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理论性质与中国理论创新的解析

讨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性质”,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自然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观点,而对这种观点最简明、最集中、最直接的表达便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一”条:“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1]毫无疑问,“改变世界”与“解释世界”的对照,包含着马克思对“哲学家”亦即“理论家”们的一种根本性的批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费尔巴哈”章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批评的更为具体的表述。

马克思在评论“德国哲学批判”的种种努力时写道:“青年黑格尔派完全合乎逻辑地向人们提出一种道德要求,要用人的、批判的或利己的意识来代替他们现在的意识,从而消除束缚他们的限制。这种改变意识的要求,就是要求用另一种方式来解释存在的东西,也就是说,借助于另外的解释来承认它。……他们只是用词句来反对这些词句;既然他们仅仅反对这个世界的词句,那么他们就绝对不是反对现实的现存世界。”^[12]可见,“哲学家们”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的要害在于,“解释”的差异以及由此展开的意识形态领域的冲突在根本上并不触动“现存世界”,相反,只是“借助于另外的解释来承认它”。这一点可以说道出了迄今为止的一切现代性范围内的“理论”论争的实质。

同样是在“费尔巴哈”章中,我们也可以看到马克思关于“改变世界”的较为具体的论述:“实际上,而且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13]如果说“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仍然是要求将意识形态的冲突引导到它们运行于其上的实践基础从而扬弃单纯意识形态论争的话,那么事情的全部关键就在于理解何谓“使现存世界革命化”。为了更好地澄清马克思所谓“改变世界”的含义,我们不妨在此引入海德格尔的一个质疑:“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之间是否存在着真正的对立?难道对世界每一个解释不都已经是对世界的改变了吗?对世界的每一个解释不都预设了:解释是一种真正的思之事业吗?另一方面,对世界的每一个改变不都把一种理论前见(Vorblick)预设为工具吗?”^[14]

我们知道,在海德格尔的心目中,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理论沉思”乃是人类最高的“实践”活动,因而他一方面将欧洲近代以来的现代性文明视为西方形而上学传统(作“沉思”的一种展开方式)的实现,同时把现代性历史天命的克服亦即存在史的新开端仍然寄望于有别于“哲学”的“思之事业”。由此不难理解,当海德格尔将马克思的“改变世界”规定为“在当今进行统治的”生产—实践,从而把马克思主义指证为“当今之思想”时,正是通过颠倒“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之间的优先地位,来曲解马克思所谓的“改变世界”的^[15]。

海德格尔对马克思的根本误解在于:(1)将马克思关于“人”的基本理解完全等同于黑格尔哲学“关于人的理论想法”,即等同于作为现代性支配原则的抽象主体性;(2)将“改变世界”的活动看作是处于与“理论”的“狭隘关系”中的“实践”,即作为“理论”之单纯应用的现代“劳动”^[16]。这些误解的直接后果是,马克思主义完全处于黑格尔哲学的笼罩之中,从而不可能具有任何真正意义上的“革命性”。

诚然,马克思的“生产”乃至“历史”概念指的确实是“社会之社会性”和“人作为社会存在体”的自我生成:“对于社会主义的人来说,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17]。并且,马克思也确实从黑格尔那里继承了“把生命解释为过程”的基本思想^[18]。但是,在马克思对“人”“社会”以及“历史”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理解中,还包含着这样一个本质重要的方面,即“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

这里所谓的“自然界”不是“逻辑的抽象概念”在感性的、外在的形式下的复现,不是名为“自然界”的思想物。相反,是“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中生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19]。正是对“现实的自然界”(“自然界的人的本质,或者人的自然的本质”)通过人的劳动(对象性活动、感性活动)而诞生的历史过程的洞察,为马克思提供了完全不同于黑格尔哲学的思想基地,从而使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具有完全不同于“解释世界”的近代“理论”的性质。

首先,当“全部历史”被发现是“为了使‘人’成为感性意识的对象和使‘人作为人’的需要成为需要而作准备的历史”时,马克思便拥有了与黑格尔完全不同的关于“人”“社会”和“历史”的基本想法。并且,作为人与人和人与自然关系的现实载体的私有财产和自然科学,也因此摆脱了作为“理性”(意志和思维)、精神、上帝等“想象的历史主体”的单纯确证的面目,即失去了其纯粹“异化”(外化)的性质。由此,我们便可以在“私有财产及其富有和贫困——或物质的和精神的富有和贫困——的运动”中发现“人的本质和自然界的本质的全部丰富性”生成“所需的全部材料”,从而发现“私有财产的运动”为作为“历史之谜的解答”的共产主义运动提供“经验的基础”和“理论的基础”的积极本质。同样,我们也可以在通过工业和自然科学形成起来的感性的自然界中发现“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的展示”,并因而可以在“自然科学对人的现实的历史关系”中,洞穿自然科学的“抽象物质的方向或者比如说唯心主义的方向”,发现它作为“人的科学的基础”的真实意义^[20]。

