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寺文化中的良渚文化与华夏文明

在中原的核心地区，华夏文明的早期代表当属陶寺文化，此后又历经整合交融，才逐渐形成以中原为中心的中国早期文明。

陶寺遗址位于山西省襄汾县东北陶寺乡，距离县城约6公里。从1978年至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山西省临汾市文物局共同组队对该遗址进行了15个季度为发掘，发掘面积7000平方米。2015年12月发掘报告历30年后终于出版，揭开了陶寺遗址的神秘面纱。

1999年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再次对陶寺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钻探与发掘，重点在于寻找和发掘大型建筑。2001—2002年陶寺考古取得重大突破，遗址中发现一座大型城址。2002年又判定在陶寺中期城址之前还存在有陶寺文化早期的城址。此后陶寺城址内又陆续发现若干重要遗存，有大型建筑基址、墓葬以及带有暴力遗存的灰沟等。至此，陶寺文化的内涵已经越来越清晰。

关于陶寺文化的绝对年代，有一个逐步认识的过程。高天麟、张岱海、高炜撰文专门探讨当时还被称作龙山文化陶寺类型的年代与分期，认为陶寺类型可分三期，遗址的上限约当公元前2500—2400年，下限为公元前1900年。张岱海在《陶寺文化与龙山时代》一文中已称陶寺类型为陶寺文化，并认为“陶寺遗址的年代经碳十四测定约当公元前2500—2000年之间，前后延续了五百年之久，并被分为早、中、晚三期”。

何驽在对陶寺文化的谱系进行系统研究后认为，陶寺文化早期年代约为公元前2300—前2100年，大约延续了200年。估计陶寺文化中期的绝对年代为公元前2100—前2000年，大约延续了100年。陶寺文化晚期的绝对年代为公元前2000—前1900年，大约延续了100年。这样陶寺文化的上限为公元前2300年，下限为公元前1900年，大约延续了 400年。

韩建业对晋西南豫西西部庙底沟二期——龙山时代文化的分期与谱系进行系统研究后将本地区的文化分为三大阶段，其中第二阶段约为公元前2600—2200年。该阶段南、北两区文化遗存的面貌存在显著差异，其中北区遗存，虽然相对年代和庙底沟二期类型晚期同时，但不宜再将其牵强的纳入“庙底沟文化系统”，而应当采用“陶寺类型”或“陶寺文化”这样的新名称。

上述观点的分歧主要表现在陶寺文化早期始于何时？究竟是公元前2600年还是公元前2500年，抑或是公元前2400年？

陶寺文化分早、中、晚三期没有疑义，关于其绝对年代，姗姗来迟的《襄汾陶寺》发掘报告的数据或许更为可信。报告中公布了陶寺遗址历年来20个碳十四测年数据，其中14个为有效数据。发掘报告推测早期二组的年代约为公元前2400—前2300年间。晚期二组中有4个测年数据比较接近，中间值为BC2085—BC2043，大致代表了晚期二组或略早的年代。晚期二组灰坑H303出土木炭的测定年代为BC1886—BC1688，似乎偏低，作为孤例，其年代范围上限或与实际年代较为接近。那么陶寺文化的绝对年代大约是公元前2400—1900年。陶寺文化的早期相当于龙山时代，晚期则已进入文献上记载的夏王朝的纪年范围。这一阶段正是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格局的形成阶段，也是早期华夏文明兴起的时期，为后来华夏文明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龙山时代的中原地区，陶寺文化无疑最为引人注目，在良渚文化逐渐走向衰亡之际悄然崛起，成为中原华夏文明的先导。苏秉琦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中充分肯定了陶寺文化的文明成就，并认识到这一文化受到的多源影响：“陶寺大墓殉葬成套的庙堂礼乐器、漆木器，反映了比红山文化更高一级的国家形态。圆腹底斝、鬲原型可追溯到内蒙古中南和冀西北，彩绘龙纹与红山文化有关，扁陶壶序列的近亲只能到山东大汶口文化寻找，俎刀更要到远方的浙北杭嘉湖去攀亲。……从中原区系的酉瓶和河曲地区的三袋足斝的又一次南北不同文化传统共同体结合所留下的中国文字初创时期的物证，到陶寺遗址具有的从燕山北侧到长江以南广大地域的综合体性质，表现出晋南是‘帝王所都曰中，故曰中国’的地位。”

