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以审判的方式来惩处战犯本身就与疏导民愤相悖，因为战犯审判是二战后才真正意义上付诸实践的创举，代表着正义、文明与进步，然而，这却与传统的中国民众的诉求大相径庭。在此之前，除了流于形式的莱比锡审判之外，战败国之待遇，士兵之处理完全取决于战胜国，而不存在来自法律的约束，譬如晚清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皆是如此。但在抗日战争——中国百年来第一次得胜之战以后，却要以审判的方式来文明地对待“宿仇”日本，中国民众不能理解就显得不为奇怪。
在广州法庭对曾任香港总督的陆军中将田中久一执行死刑的时候，民众的行为就十分能够反映其真实诉求：
刑车在3时35分出发，巡游了全市一遍，万人空巷，到处的民众，都站的街旁水泄不通，个个都狂呼着“抵死抵死”！有些受害的，更是摩拳擦掌的说：“给我们割一片肉也是不为过的吧！”……（行刑之后）一群民众逐渐向死尸抢着去观看，可是他死后还有一些颤动，民众处于愤激把他的尸抬高起来，抛在地上，还有些受害的人，用石头报复平日的仇恨。……“还要用这样好的棺材葬他做什么？一张草席包了不是够么？”民众愤愤的说。[51]
可想而知，民众怀揣着的是复仇泄恨的心态。然而，国民政府最终选择对战犯进行文明审判，这种落差必然会减损饱受日军欺凌的民众的泄愤之感。各地审判中，田中久一行刑时的状况并不是个例，在南京，谷寿夫、酒井隆、矶谷廉介、野田毅、向井敏明、田中军吉等高职级将领或杀人狂魔行刑时，都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并引起各报社长篇不绝的报道。而且，不独是“著名”战犯，也不独是行刑之时，即便是普通战犯的某次庭审，也会引起民众高度关注，从中同样可窥探其诉求，比如，北平法庭公审时，间谍持原武修坚决不承认曾为日军提供情报，公审结束后，旁听的学生就意犹未尽地发问：“为什么不灌他们凉水？”[52]对刑讯的看重说明他们并不理解依法审判的程序和意义，学生尚且如此，遑论教育程度不高的普通民众了。
由于审判本身具有文明属性，所以民众的复仇诉求只能通过文明渠道实现，也就是检举战犯。截至1946年7月2日，民众控告的案件有13万之多。[53]然而，这些案件多凭回忆生成，清晰度极低，不仅犯罪事实描述不清，只知姓氏而不知名也是常有之事。[54]而且，早在1945年12月18日，战犯处理委员会就已决定，对于人民控诉之“无稽案件”不必提列战犯。[55]所以，纵然积极参与，效力却十分匮乏，这无疑又会令民众失望。(www.xing528.com)
另外，即便姓名和犯罪事实都能明了，民众检举的战犯也不一定能被绳之以法，这主要因为审判后期有倾向性的引渡工作。前文已述，国民政府引渡战犯优先选择罪行重大者或指挥官，然而，更为广泛地与民众相关的战犯实际是一般的暴行的执行者，即下级军官或宪兵，他们不在罪行重大者或指挥官之列。1948年5月25日，战犯处理委员会第86次常会上讨论的事项十分能够说明问题：
日战犯除影佐祯昭等5名外，业经奉令不在引渡，江苏嘉定地方法院院长蒋善初检举杀害其兄蒋祥启（麟昌）之日人星野五郎一名，一再要求引渡法办，应如何办理请公决。[56]
对此，战犯处理委员会的决议是“存查”，但是，直到审判终止，此案也没有再被常会讨论，而根据被判决的战犯名录可知，星野五郎并未被引渡来华受审。可见，此时的国民政府只能顾及影佐祯昭（陆军中将，上海特务机构梅机关之机关长）之流的重要战犯。受制于此，知法明理的嘉定法院院长尚不能为亲人申冤，何况法律知识匮乏的普通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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