画报》1902年第1期，第5页。
[15]王先明：《中国近代绅士阶层的社会流动》，《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
[16]王先明：《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4页。
[17]《秀才不秀》，《益闻录》1886年第593期第411页。
[18]《上编政事门：纪闻：中国部：四川：缉拿秀才》，《广益丛报》1906年第99期，第11页。
[19]王先明：《中国近代绅士述论》，《求索》1989年第1期。
[20]《竟有武秀才而作贼者（附图）》，《舆论时事报图画》1910年第2卷第28期，第5页。
[21]《秀才作贼》，《益闻录》1897年第1666期，第172页。
[22]张之洞：《劝学篇·内篇·去毒第九》，《丛书集成初编·劝学篇（及其三种）》，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91页。转引自：颜色：《绅士的慈悲还是利益的追逐？—— 中英鸦片贸易终结过程的研究》，《清史研究》2012年第3期。
[23]何玉泉：《鸦片烟论》，《教会新报》，874年第299期，第3页。
[24]《中国近事：宝庆府秀才倡乱》，《绍兴白话报》1900年第84期，第3页。
[25]《秀才扯毁选举榜（附图）》，《图画日报》1909年第51期，第11页。
[26]《记事珠：铁冷杂记：秀才补考诗》，《小说丛报》1916年第3卷第2期，第10页。
[27]同上。
[28]罗志田：《科举制废除在乡村中的社会后果》，《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
[29]王先明：《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84页。
[30]（明）冯奋庸编：《理学张抱初先生年谱》，清雍正刻乾隆增刻本。
[31]罗志田：《西潮与近代中国思想演变再思》，《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3期。
[32]《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之五百四十八，光绪三十一年八月。
[33]《黑龙江巡抚周树模奏遵章考取己酉科优拔摺》，《政府官报》1909年第819期，第13页。
[34]《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之五百四十八，光绪三十一年八月。
[35]陈明：《论自强当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利济学堂报》1897年第6期，第12-14页。
[36]丁伟志：《中国文化近代转型的启示》，《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年第6期。
[37]陈明：《论自强当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利济学堂报》1897年第6期，第12-14页。
[38]罗志田：《清季保存国粹的朝野努力及其观念异同》，《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2期。
[39]沈毓桂：《西学必以中学为本说》，《万国公报》1889年第2期，第17-20页。
[40]罗志田：《清季保存国粹的朝野努力及其观念异同》，《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2期。
[41]《奏议录要：滇抚林奏续遗学生并选员出洋添设中学教习摺》，《北洋官报》1903年第89期，第4-5页。
[42]《录山东学政尹谕各郡县生员告条原文》，《万国公报》1902年第158期，第29-30页。
[43]《论我国学校不发达之原因》，《广益丛报》1909年第206期，第4页。
[44]罗志田：《科举制废除在乡村中的社会后果》，《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
[45]《具悔结廪生蓝楹华生员刘槐香叶衍青监生刘嘉猷职员郑世馨等》，《画图新报》1888年，第9卷第2期，第16页。
[46]《中国近事：举人秀才看看》《力求出身》，《绍兴白话报》1900年第76期，第3页。
[47]《中国近事：宝庆府秀才倡乱》，《绍兴白话报》1900年第84期，第3页。
[48]《各省新闻：秀才见识》，《知新报》1901年第132期，第21-22页。(www.xing528.com)
[49]阿绮波德·立德著，陈美锦译：《穿蓝色长袍的国度》，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9年，第2页。
[50]王先明：《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8页。
[51]《论我国学校不发达之原因》，《广益丛报》1909年第206期，第4页。
[52]罗志田：《科举制废除在乡村中的社会后果》，《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
[53]《沂州府兰山县生员叚鸿恩等呈请设小学以倡风气并筹效法办法稿》，《济南报》1904年第123期，第7-11页。
[54]《本司支奉抚宪批上虞县生员赵翰章等禀试办渔利以充学费一案饬上虞县文》，《浙江教育官报》1909年第11期，第100页。
[55]《学辕批示：太谷县生员来锦业以棍徒破坏学堂割改卷》，《并州官报》1909年第104期，第22页。
[56]《本司支批永康县生员胡国杰控胡亨昌强夺贤租禀》，《浙江教育官报》1909年第7期，第33页。
[57]王先明：《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3页。
[58]罗志田：《清季科举制改革的社会影响》，《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
[59]张昭军：《科举制度改废与清末十年士人阶层的分流》，《史学月刊》2008年第1期。
[60]《政书通辑卷一：政务处奏举贡生员量予出路办法摺》，《政艺通报》1906年第5卷第4期，第14-16页。