立足中原而又广泛吸收周边文比的优秀因素，使得陶寺文化得以异军突起，这也正是后来二里头文化乃至殷商文明崛起的重要原因。在陶寺文化诸多外来因素的影响中，良渚文化的因素较为突出，试述如下。

中国史前超大型城址迄今为止发现的数量仍屈指可数，主要有良渚城、石家河城、陶寺城以及石峁城。石家河城址位于长江中游的湖北天门，在上述四大城址中面积最小，只有120万平方米左右，城墙堆筑，城壕宽阔，城址的性质似乎与控制洪水有关。石峁城规模最大，面积可达400万平方米，属于北方的老虎山文化。但石峁城的城墙为石头垒砌，厚度一般不超两米，更具军事防御色彩，与陶寺城址的性质不同。况且，石峁城的年代晚于陶寺城，不可能对陶寺城产生影响。这样看来，中国史前超大型城址中，唯一与陶寺城相接近的就是良渚城了。从年代上来看，良渚城址的年代可达距今5000年左右，远远早于陶寺城址，完全有可能对陶寺城址的整体布局产生影响。

关于良渚古城遗址，如前所述，平面略呈圆角长方形，正南北方向，南北长约1910、东西宽约1770米，总面积约300万平方米。城墙内外均有护城河，水路为主要交通方式。共有8座水城门，每面城墙各2座。在南城墙的中部还发现1座陆路城门。良渚古城内有莫角山宫殿区，城外还有规模更加宏大的外城及水利系统。可以说良渚古城遗址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是中国5000年文明的杰出代表。

纵观中国史前的龙山时代，涌现出大量的史前城址，主要集中在黄河中下游与长江中上游。然而像良渚古城这样的超大型城址并且能够彰显文明成就的寥寥无几，陶寺大城城址几乎是唯一的代表。

陶寺古城分两个时期。早期城址位于陶寺遗址东北部，大体呈圆角长方形，南北长约1000、东西宽约560、周长约3600米，面积约56万平方米（图3-1）。陶寺文化的兴起直接伴随城址的出现，意味着陶寺文化从诞生之始就打上了都邑文化的烙印。城外西南部有大片墓地，其中6座大墓随葬玉钺、玉琮、玉璧、鼍鼓、石磬、石厨刀、木案、木匣、漆豆、彩绘蟠龙纹陶盘、彩绘壶等珍贵礼器，墓主人可能就是早期古城的统治者。中期大城略为圆角长方形，复原面积应在280万平方米左右（图3-1）。在其东北部发现面积上万平方米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基础中发现奠基人牲，附近出土同期的砷铜容器口残片、石厨刀、彩绘陶器等，该夯土宫殿建筑或许为陶寺古城的中心所在。中期小城的中部有半圆形的大型天文观象台类遗迹，或兼具祭祀功能。西北部则有大片墓地，其中最高规格墓葬以M22为代表，仅残留随葬品中就有玉钺、玉戚、玉琮、玉璧、玉兽面冠状饰、玉璜、彩绘陶簋、漆豆等贵重物品，以及整齐排列的成组石厨刀、木案、一劈两半的猪牲等，墓主人或为陶寺古城的最高统治者之一。

图3-1 陶寺城址位置图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等：《山西襄汾县陶寺中期城址大型建筑ⅡFJT1基址2004—2005年发掘简报》）

良渚古城内有明确的宫殿区，那就是莫角山宫殿区，宫殿区内有多座大型宫殿基址。2005—2007年，根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相关课题的工作安排，在陶寺城址继续发掘，探索宫殿区布局和区划。发掘表明，陶寺城址内大型夯土基址ⅠFJT3及其上主体殿堂柱网遗迹的发现，以其1万余平方米宏大的台基基础、直径达0. 5米的粗大柱洞（柱础石直径为0. 3米），确证了陶寺城址宫殿区以及宫殿建筑的存在，从而填补了陶寺遗址作为都邑聚落在功能区划上的最后一个、也是最核心的空白。2012年对宫殿区一带的钻探情况表明其周边存在有围垣遗迹。自2013年3月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联合持续对陶寺遗址疑似宫城城墙进行发掘。2017年继续扩大发掘面积，基本廓清了宫城城墙堆积、结构、年代、发展演变等问题，并较为全面地揭露了疑似南东门址和东南拐角处的侧门，取得重大收获。陶寺宫城基址保存较为完整、自成体系、规模宏大、形制规整，并具有突出的防御性质。陶寺宫城的发现，使得陶寺遗址“城郭之制”完备。陶寺很可能是作为中国古代重要都城制度内涵的城郭之制的源头或最初形态。

