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时代的舆论通过比对明确的法条规范，容易造成监督监狱执法工作偏失，但是对监狱矫正领域的认知与评价，普通网民不具备足够的基础知识。新媒体舆论对监狱履职的监督首先聚焦在监狱的执法领域。
2009年，我国司法领域受到网络的极大关注。这种网络关注从看守所开始，并慢慢转移到监狱。2009年2月，云南省晋宁县看守所发生“躲猫猫”事件被网络曝光，舆论哗然。“躲猫猫”一词，成为2009年度网络流行语，位居十大流行语第二。[9]不幸的是，看守所并没有在网络聚焦下逐渐淡出，而是越陷越深。在这之后，看守所随即发生了一系列被关押人员非正常死亡，并被安上各种匪夷所思的死因，“洗澡死”“床上摔下死”“噩梦死”“睡姿不对死”“发狂死”“抠粉刺死”“激动死”，[10]引起网民对公正执法的质疑，矛头直指政府公信力。有了看守所非正常死亡的铺垫，当监狱发生突发事件时，不管事件是正常的还是非正常的，网络民意有了“非正常”的先入为主的意象。看守所关押的是未经审判的犯罪嫌疑人，隶属公安条线。监狱关押的是经过法院审判的罪犯，隶属于司法条线。普通民众对看守所和监狱不作区分，因为都是关押场所，是同质的公权力，所以将他们归为一类。因而，网络民意对看守所的质疑，毫无阻碍地得到了印证。从2009年3月开始，监狱罪犯脱逃事件接连发生。当年10月17日，呼和浩特第二监狱4名罪犯脱逃使“中国监狱第一次领略到什么叫：焦点”，[11]网络民意对监狱的聚焦达到了最高点。2009年50件热点舆情事件网民关注度前10名中，呼和浩特越狱案位列第7名。
由于监狱的封闭性，人们对于监狱的运行状况知之甚少，新媒体舆论也不例外。以批判的眼光来审视监狱，新媒体舆论能触及的是监狱的执法，对于监狱的矫正它还没有足够的能力来加以评判。因此，新媒体舆论对监狱的质疑，实际上是对监狱执法的质疑，而对矫正方案进行理性批判的时代还没到来。
新媒体时代对监狱执法规范的质疑，是传统的对话结构失衡的大爆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公共领域一方面是一个提供讨论的具体场所，但是另一方面，也是一种仅存在于人的思想和意识范围内的某种价值理念。”[12]民众有讨论公权力运行的原始欲望，从停留在“思想和意识范围内”到网络这一“具体场所”的实现，对监狱执法的质疑必然来势汹涌。(www.xing528.com)
2009年前后5年，我国监狱罪犯脱逃事件屡见报道，而以2009年为最[13]（见图1）。这是新媒体时代的迅猛发展壮大的一年，“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对2009年77件影响力较大的社会热点事件的分析表明，其中由网络爆料而引发公众关注的有23件，约占全部事件的30%”[14]，新媒体网络已成为新闻舆论的独立源头。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一份判决对监狱执法实务产生了导向性的影响。2011年1月5日，呼和浩特第二监狱原监狱长因玩忽职守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15]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监狱长因为失职而受到的最为严厉的惩罚。它向社会表明了政府整顿监狱管理的决心，但它同时向全国的监狱长传达了以“安全为天”的导向信息，这是一把无可奈何的双刃剑。没有人因为矫正效果的不理想而受到严厉的惩罚，监管不安全产生的社会效果远比矫正取得的效果大，执法规范与罪犯矫正的天平再次向前者倾斜。新媒体网络对监狱执法规范的质疑开始影响执法规范的实务。
图1 2009年前后5年我国部分监狱罪犯脱逃事件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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