[61]张昭军：《科举制度改废与清末十年士人阶层的分流》，《史学月刊》2008年第1期。
[62]《政务处奏通筹举贡生员出路摺》，《直隶教育杂志》1906年第5期，第2-4页。
[63]《政书通辑卷一：政务处奏举贡生员量予出路办法摺》，《政艺通报》1906年第5卷第4期，第14-16页。
[64]史锡芸：《来稿：书政务处议举贡生员出路摺后》，《中华报》1906年第499期，第2-3页。
[65]皮德涛：《废科举前后关于旧有举贡生员出路初探》，《上饶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66]《各省新闻：筹议举贡生员出路》，《山东官报》1905年第26期，第1页。
[67]《谕摺摘要：政务处奏准宽筹举贡生员出路章程六条》，《通学报》1906年第1卷，第7期第219-222页。
[68]《礼部奏生员考职用为佐贰杂职摺》，《通学报》1906年第1卷第13期，第414页。
[69]（清）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一百六，志八十一，选举一，学校一。
[70]《新闻录要：政治：示期考试生员出路》，《北洋官报》1907年第1304期，第7-8页。
[71]《示谕生员报考巡典》，《北洋官报》第1079期，第8-9页。
[72]《各省新闻：保送举贡生员考数》，《北洋官报》1906年第1088期，第9页。
[73]《政务处奏遵议举贡生员分别量予出路摺》，《北洋官报》1906年第944期，第2页。
[74]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论》，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二十二辑，台湾：文海出版社，第174页。
[75]史锡芸：《来稿：书政务处议举贡生员出路摺后》，《中华报》1906年第499期，第2-3页。
[76]王先明：《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7页。
[77]符杰：《秀才难得》，《点石斋画报》1893年第344期，第7页。
[78]《再定例文武生员准其兼袭世职食俸》，《中华报》1906年第562期，第15页。
[79]王先明：《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45页。
[80]《本署司批扬淮属下生员冯东旭等禀为场镇万难兴学请派员会同州县查办以杜玩搁而收实效由》，《江宁学务杂志》1908年第4期，第27-28页。
[81]王先明：《近代中国绅士阶层的分化》，《社会科学战线》1987年第3期。
[82]皮德涛：《废科举前后关于旧有举贡生员出路初探》，《上饶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83]《摺奏类一：又奏生员考职人数不足暂行停止片》，《政治官报》1909年第819期，第13页。
[84]张昭军：《科举制度改废与清末十年士人阶层的分流》，《史学月刊》，2008年第1期。
[85][日]山田贤著，曲建文译：《移民的秩序：清代四川地域社会史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第3页。
[86]秦安禄主编：《四川省志·人物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55-57页。
[87]张培爵：《张列五先生手札（三）》，《四川文献》1967年第57期。
[88]山田贤、顾长江：《“善”与革命—— 清末民初的四川地方社会》，《新史学》2019年第1期，第71-88页。
[89]《郭烈士殉路详情》，《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第七号》，清宣统三年六月初七日，成都铅印本。选自谢青等主编：《四川省图书馆馆藏四川保路运动史料书影汇编》，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546页。
[90]《阆绅烧点之爱国热》，《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第十二号》，宣统三年六月十六日，成都铅印本。选自谢青等主编：《四川省图书馆馆藏四川保路运动史料书影汇编》，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43页。
[91]张昭军：《科举制度改废与清末十年士人阶层的分流》，《史学月刊》2008年第1期。
[92]王先明：《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09页。
[93]秦安禄主编：《四川省志·人物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93-395页。
[94]同上，第394页。
[95]秦安禄主编：《四川省志·人物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90-391页。
[96]同上，第416-418页。
[97]张昭军：《科举制度改废与清末十年士人阶层的分流》，《史学月刊》2008年第1期。
[98]王先明：《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75页。
[99]秦安禄主编：《四川省志·人物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82-484页。
[100]同上，第466-467页。
[101]吴芳吉：《巴人歌》，《江苏学生》，1932年，第1卷第2期，第38-44页。
[102]王笛：《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38-39页
[103]王笛：《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17-1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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