从上述的比较可以看出，陶寺中期的大城与良渚古城的规模非常相近，面积都在惊人的300万平方米左右，这在龙山时代众多城址中完全是鹤立鸡群。而城内的布局与内涵也极为相似，由宫殿区构成的宫城以及高等级的贵族墓地，彰显了国家与文明的形成。良渚古城的始建年代可以早到距今5000年左右，而陶寺中期大城则属于较晚的龙山时代，两者之间惊人的一致性不得不让人产生联想，陶寺中期大城的布局是否源于良渚文化？

毫无疑问，陶寺文化所处的晋南地区不仅属于中原地区，而且还是中原的核心地区，即苏秉琦所说的以关中、豫西、晋南为核心的中原地区。中原地区在文明起源的模式上有其自身的特色，韩建业称其为“中原模式”，此外还有“东方模式”与“北方模式”。韩建业以为，早在庙底沟时代，中国大部分地区就已经初具社会分化、家族凸显、男权军权凸显等一般趋势，又初步形成社会发展的三种不同模式，开启了早期中国文明起源的先河。“中原模式”的特点是生死有度、重贵轻富、井然有礼、朴实执中，这些实际上也成为后世中国文明的核心特质。

具体到大墓的随葬品上，中原模式与东方模式迥然不同，以良渚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模式盛行厚葬，随葬大量的玉礼器，富贵并重，奢侈浪费。而中原地区的大墓仅有少量的随葬品，几乎看不出明显的贫富分化。

2006年灵宝西坡遗址进行了第6次发掘，发现仰韶文化中期晚段大型墓葬2座及其他中、小型墓10座，出土了陶器、骨器、石器、玉器等随葬品。其中大型墓葬为M27、M29。M27为带生土二层台的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口长约5米，宽约3. 4米，墓主人为一成年男性，身边未见任何随葬品，脚坑中放置9件陶器。M29结构与M27相似，墓口长约4米，宽约3. 3米，随葬品只有6件陶器。M27和M29规模宏大，墓室和脚坑上盖板并覆盖编织物，在同时期墓葬中均属罕见，但墓中并无奢侈品随葬。M27中唯一显示等级的物品是在中小型墓葬中基本不见的一对大口缸。而本次发掘获得4件玉钺，均出自发掘区北部的中型墓葬中。

类似的情况还见于河南孟津妯娌遗址，属仰韶文化庙底沟二期类型的聚落和墓地。墓葬中一般没有随葬品，即使惟一一座面积达20平方米左右的大墓，也仅在墓主人手臂上套一象牙箍。这座大墓的规模、二层台的设置、象牙箍的存在，都显示出主人具有较高的身份和地位，但随葬品却少之又少。

到了王湾三期文化时期，中原地区已出现大量城址，王城岗城址用人牲来奠基，说明当时的社会分化已进一步加剧，然而就墓葬而言绝大多数墓葬却没有随葬品。

陶寺文化的墓地在中原地区却是一个例外。如前所述，陶寺早期小城城外西南部有大片墓地，其中6座大墓随葬玉钺、玉琮、玉璧、鼍鼓、石磬、石厨刀、木案、木匣、漆豆、彩绘蟠龙纹陶盘、彩绘壶等珍贵礼器，墓主可能就是早期古城的统治者。中期小城西北部有大片墓地，墓主人或为陶寺中期古城的最高统治者。从早期到中期，陶寺文化不仅在城址上变化较大，大墓的丧葬理念亦有较大变化，但厚葬之风却一如既往。以最高规格的墓葬M22为例，形制为竖穴土坑墓，墓圹为圆角长方形，开口长5、宽3. 65米，墓深约7米。

墓壁陡直，墓底平坦。四壁有五周嵌入式手抹草拌泥宽带，用途不明，但站在墓内视觉装饰效果甚佳（图3-2）。墓室四壁底部共发现壁龛11个，用于放置随葬品。仅残留随葬品中就有玉钺、玉戚、玉琮、玉璧、玉兽面冠状饰、玉璜、彩绘陶簋、漆豆等贵重物品，以及整齐排列的成组石厨刀、木案、一劈两半的猪牲等。从M22的随葬品看，早期大墓习见的世俗陶器群和木、陶、石礼器群皆不见，而变为崇尚玉器、漆器和彩绘陶器，它们都有可能扮演着新礼器群的角色。也就是说，陶寺文化到了中期，大墓的厚葬之风越发明显，如此奢华的厚葬风格根本不像是中原传统，更像是东方模式在中原地区的复制，尤其是良渚文化的厚葬传统。对此韩建业认为：“与良渚文化相比，陶寺类型虽不算内向封闭，花费在玉器等奢侈礼器上的精力也比良渚文化少，但骨子里还是类似良渚文化的‘东方模式’性格：过分强调等级分化和社会分工，仍显奢侈浪费。这样的社会在传统上同以朴实为主的中原和北方文化显得格格不入，或许是其不能持久的原因之一”。

