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体系是法理学中的重要理论与实践问题，在我国古代法理学中已引起了重视，并开始从理论与实践上加以研究。
中华法系源于李悝的《法经》，商鞅携《法经》入秦，改法为律，主持秦国延续一百余年的改革活动。虽然，增加了一些具体法律，但篇目仍然未有变化。直至西汉初年，萧何制定《九章律》，就是在《法经》六篇的基础上（即《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具法》）增加《兴律》《厩律》《户律》，就是说，初步形成了由九个部门法构成的法律体系。
在魏晋时期，法律体系又有了进一步完善。魏律将《具律》列为首篇，并改名为“刑名”，主要规定刑法条目、体例和一些原则，对《汉律》结构进行了改革，确定为十八篇。晋律又在魏律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将魏律的“刑名”篇分为“刑名”和“法例”两篇，列于律文之首，作为刑法的总则部分。同时，对法律体系又作调整，共计二十篇，已粗具规模，基本上能适应当时的需要。应该说，在南北朝时期，《北齐律》的法律体系是比较完整的。因此，法史学者把《法经》的发展沿革一般表述为：《法经》—《秦律》—《汉律》—《魏律》—《北齐律》—《隋律》—《唐律》—《宋刑统》—《元典章》—《明大诰》—《清律》。到清末，中华法系的法律体系基本消亡，而由现代法律体系所代替。当然，这里也经历了不少斗争。应该说，隋朝的《开皇律》是一个重大变革，不仅体系庞杂，而且条目众多，高达数百条，还有一些法律原则（主要是一些刑法与刑诉原则），为唐代制定带有标志意义的封建法律体系——《永徽律》（即保存下来的《唐律疏议》）奠定了基础。
这一时期中国法理学发展有重大贡献，不仅有了比较完备和相当完善的封建法律体系，并有了在中国周围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唐律疏议》，而且还提出了一些法律原则（主要是刑法原则）和刑法总则方面的理论。这主要有：
1.关于共犯方面的理论
在《唐律》中确定了“共同犯罪”的犯罪形态，并将它划分为“正犯”和“从犯”两种，不仅在犯罪情节上有区别，在量刑上也有不同。一般来讲，正犯判刑从重，从犯则作从轻或减轻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关于主犯、从犯的划分，便是对我国古代刑法的合理借鉴。
2.罪刑法定原则
这个现代刑法的重要原则，在我国古代刑法体系中也可以寻找到它的渊源，我国古代就有学者提到过这条原则。“又律法断罪，皆得以法律令正文，若无正文，依附名例断之，其正文名例所不及，皆勿论。”[1]当然，这是学者的观点，但在当时影响很大，事实上对判决产生过实际作用。
3.判例法的运用
中华法系，历来不承认判例的法律效力，就是说，不承认判例法，即使现在也是如此。但是，却不否认判例的参考价值，尤其在刑法方面，因每个具体犯罪情节不同，不可能适用判例法；但在民事裁决上，参考判例是有一定意义的。《晋书·刑法志》便论述了好几个民事判例的适用。(www.xing528.com)
4.确立了源于礼法制度和封建等级特权的刑事法律制度
从曹魏开始便有将“八议”列入刑法典的主要内容，特别是《北魏律》和《北齐律》，正式将“十恶”与“八议”一起写进刑法。起初，“十恶”称为“重罪十条”，《开皇律》改名为“十恶”，即“一曰谋反，二曰谋大逆，三曰谋叛，四曰恶逆，五曰不道，六曰大不敬，七曰不孝，八曰不睦，九曰不义，十曰内乱”。“十恶”属于重罪，有“十恶不赦”之说，即根据礼法制度的要求对十种犯罪要加重或从重处罚。“八议”的情况则相反，将犯有八种犯罪的罪犯交由中央处理，使封建贵族特权在刑法上有明显体现，即八种犯罪可以由中央从轻处理。这八种人犯罪，“大者必议，小者必赦”。[2]这八种人是“亲”（指皇帝的宗室亲戚）、“故”（即皇帝的故旧）、“贤”（指贤人君子）、“能”（即政治、军事方面有才能的人）、“功”（有大功勋的人）、“贵”（有一定级别的官爵者）、“勤”（对国家有卓越贡献的人）、“宾”（指前朝皇帝及其后裔）。
5.法律形式的变化
汉代法律形式基本定型为律、令、科、比。律，即国家制定的法律规范总称。令是汉代承袭秦代的法律形式，主要指将皇帝发布的诏令整理为系统的令。科，主要是对律令条文的解释与细化。比，是指已经判决并经朝廷认可的典型案例。到了晋朝，将律与令严格区别，有所谓“律者八，以正罪名，令者八，以存事制”[3]，明确规定为三种法律形式，即律、令、敕事三种。律指国定之法律规范，令指一时的法律制度。违令有罪者，依律定罪处刑。敕事，与“科”相同，指判决之案例，但一般不具有法律效力，可作参考。
6.进一步细化民法制度
我国古代法律大多是刑法，即使有些民事法律也规定在刑事法律之中，如户律、田律等。自晋代以后，民事立法，如婚姻、财产和土地等有关规定进一步细化，如《晋律》中，曾颁布过“占田令”或“均田令”等封建土地等级占有制。
7.法律解释的范围与作用越来越大
自北魏开始，法律解释的作用越来越大，特别是晋律对魏律的改进，如张裴、杜预等律家对法律的解释起了很大作用。这时的法律解释，已由文法解释（即字义解释）发展到扩充解释和限制解释，直到《唐律疏议》前后已与被解释的法律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使法律解释成为法理学中的重要内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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