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遍主义”成为“问题”,首先表现为中国在参与全球文化交往过程中是为“普遍主义”辩护还是拒斥“普遍主义”的态度对立问题。粗略看来,对立的双方似乎是一种反思性的关系,也就是说,二者实际上谁也不能真正克服对方,而是表现为同一件事情的既相互矛盾又相互作用的两个极端。一方面,只要不放弃对外开放的基本立场,只要文化间的交往不中断,就必然存在一些使交往得以可能的基本前提,这些前提无法以拒斥“普遍主义”的名义彻底否定;另一方面,无论是在西方社会内部还是在非西方社会,对“西方中心论”乃至“文化中心论”的批判早已蔚然成风,同时,国际和文化间的交往现实也一再表明,以任何一种文化或价值体系为基础的均质化、普遍化的文化交往策略都是不合时宜的。
显然,只要我们停留于对“普遍主义”问题的这样一种抽象的外部反思中,无论是所谓拒斥“普遍主义”还是为“普遍主义”辩护的立场都不可能得到真正彻底的贯彻。因为,二者最终都必须向对方作出让步。拒斥“普遍主义”的观点可能并不反对为文化交往寻求共同的“规范框架”和“伦理底线”,为“普遍主义”辩护的观点可能也仅仅是满足于承认并列举一些基本的、零零碎碎的所谓“普世价值”。互相让步的结果是,争论双方据以出发的立足点以及争论本身都变成了一种虚假的对立。(www.xing528.com)
因此,十分必要超越上述外部反思的抽象对立,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视野出发对中国发展的“普遍主义”问题做一番初步的考察。作为我们考察的事先引导,同时也作为考察所要进一步落实的基本环节是:(1)从黑格尔哲学关于“普遍性”原则的理解,来澄清一般所谓“普遍主义”问题的现代性根源;(2)从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引申出一种超越“普遍性”原则以及黑格尔意义上的“世界历史”的思想视野;(3)通过分辨从属于黑格尔与马克思两种思想视野的“普遍主义”问题的实际内涵,来提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践经验可能具有的超越“普遍性”文化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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