图3-2 陶寺ⅡM22平面照（北—南）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等：《陶寺城址发现陶寺文化中期墓葬》）

此外清凉寺墓地位于山西芮城，主体上属于陶寺文化，是陶寺文化向南发展的另一处重要墓地。墓地中大墓的厚葬风格乃至随葬品与葬俗也表现出以良渚文化因素为主的东方模式的特点。

陶寺文化的特点是兼收并蓄，博采众长，广泛吸收周边先进文化因素。苏秉琦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认为“陶寺大墓殉葬成套的庙堂礼乐器、漆木器，反映了比红山文化更高一级的国家形态。圆腹底斝、鬲原型可追溯到内蒙古中南和冀西北，彩绘龙纹与红山文化有关，扁陶壶序列的近亲只能到山东大汶口文化寻找，俎刀更要到远方的浙北杭嘉湖去攀亲”。

何驽在综论陶寺文化的谱系时探讨了陶寺文化的来源，认为“陶寺文化早期部分个性因素由于在临汾盆地找不到其源头，这些因素突然出现在陶寺文化早期，意味着其来源或渊源可能更加广泛，有些是直接的借鉴，有些是间接的启发，部分文化因素似乎源于客省庄二期文化、大汶口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良渚文化等。因此，目前我初步推断，陶寺文化的形成以庙底沟二期文化晚期的文化因素为主体，汇聚黄河中游客省庄二期文化的部分因素以及其他一些尚不明来源的文化因素，并受到长江中游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某些因素的影响，构成了一个内涵异彩纷呈的都邑文化。至陶寺文化中期，这种都邑文化会聚四方文化因素精华的现象更加突出，使陶寺文化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化在学者中再无疑问。”。

上文谈到陶寺文化大墓的厚葬传统并非中原所有，而是受到东方文化的强烈影响。而来自东方的文化因素中，有一些器物是良渚文化所特有的，因此一定是源于良渚文化。

陶寺大墓的随葬品中，以玉琮为代表的玉礼器，是良渚文化因素的典型代表。关于玉琮，前文已有详细介绍，这是良渚文化特有的玉礼器，影响极其深远。除玉琮外，玉璧与玉钺在良渚文化大墓中也大量出土，从而形成以琮、璧、钺为核心的礼器系统。中原地区的史前墓葬则很少随葬玉器，前述河南灵宝西坡遗址第6次发掘的两座大墓中均无玉器，4件玉钺均出自发掘区北部的中型墓葬中，其他墓葬中玉器出土更少。但到了陶寺文化时，大墓中开始出现较多的玉石器，琮、璧、钺这些在良渚文化中常见的玉礼器开始现身于陶寺墓地中。据《襄汾陶寺——1978—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一书的统计，随葬玉石器的墓葬共有220座，随葬玉石琮13件，玉石钺99件，玉石璧84件。而后来发现的陶寺文化中期小城西北部墓地中，最高规格墓葬M22中仅残留随葬品中的玉器就有玉琮、玉钺、玉戚、玉璧、玉兽面冠状饰、玉璜等，以至于发掘者推测到了陶寺文化中期，大墓的丧葬理念发生了较大变化，礼器群由早期大墓习见的世俗陶器群和木、陶、石等演变为崇尚玉器、漆器和彩绘陶器等。如果说玉璧、玉钺在红山文比、凌家滩文化以及大汶口文化中也广泛发现的话，玉琮则是良渚文化因素特有的表现。

据陶寺遗址1978—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13件玉石琮出土于13座墓葬，琮的质料有软玉3件，似玉8件，石质2件，制作的都比较精致，表面光润。琮的形制，包括外方内圆和圆形两类，都是扁矮的单节，按其形制可分为五型（图3-3）。上述玉琮仅仅是陶寺遗址1978—1985年发掘所得，此后的历次发掘中凡是陶寺遗址的贵族大墓基本上都出土玉琮，如此多的玉石琮出土揭示了良渚文化与陶寺文化深层次的文化交流。

