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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文化的刻画符号-探索华夏文明

时间:2023-08-1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良渚文化陶器上的刻画符号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便有所发现。到了六十年代,在上海马桥遗址良渚文化地层中出土的陶器或残片上又发现了几个刻划符号,当时的发掘者已指出,“其结构与商代的甲骨文相近”。从良渚文化贵族墓地所出土的大量玉、石钺来看,这种解释无疑具有一定的考古依据。《良渚文化刻画符号》填补了国内良渚文化刻符系统研究的空白,拓宽和深化了良渚文化研究的思路与内涵。

良渚文化的刻画符号-探索华夏文明

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认为,文明时代“始于标音字母的发明和文字的使用”,并说“刻在石头上的象形文字可以视为与标音字母相等的标准”。恩格斯进一步认为,正是“由于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由此可见,文字虽不是文明的决定因素,却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文明因素。中国古代最早的文字体系见于商代的甲骨文,但甲骨文已是非常成熟的文字体系,在此之前必然经历了一个从发生发展到走向成熟的过程。仰韶文化陶器上的刻画符号为中国文字起源的探索提供了线索,而龙山时代的陶文应是其进一步发展的产物。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都发现了类似于文字的象形符号或多字陶文,而同时代的良渚文化在这一方面也毫不逊色,大量的考古材料表明,良渚文化已经出现了文字的迹象。

良渚文化陶器上的刻画符号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便有所发现。施昕更在良渚文化陶器上发现了9种刻画符号,而何天行在《杭县良渚镇之石器与黑陶》一文中也介绍了他在良渚文化黑陶盘上所发现的“黑陶文字”。到了六十年代,在上海马桥遗址良渚文化地层中出土的陶器或残片上又发现了几个刻划符号,当时的发掘者已指出,“其结构与商代的甲骨文相近”。李孝定对此进行了考释,认为可释读的有“五”、“七”、“有”等字。李学勤则认为李孝定所释的“七”、“有”二字应释作“戉”和“田”。

继刻画符号的不断发现之后,良渚文化又发现了多字陶符。在江苏吴县澄湖遗址出土的一件鱼篓形黑陶贯耳壸,腹部阴刻有4字陶文。此器造型如鱼篓形,口径8. 8厘米,通高12厘米,直口直颈,溜肩弧腹平底,肩附贯耳一对,器表打磨黑亮(图2-14)。对于这四字陶符,张明华与王惠菊等人指出“它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原始的文章,中国出现铭文的历史,可能因之而前推一千年”。对于这四个陶符的释读,他们认为“如果从左至右读,它们似乎记录了距今四千多年左右澄湖地区一个以鱼为图腾的强大的部落联盟,曾经征伐吞并了许多与之毗邻的擅长造船的氏族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如果自右至左读,这四个刻划似乎是一个以鱼为图腾的部落曾经制造了—批玉戚的记录。”陆思贤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的论证,认为“良渚文化鱼篓形罐上的‘原始文章’,是最古的太阳年星历记录,为研究中国古代历法的起源,提供了最宝贵的资料”。

对于吴县澄湖所发现的四字陶符,李学勤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这四个陶符应释为“巫戉五俞”,即“巫钺五偶”,也就是神巫所用的五对钺。从良渚文化贵族墓地所出土的大量玉、石钺来看,这种解释无疑具有一定的考古依据。而将第一个陶文释为“巫”,认为其与商周时期的“巫”有渊源关系,是指巫觋用来度量天地四方的工具,即两矩交叉的象形。关于这个刻画符号,不仅见于良渚文化,还见于崧泽文化、大汶口文化以及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出土的玉片上。这—符号在如此广大的地区一再出现,似乎表明了当时巫觋势力的强大。

图2-14 吴县澄湖贯耳壶及所刻陶符

(张炳火主编、良渚博物院编著:《良渚文化刻画符号》)

关于澄湖贯耳壸上所刻的陶符,《良渚文化刻画符号》一书重新对贯耳壸进行拍照并进行了精确的摹写,并且指出,贯耳壶上所刻陶符不是四个而是五个,图中左一与原左二符号之间为断笔,左一延伸出去的一横,结合符号布局来看,应该是一个有意刻画的符号,而非左一符号的飞笔(图2-14)。

无独有偶,1986和1987年,余杭县南湖在取砂时陆续出土了一百多件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和石器,其中在良渚文化的黑陶器上刻有较明显陶文和符号的有5件。在这5件黑陶器中,其中一件黑陶罐(编号为87C3-658),口微侈,广肩,鼓腹,圈足外撇,高26. 4、口径12. 8、腹径25、底径19厘米。烧成后在肩至上腹部位按顺时针方向连续刻出8个图案(图2-15)。图案集中且紧密相连,应具有一定的意义。李学勤对于这一组陶文同样进行了考释。他认为这些刻划符号实际上是环着罐口刻的,应当从上方观看,朝向罐口的是符号的下端,符号由左向右逆时针排列,其中原报告摹本中的5应是把两组符号分隔开的线,而摹本中的8应分成两个符号,这样就可以释读为“朱旗践石,网虎石封”,其意思是,朱旗去到石地,在石的境界网捕老虎。用网捕方法捉虎,见于甲骨文《殷虚文字缀合》387。

图2-15 余杭南湖所出多字陶符 (李学勤主编:《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

良渚文化的多字陶文除了这两例外,还见于现藏美国哈佛大学可乐博物馆中的一件贯耳壶上,陶文刻在圈足的内壁,横向成一直行。由于圈足有破损,最末的符号不完整(图2-16)。对于这一行陶文,李学勤与饶宗颐都有过摹写,但有一定的差异。尽管如此,其价值还是不言而喻的。饶宗颐还对这一行陶文进行了释读,并指出:“此一黑陶之刻文,已非同于一般孤立之符号,而应是相当成熟之文字记载,与甲骨文为同一系统,其重要性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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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6 沙可乐博物馆所藏多字陶符

