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法概论：宪法与人权的良性联动

工业化发展使得生产力迅速提高的同时，也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威胁和损害，并对原有的社会关系带来了冲击和挑战。特别是在工业化启动早期，人类对于工业化的认知尚不清晰，对于工业化的后果以及负面影响也缺乏理性分析。在这种情况下，消解工业化的副作用，驾驭工业化，应该说是相当晚近的事情。以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完成工业化的国家英国为例，工业化的迅速发展带来了环境的损害，而由于对环境污染风险的认知不足，以致到20世纪中期，环境污染问题已经到了危害人类生命健康的程度，1952年冬季最严重的雾霾时期，短短几天内，伦敦死亡人数为4000人，因支气管炎以及各种心脏疾病而死亡的达到1000多人。伦敦雾霾还造成各种呼吸系统疾病，肺炎、肺癌、流行性感冒等的发病率显著增加。^[7]为了解决大气污染问题，1956年英国政府颁布了 《清洁空气法》，这是世界历史上第一部治理大气污染的法律，取得了积极成效。而美国1955年的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致使400多人因中毒、呼吸衰竭而死亡，推动了美国环境保护立法。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还在1970年推动成立了环境保护署，专司环境保护之责，解决工业化和现代化带来的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问题。

由于人类对于工业化的危害和风险估计不足，给自然环境和生态保护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和挑战，到了20世纪50年代以后，酸雨、海洋污染等环境问题越来越呈现全球化、国际化的趋势，给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威胁。1972年6月，第一次人类环境与发展会议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并发表了 《人类环境宣言》，次年1月，联合国统筹全世界环保工作的组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成立，其使命是 “激发、推动和促进各国及其人民在不损害子孙后代生活质量的前提下提高自身生活质量，领导并推动各国建立保护环境的伙伴关系”，任务是 “作为全球环境的权威代言人行事，帮助各政府设定全球环境议程，以及促进在联合国系统内协调一致地实施可持续发展的环境层面”。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成立和工作掀开了人类共同治理环境的新篇章。人类的环境和生态问题的原因复杂多样，其中一个非常直接的诱因，就是工业化的推进对自然资源的过度汲取和对环境的肆意掠夺，因此，如何调适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人的关系，是工业化时代必须予以解决的重大问题和历史难题。以法治的方式规范工业化进程，设定环境保护和自然资源使用的标准，对破坏环境和滥用自然资源的行为进行惩戒，并赋予公民环境权，强化环境保护与治理的国家责任，也是遏制工业化对自然资源和环境过度汲取风险的重要制度途径。(www.xing528.com)

人类近现代史很大程度上是在工业化生产方式基础上展开的。英美等海洋国家之所以在近代依托经济贸易逐渐发展起来，先后成为世界范围内享有阶段性霸权的资本主义国家，其生产力发展的源泉就是工业化大生产使得劳动生产率得到了极大提高。与此同时，工业化和资本主义改变了人类既有的社会关系，工业化的节奏和现代化的喧闹打破了农耕社会田园牧歌式的生活，传统的以农村为生产生活空间的熟人社会逐步演变成以城镇居住为主的陌生人社会，政治统治的基础和模式都发生了改变。工业化带来的对自然环境和社会关系的冲击与改变，需要从政治领域予以调适和抑制，而这种制度装置，迄今为止较为有效的就是法治和人权。只有将工业化及其伴生物城镇化、市场化、信息化等现代性因素纳入法治的轨道，并以人权和制度化为手段，通过劳动权、参与权、生存权、环境权、救济权等具体的公民权利制度与实践消解工业化的负面作用，维系最低限度的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平衡，从而也为公共生活的持续和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制度保障。这种协调工业化时代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最根本的法律制度和政治架构，就是现代社会赖以存在和展开的根本制度框架——宪法。唯有将工业化、法治和人权纳入宪法和人类整体发展的框架之中统筹协调，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才能获得最为基本的制度和伦理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