图3-3 陶寺遗址出土的玉石琮

1.Ⅰ型（M3174：2）2.Ⅱ型（M3161：5）3.Ⅲ型（M3448：1）4.ⅣA型（M1271：4）5.ⅣB型（M1282：2）6.Ⅴ型（M1267：2）

良渚文化之后散见于中原龙山文化体系的玉、石琮，一般形体矮小，纹饰简单，没有良渚玉琮上繁缛的兽面纹。陶寺文化墓中出土的玉石琮也不例外，器形不仅都是扁矮的单节，而且多素面，没有繁缛的兽面纹，原先宗教法器的内涵可能有所改变。但无论如何改变，其源头一定来自良渚文化。

除玉琮外，另一种带有良渚文化鲜明印记的器物就是厨刀。据《襄汾陶寺——1978—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载，共发现石刀21件，其中有19件出土于一类和二类大墓。这些石刀出土时常置于木俎或圆案上，刀旁常见猪肋骨或肢骨，从而将刀、俎与猪骨之间的关系表现得十分真切，为石刀、木俎的性质、用途以及定名提供了确切证据，由之可判定这类石刀都是用来切割牲体的厨刀（图3-4）。

图3-4 陶寺M2168出土的木俎及俎上的猪骨与石刀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襄汾陶寺：1978—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

陶寺遗址出土的石刀从形制来看，整体均呈扁平状。分刀身与刀柄两部分，除1件作短直柄，其余都是位于刀身上方的斜柄。一般是在刀身下缘至锋端磨出双面刃，个别的从锋尖至刀身上、上下缘都出双面刃。经观察，刀的刃部几乎都有使用过程中形成的缺损。个别柄部有朱砂痕迹。依刀身与柄部形制分出六型，有的型内又分出并列的亚型。

陶寺遗址出土的这些石刀性质是明确的，就是厨刀。从形制上看，这些厨刀源于良渚文化。但在良渚文化中，这类石器从定名到用途都存在争议，或称破士器，或称“V”字形石刀，或称耨刀等。关于良渚文化的这种石器，前文在介绍良渚文化的稻作农业时已有较详细的介绍。简言之，安志敏根据陶寺大型墓葬中也出土类似的石刀，认为其性质当属厨刀，与农具无关，而不宜称作“破土器”。牟永抗、宋兆麟认为这类石器应称斜把破土器，与开发水田有密切关系，这种破土器严格地讲就是开沟犁，并复原了这种农具的安柄和用法。林华东根据这种石器的形制特点将其分为A、B、C三型，以为这种石器既非破土器，也不是厨刀，而是铜耨刀的前身，可称为石耨刀，是一种适合于稻作的复合式农具，并且复原了与破土器不同的装柄方法（图2-3：2）。

良渚文化的斜柄石刀石材大多为角页岩，微痕观察显示，部分器物器表有稻科植物的植硅石擦痕，因此这类石器可能是一种用于稻田作业的农具。(www.xing528.com)

良渚文化的“V ”形石刀作为这种石器的祖型，最初并不一定用作厨刀。这种器物石材大多为角页岩。微痕观察显示，部分器物器表有稻科植物的植硅石擦痕，因此这类石器可能是一种用于稻田作业的农具。

何驽认为，或许“V ”形石刀从良渚文化传播到陶寺文化后其功能有了本质的改变，但是“V ”形石刀的信息源属于良渚文化是不容置疑的。这一点和良渚玉琮传播到陶寺文化之后从形制到纹饰乃至功能都发生了改变是完全一致的。