(李学勤主编:《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

(上为李学勤摹写,下为饶宗颐摹写)

随着近年来良渚文化考古工作的持续进行,新的刻画符号材料层出不穷,尤其是近年来卞家山、庙前和庄桥坟等遗址的大量出土,为进行这方面的资料收集和研究提供了基础。2003—2006年,浙江平湖庄桥坟遗址出土了200余件陶器或石器上保留着刻画符号,这是目前良渚文化遗址中发现最多的。其中两件石钺上的刻画符号成组出现,似乎具有原始文字的表意功能。这一发现也推动了学术界对于良渚文化文字源起的研究。除了针对这一遗址所编的《平湖庄桥坟遗址刻画符号图集》外,良渚博物院还主编了《良渚文化刻画符号》一书。刻画符号对于中国文字起源的意义重大,囿于历年来良渚文化刻画符号资料的发表比较零碎、不成系统,而学术界对于这一方面的资料需求又较为迫切,因此,全面收集、整理良渚文化刻画符号的考古资料并将之发表出来,就成为一项富有学术意义的基础性工作。《良渚文化刻画符号》填补了国内良渚文化刻符系统研究的空白,拓宽和深化了良渚文化研究的思路与内涵。全书收录带有刻画符号的器物554件,符号总数为656个,包含3000余张精美出土文物图片,以及相应的拓片、摹本。收录范围空前广泛,涉及遗址众多,尤其是在许多遗址的发掘资料尚未整理完毕的情况下,诸多重要的器物符号能够首先出现在这本图录中,为良渚文化刻画符号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庄桥坟遗址共有240余件器物发现了刻画符号,这些刻画符号大部分发现于陶器上,但有9件石器出现刻画符号。大多数的刻画符号以单体形式出现在器物上,也有近30件器物上出现2个(含2个)以上的刻画符号。多数的符号较为简单,笔画数也较少。陶器上的刻画符号大多在烧前形成,石器上出现的刻画符号与陶器上的多有相似之处,但其中2件残石钺的两面均发现了良渚文化比较独特的刻画符号。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徐新民等学者研究后认为这应该是良渚文化的原始文字。

庄桥坟石钺T101②:10,上端残,有个双面管钻孔,刃部弧,刃缘有疤痕,表面经抛光。残高9. 2、刃宽9. 9厘米。石钺上的刻画符号分两面,《良渚文化刻画符号》一书认定的A面六个符号排位于穿孔右下方(图2-17:1),B面则遍布图画式符号(图2-17:2)。而徐新民等人研究时认定的A、B面正好相反。他们认为,A面从刻划的方式观察,除个别线条略弧外,其余笔画均为直线或折线,依笔顺方向和字形观察,此面应该自上而下释读。右上角刻有4个单元的“字节”,从笔画的布局看,可认为是一个字,也可理解为多个字。这4个单元的“字节”无论是一个或多个字,都相对完整地表达了某种意义。左上角的字也由直线组成,似乎难于拆分“字节”。其余笔画,组成了一个酷似某种动物的象形文字(图2-17:2)。B面的右侧共有6个文字,依照A面的释读顺序,这组文字可自上而下成列,但也不排除横向自左而右或自右而左成排。笔画刻的较浅且简单,虽然字形略有不同,但从字体结构、刻划方法观察,系2个字重复出现3次,连字成句(图2-17:1)。

图2-17 庄桥坟出土石钺上的刻符

(张炳火主编、良渚博物院编著:《良渚文化刻画符号》)

石钺H41:1,残,青灰色板岩。仅残存器体的中段,单面钻孔,表面经抛光。残高5. 7、残宽11厘米。A面笔顺和笔画组合布局观察似可分成3个字,笔画繁复,多直线和折线,少弧线,这3个字也可拆分成多个单元的“字节”。从笔顺和字形观察,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释读均可(图2-17:3)。B面的上端是有2个并列的单体字,可能表达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意义。因石钺残缺,下半部的字有所残缺,笔画繁复,线条粗细深浅不一,但多直线,少弧线的风格仍与其他字一样。也许这么繁复笔画的字由多个字重叠而成,只是我们难于将其分层释读(图2-17:4)。根据上述的分析,徐新民等人得出如下判断:“庄桥坟遗址两件石钺的原始文字,除西T101②:10B面的6个字笔痕较浅,风格略有不同外,其余字刻的方法基本一致,说明其刻字方式和笔顺较为规范。这些原始文字不同于其他单体刻画符号那样孤立地出现,而是可以成组连字成句,目前我们将其完整释读较为困难,但其具备文字特有的表意功能。庄桥坟遗址有20余件陶器上出现了2个(包括2个)以上的字符,其重复出现的多个字符与甲骨文也可以相比较,如M79:8带盖鼎的3个鼎足侧面上各有1个与西T101②:10B面成列的第一个字相似的字符。综上所述,我们有理由认为庄桥坟遗址的这些原始文字已是较为成熟且初具系统的文字。”

综上所述,在良渚文化时期,诸文明因素已经相当完备,虽然这种文明因素的简单相加并不能完全表明文明的产生,但是如果按照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国家起源》一书的理论模式,以国家的出现作为文明起源的标志,那么拥有金字塔式的社会等级结构以及巫、政合一的强制性权力机构的良渚文化应该已经迈入到了文明的殿堂,其灿烂的文明之光对于以后中华文明的形成做出了重大贡献。而良渚古城遗址能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说明良渚文化的文明成就已逐渐得到了世界上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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