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文本中模糊语词的技术特征研究

法律文本中模糊语词的规范运用，首先关乎的是立法的形式性问题和技术性问题，其次才是对语词意义范围的考量。潘庆云认为，“从微观方面来看，立法技术指的是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和文字表达的规格。”^[40]模糊语词的立法运用即是立法文字表达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观汉语的日常运用习惯及其在立法领域内的异变，任何企图通过技术性手段来消除法律模糊性的解决方案都暗示，这种观点是理论家们的一种误读和空想。在模糊语词的研究中，立法学虽然同模糊数学、文学以及语言学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但受领域性语言特征的影响，模糊语词的技术化处理方式绝对有所差异。众所周知，法律的规范性和明确性要求构成国家立法中首要的形式标准。即便承认模糊性属于语言的基本属性之一，规范性和明确性要求仍然优先于模糊性标准。因此，对于模糊语词的技术化处理，不仅要遵从法律的领域性要求，同时也要在具体适用中做出针对性处理。Reed Dickson认为，与其他语言的弊病不同，模糊语词并非立法领域中的一种语言弊病。^[41]同时，模糊语词在多大程度上为法律适用者所接受，取决于法律适用者的需求——例如司法机关和执法机关对自由裁量权的向往——因此，模糊语词的立法运用，不可过分放任模糊语词的开放性特征，亦不可过度约束其灵活性。

在法律文本中模糊语词的规范运用问题上，立法者应当承认这一客观事实：无论立法者采取何种方法，都无法完全消除语词的模糊性。这是因为，模糊语词的语义模糊问题是该类语词本身固有的一种属性，它无法通过技术化的手段彻底消除。但是，技术性手段虽然不能消除语义模糊问题，却能够有效地防止模糊性的扩散。例如美国立法机关所采用的模糊语词（词组）简化技术，使用 “because” 来替代 “because of the fact that”、使用 “by” 来替代 “in accordance with”、使用 “adapt” 代替 “accommodate”、使用 “lack”代替 “unavailability” 等，有助于降低模糊语词的认知差异。^[42](www.xing528.com)

又如概念界定技术的运用。在某些立法中，法案起草者在使用生僻语词或模糊语词之后，会利用定义条款来明晰该语词的含义。例如美国对 “合同”一词的概念认知有所差异。同时，“合同” 与 “协议” 等词的含混、边界交叉、边界模糊等问题也导致商事合同争议屡屡发生。为此，《美国统一商法典》 第16条对 “合同” 一词加以界定（并同 “协议” 一词对比使用），“‘过错’ 指不当行为、不履行义务或违约”。显然，此种概念界定技术在某种程度上明晰该语词的具体含义。汪全胜教授对此提出，法律文本中概念界定技术的运用能够有效地避免语词的歧义、模糊性和不必要的重复。^[43]所以，即便定义条款本身亦存在某些模糊语词，但是，“语词选择+概念界定+文本控制” 方法的运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约束语词的模糊性。^[44]由此来看，国外立法者对立法技术（包括语词表达技术和篇章、条款设置技术）的运用，确实能在一种程度上缓解语词的模糊状态。当然，如果一项立法引发的理解冲突较多，司法案件频发，那么，这说明立法者在模糊语词的技术性处理上有待改进，同时也需要更为精细化的立法方案来解决模糊语词的运用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