陶寺文化出土的彩绘龙纹盘非常引人注目（图3-5：1），龙的形象在后来的中华文明中更是成了图腾的象征。在陶寺文化之前，龙的形象就早已出现，但与陶寺龙相去甚远。1987年在河南濮阳西水坡发现一座形式奇特的墓葬，内有以蚌壳摆塑的龙虎图案，其年代定在距今6000年左右（图3-5：2）。然而西水坡蚌塑龙的形态与后世龙的造型颇为一致，而与陶寺龙纹相去甚远。红山文化玉礼器中龙的形象较为常见，内蒙古三星他拉村发现的玉龙。龙体呈C字形，高26厘米，是一整块玉料的圆雕，通体琢磨，光洁圆润。龙体伸曲刚劲有力，长鬣高扬，显得极有生气（图3-5：4）。这种形态的龙对后世影响很大，与商周玉龙，特别是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玉龙相似，堪称殷商玉龙之鼻祖。红山文化另一种形态的龙为玉猪龙，以牛河梁第二地点M4出土的为例，龙头作兽首形，大耳，圆眼，吻部前凸，口略张开，体蜷曲如环，环孔和背上小孔均为对穿。整体扁圆、厚重、光洁（图3-5：3）。红山文化的玉猪龙与陶寺彩绘龙纹的形象相距较远，而“C”形龙整体蜷曲如环，看起来与陶寺彩绘龙纹较为接近，但仔细观察，其实差别甚大，尤其是头部与身上的纹饰。归根结底，陶寺的彩绘龙纹实际上是蛇纹，这从其蟠曲的形态、躯体饰弧形片彩象征的蛇皮纹及口吐长信等特征，表现得淋漓尽致。据朱乃诚研究，这种蛇形龙纹源于良渚文化的细线刻划蛇纹。

图3-5 陶寺彩绘龙纹盘与西水坡蚌塑龙及红山文化玉龙

1.陶寺M3072 2.西水坡M45 3.牛河梁第二地点M4 4.三星他拉

据朱乃诚研究，1936年施昕更在浙江余杭良渚一带发现了一片刻划有蟠曲形纹饰的陶片（图3-6：6），这是后来研究确认为良渚文化蛇形纹饰的最早发现。此后在良渚文化分布区域内发现的这类蛇形纹饰还有数例，见图3-6所示。朱乃诚将以上发现的陶器上的蛇纹，按它们的细部特征，归纳为三种，并且根据器物的共存关系，将良渚文化中细线刻划蛇纹的流行年代定在距今4600年至距今4300年之间。从形态上分析，陶寺彩绘龙为蛇形，其尾在中心、头在外的蟠曲形态与良渚文化的细线刻划蛇纹的形态基本相同。从年代上分析，陶寺彩绘龙的年代正落在良渚文化刻划蛇纹流行的年代范围之内。据此推测陶寺彩绘龙源自良渚文化 。

图3-6 良渚文化的细线刻划蛇纹

（朱乃诚：《良渚的蛇纹陶片和陶寺的彩绘龙盘——兼论良渚文化北上中原的性质》）

1.草鞋山M198 2.福泉山M65 3.福泉山M101 4.金山亭林采集5.奉化名山后 6.良渚一带出土 7.福泉山M74

良渚文化的祭坛已发现多座，如浙江余杭瑶山、汇观山、反山、海宁大坟墩、奉化名山后、上海青浦福泉山、江苏昆山赵陵山等，几乎遍及整个环太湖地区。瑶山、汇观山祭坛皆依山而建，赵晔认为按照构筑方式的不同，良渚文化的祭坛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依山式，瑶山、汇观山祭坛可为代表。还有一种是起地式，如以大坟墩为代表的土筑祭坛，取土在平地或低矮的遗址上堆成覆斗形，平面上有目的地区分色块以示不同的寓意。这类祭坛数量较多，分布较广，规模较小，当为一般性的宗教性活动场所。

依山起建的高等级的良渚文化祭坛，最有代表性的当属瑶山祭坛与汇观山祭坛。前文在论及良渚文化的贵族墓地与祭坛时已有较详细的论述。高等级祭坛的兴建除了与贵族墓地密切相关外，瑶山、汇观山祭坛可能还兼有观象的功能，并进一步影响到陶寺文化的祭坛与观象台。

如前所述，瑶山祭坛修筑于瑶山山顶，顶部平整，平面呈方形，有里外三重土色。最里面的一重土偏于东部，是一座“红土台”，平面略呈方形，基本为正南北方向。第二重土为灰色土，围绕在“红土台”四周，平面呈“回”字形，堆积剖面呈方角沟状，沟壁较直，平底。围沟内灰色填土疏松，未见任何遗物。在灰土围沟的西、北、南三面，是黄褐色斑土筑成的土台，台面上散见较多的砾石，大小不一，推测土台原来可能铺有砾石台面。灰土围沟东面为自然山土。祭坛南侧有13座良渚文化大墓，分成南北两行，排列比较整齐（图2-11）。