其次,正是在马克思对作为“历史之谜的解答”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经验中,包含着所谓“改变世界”或“使现存世界革命化”的全部意义:“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21]也就是说,马克思所谓的“改变世界”根本就不是在“旧世界”的范围内即在传统“理论”支配下的动变,——这种“动变”与其说是对“世界”的改变,不如说是“旧世界”的再生和轮回——而是“世界”整体或“世界”本身的变革,是“世界”在新的生存原则支配下的全面更生。(www.xing528.com)

最后,马克思主义作为“共产主义运动”的自觉意识,既在“内在规定性”上不同于作为资本时代生存原则的近代“理论”,也在“形式上”不同于处在与其“实践”之狭隘关系中的“准先验性”的理论“假设”。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始终是对现实生活本身自我更生的可能性及其条件的“描述”。由此,马克思称他的“理论”工作为“真正的实证科学”,即既有别于思辨性传统哲学,又有别于实证主义的现代科学的“历史科学”。这种“真正的实证科学”或“历史科学”始终以直面和追踪现实生活的自我批判为己任,因而始终要求一种以“改变世界”为基本诉求的理论批判的具体化。

现在,让我们结合以上关于一般“理论”观念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性质的论述,来考察什么是当代中国语境中“理论创新”的基本主题。当然,这种考察首先又应当以所谓“当代中国语境”的先行澄明为基础。

概括而言,当代中国仍然处于由植根于欧洲传统的“世界历史天命”所支配的一种被动的因而必然的“现代化”进程中。不过,近一个半世纪以来的“现代化”进程表明,所谓“世界历史天命”从来就不是唯一的支配力量。一方面,尽管无论是从经济基础还是上层建筑的领域来看,整个民族生活实践及其自我解释的方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古代文化传统依然以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方式发挥着潜在而深刻的作用;另一方面,尽管无论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还是从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建设历程来看,离马克思所揭示的人类社会“最后一个对抗形式”的克服,亦即“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的终结还为时尚早,但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始终指引和规范着民族生活实践的各个方面。

谈论当代中国语境中的“理论创新”,无疑要将上述三个方面的因素完全纳入考察的范围,也就是说,要以构成和促进、理解和解释当代中国的基本情势为其根本目标,而这种基本情势包括:(1)必须回应来自欧洲传统所支配的“世界历史天命”的挑战;(2)必然依托于民族文化传统来做出这种回应;(3)应当在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成果的指引下做出这种回应。

显然,在这样粗略地勾勒出来的“理论创新”目标中,既包含着建基于一般“理论”观念之上的“理论创新”的内容,也包含着从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性质的“理论创新”的内容。因为,一方面,在对植根于欧洲传统的“世界历史天命”的回应中必然包含着“向对手的致命的学习”,“落后就要挨打”是历史上的惨痛教训,哪怕仅仅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和独立,也必须在现代技术领域努力追随和赶超西方,而保障这种追随和赶超的核心之点就在于科学技术的“自主创新”;另一方面,由于中西方文化精神的根本差异,由于科学技术在本质上不允许仅仅被当作一种生活手段来对待,科技进步和物质财富持续增长的要求必然从根基上冲击历史地承袭下来的社会生活的组织原则,因此,社会的转型是一个同样必然的历史任务,而这便要求一种远为艰难的“文化创新”。

“文化创新”的艰难首先表现为根本方向上的歧义性。无论是马克思主义传统,还是传统文化,以及西方现代文化作为当代中国社会生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实际构成因素,都在某种程度发展成了具有一定独立性的思想和话语系统。因而,似乎各自都构成一个观照当代中国社会现实的相对独立的视角。各个视角之间交叉和转换的可能性,使得人们往往对同一个社会现象在不同的语义关联中做出十分不同的意义判断。

在我们看来,突破这种歧义性的关键在于,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石和灵魂的“哲学创新”在当代中国一切“理论创新”(包括所谓科技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等)中的核心地位。其基本的理由倒不仅仅在于马克思主义在当前意识形态领域中占据的主导性地位,而是在于它已然占据和必然持续占据着这种主导性地位的内在根据:首先,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解当今世界历史天命和中国文化之历史性处境的思想视野,已经实际地参与到了近一百年来我们生活世界自我更新的历史进程中,成为当今中国社会生活中最基本的构成要素之一;其次,马克思主义作为以“改变世界”为基本导向的批判性理论,相较于西方近代以来“知识”性质的“理论”,在通达(理解和解释)革命性的社会变革上具有天然的优越性;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作为对西方现代文明自我批判的自觉意识,不仅实际上促进了西方现代文明的自我调整,更为一切后发现代化国家提出了在谋求“现代化”的过程中克服西方现代性弊病的历史性课题,这一点也正是当代中国“理论创新”的根本旨趣所在。

所谓“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石和灵魂的‘哲学创新’”,简单说来,就在于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哲学的奠基。如果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概念尚未获得完全充实的内容的话,那么,这恰恰表明,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石和灵魂的“哲学创新”工作,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提法中已经被带到了历史的前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