汇观山祭坛形制与瑶山祭坛十分相似，建在汇观山山顶，海拔约22米。祭坛是利用自然的山体修凿而成。祭坛平面基本为长方形，正南北向，东西长约45、南北宽约33米，在中部偏西的位置，为祭坛中心的灰土方框，以挖沟填筑的方式，用青灰色粘土做成，从而在平面土色上，形成了回字状的内外三重的形式。祭坛的主体形式复原为覆斗式，东西两端呈阶梯状的结构。在汇观山祭坛的西南部发现清理了4座良渚文化的大墓，其中M 4打破了祭坛灰土方框的西边，破坏了祭坛的原有格局。

1999年至2001年，为了复原和展示汇观山遗址，对汇观山祭坛的主体部分进行了复原性的保护。为此刘斌通过长期的观测与研究，发现了祭坛的观象功能。他在祭坛的中心竖立起标杆，测量日影的变化和日出日落的方位。经过两年多的观测与思考，终于对祭坛的形态意义有了些理解，发现祭坛原初的设计功能应该是用来观测太阳方位进行测年的场所。

观象台的发现源于刘斌对灰土围沟性质的思考。瑶山祭坛与汇观山祭坛都是三重土色的回字形结构，山顶祭坛主体部分的土台是东西长南北短的东西向长方形，而灰土框的形态却是南北长东西短的南北向长方形。从较为完整的汇观山祭坛的顶部平面看，灰土框偏于西部，在整个祭坛平面上缺乏对称性。如果仅以形成祭坛平面土色结构为平面设计，那么这种布局则显得有些不够合理。

汇观山祭坛保存得相对完整，主体部分为正南北方向，长方形覆斗状结构。在中部偏西的位置，为祭坛中心的灰土方框，外框南北长13. 5米，东西宽约12米；内框南北长约9. 5米，东西宽约7米。构筑灰土框的围沟直接开凿在基岩上，宽约2. 2—2. 5米，口部较为整齐。经测量回字形四角所指方向，分别约为北偏东45度、135度、225度和305度。通过两年的实地观测，刘斌发现冬至日，看到日出的方向正好与祭坛的东南角所指方位一致，约为北偏东135度左右，而日落方向正好与祭坛的西南角所指方位一致，约为225度左右。夏至日，看到日出的方向正好与祭坛的东北角所指方位一致，约为北偏东45度左右，而日落方向正好与祭坛西北角所指方位一致，约为305度左右。春分、秋分日的太阳则恰好从祭坛的正东方向升起，从祭坛的正西方向落下（图3-7）。

图3-7 汇观山祭坛与观象

（刘斌：《神巫的世界》）

这样准确的规律显然不会是偶然的巧合，而且祭坛灰土框的修筑，除尺寸和角度之外，所在位置也应是经过精心设计与选定的。因为即使同样的方位角，所在位置不同看到的日出日落参照点也会不同，若将灰土框移位，则会因为山脉的遮挡而无法在同样的角度看到日出日落。

汇观山祭坛东面围沟中有3个东西向的坑，基本将东面围沟分为均匀的四段。刘斌认为这可能是用于观测日出方位的标记，中间的H2正好对准祭坛灰土框的中心，两点对应则正是春秋分的日出位置。

瑶山祭坛虽然在尺寸上比汇观山祭坛略小，但所修筑的回字形灰色土框，四角所指方向却是基本一致的。瑶山祭坛回字形灰色土框，外框南北长约11米，东西宽约10米；内框南北长约7. 6米，宽约6米。经测量回字形四角所指方向，分别约为北偏东45度、135度、225度和305度，与汇观山祭坛完全一致，观象功能也完全一样（图3 -8）。瑶山祭坛的东北角、西北角以及正西方都恰好与远山的两峰之间的凹缺处相对应，正南方则正对馒头山的顶峰，这样的对应位置很显然应该是经过实地勘测后选定的结果。虽历经数千年却仍能准确地观测确定一个回归年的周期，这毫无疑问证实了祭坛的实际功能。

图3-8 瑶山祭坛与观象

（刘斌：《神巫的世界》）

继良渚文化之后，陶寺遗址发现了更为确切的观象台。200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局合作发掘陶寺城址，其中在陶寺中期小城东南发现一座大型夯土基址，编号为ⅡFJT1，当时推测这有可能是兼具观象授时与祭祀功能为一体的多功能建筑。2004—2005年又进行了进一步发掘，对ⅡFJT1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发掘表明，ⅡFJT1基址由环形路基和台基组成，背依陶寺中期大城内道南城墙Q6，向东南接出一个大半圆形建筑，总面积（不包括城墙）约1740平方米（图3-9）。基址的核心为观测点，这处遗迹是2004—2005年发掘最重要的收获。根据精确测绘与实地观测，东1—东12号缝中线皆可交汇于该点的圆心上，由此判定其功能主要应为观测点。观测点遗迹与东1—东12号缝是一个完整的系统，时代应为陶寺中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为了验证该遗迹的天文观测功能，自2003年12月21日至2005年12月22日共进行了73次实地模拟观测，并发表了相关资料与成果。

图3-9 陶寺ⅡFJT1平面图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等：《山西襄汾县陶寺中期城址大型建筑ⅡFJT1基址2004—2005年发掘简报》）

关于陶寺大型建筑基址ⅡFJT1的性质，天文学家的研究成果也大都支持观象台的观点。如刘次沅对陶寺观象台遗址的外观形态，用天文方法分析了12个测缝与日出日期的对应关系和天文学作用，对比了考古队的模拟观测与理论计算的结果，分析指出，测缝E2—E12对应于一周年的日出方向，大致均分，产生一个不均匀的时间体系。E1对应于“月南至”，提供一个18—19年的年代指示。这是一个集礼仪祭祀和观象授时为一体的建筑。

武家璧等撰文认为，陶寺遗迹ⅡFJT1具有明确的夯土中心观测点和夯土圆弧形墙上挖出的12道狭缝，被认为是古人用来观测日出以确定季节的观象台。对该遗址各特征点位置进行了精确的测量，对其中E2、E12缝的中心线方位角和对应远山仰角测量数据进行了天文学分析。结果显示，现代夏至和冬至太阳升起时，接近E2、E12缝，但不能恰好进入。由于黄赤交角的长期变化，在考古学确定的年代（公元前2100年前后），太阳升起一半时，夏至太阳位于E12缝右部，冬至太阳位于E2缝正中。这令人信服地证明，ⅡFJT1是古代观象台的遗址。

陶寺遗址除了观象台外，还在中期大墓中发现了一根特殊的漆杆，何驽认为，漆杆原来的用途很可能用作圭表系统测量日影的“游标圭尺”。这一方面表明陶寺文化同时存在圭表测影系统和柱缝观测日出两套系统，另一方面暗示柱缝系统的春秋分日期是通过圭表系统测量日影长度来确定。

在前述陶寺中期大墓ⅡM22中出土了一根漆杆，编号为IIM22： 43。漆杆残长171. 8厘米，复原长度为180厘米。漆杆被漆成黑绿相间的色段加以粉红色带分隔，显然具有特殊功能。如此长的漆杆直径却只有2—3厘米左右，应当说机械强度不足以承担任何兵器柲的功能。漆杆上黑绿相间的色带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测量用标杆（图3-10上）。

图3-10 陶寺ⅡM22出土漆杆及春分、秋分日影测量示意图

（何驽：《山西襄汾陶寺城址中期王级大墓IIM22出土漆杆“圭尺”功能试探》）

在IIM22中还出土了一件玉琮，位于墓室东南壁龛内的漆匣内，与两件玉戚共出。玉琮边长5. 2厘米，高2. 8厘米，孔径4. 4厘米，壁中段最薄处0. 4厘米，刚好可以套在直径2—3厘米的漆杆上（图3-11）。何驽认为这件玉琮是与圭尺配套的游标，据此将漆杆称为“日影游标圭尺”，简称“游标圭尺”，并据《周髀算经》等古代文献绘制了日影测量示意图（图3-10下）。

图3-11 陶寺ⅡM22出土玉琮

（何驽：《山西襄汾陶寺城址中期王级大墓IIM22出土漆杆“圭尺”功能试探》）

何驽在论文的附记中称：“经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陶寺史前观象台的考古天文学研究’课题组根据陶寺IIM22：43漆杆复制的圭表测影实验证实，陶寺2009年6月21日中午12：38圭尺影长约41厘米，比判定的陶寺夏至影长39. 9厘米略长，赵永恒认为系四千年来黄赤交角变化所致。圭尺观测实验成功。”

综上所述，陶寺文化的观象台与良渚文化颇为相似，都是通过观测太阳的运行轨迹来测年。而陶寺大墓中出土的漆杆“圭尺”，进一步验证了观象台的观象功能。良渚文化中期以后像瑶山、汇观山这样的祭坛与观象台已不复存在，但在一些玉璧上出现了鸟立祭台的图案，这是否是在高台上立表观象呢？倘如是，这种观象方式将是陶寺“圭尺”乃至后世晷仪的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